在瘋狂中保持清醒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子終於有了結論。一九八九年二月，圍牆頹倒的半年前，十歲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時被擊倒；克利斯當場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槍。

被告的四個年輕的士兵，兩個被判無罪，因為他們只是口頭髮出命令："射！"用槍射擊高定腳部的士兵判了兩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釋；最重的，是開槍射殺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法官對被告解釋他的判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不是法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親說："對，我滿意了。殺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審案期間，許多東德人寫信給這個母親："你就饒了那年輕的士兵吧！他有小孩，還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復生……"克利斯的母親說："他有小孩，還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來也會有小孩、有前途的，誰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親滿意了，不滿意的人卻很多。法官的判決，並沒有回答任何基本問題：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嗎？法官援引當年納粹的審判，說是個人良知必須超越國法軍令，可是，在戰後的審判中，也有法庭認為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問罪昨天的標準。東德的守衛當年是在捍衛圍牆，"保國衛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國者。誰都知道，狙擊到逃亡者的士兵會受部隊長官表揚、會得獎金、假期、升遷機會……他所捍衛的國家沒有了之後，說他是殺人兇手、懲治他，不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強加在東德人民的頭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誰真正有罪？把槍拿在手裡直接開火的人被懲罰了，那麼那發號施令的連長呢？統籌作業的將軍呢？下達格殺令的總理呢？當年負責築牆、把人民當囚犯的政治首領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會被東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圍牆建起之後，有兩萬三千人因試圖逃亡而坐牢，這當然也是不義的迫害。所以，該從哪裡開始懲罰和報復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辯護無力的律師？開判決書的法官？監獄的獄長？牢房的守衛？極權統治是一個密密麻麻、脈絡繁複的大網；開槍的守衛只不過是大網中一個極小的環結。

法官也沒有回答，在這個大網之中，個人究竟能為自己負責多少？"尊重生命"，法官嚴肅的教訓被告，"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你應該早在決定做圍牆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東德國法也不能抵觸那最高的良知原則。"士兵怎麼會知道呢？他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成長的？他的幼稚園老師、中學教官、部隊長官，曾經教過他"良知超越法律"嗎？在他的社會教育過程，電視上的新聞主播、報紙上的社論專欄、國慶日和勞動節的演講者，可曾告訴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準則"？

法官所倚賴的，是一個非常高的道德標準：他要求個人在一個瘋狂的社會裡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許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謂社會主義的面具，逃亡到西方。幾年之後，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卻被捕下獄。或許因為親身受過圍牆的迫害，法官對士兵下了較嚴的判決。但是他同時不可能不知道，要求無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進了哲學和法學的沼澤區——究竟有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德原則？舍法律而講道德是不是等於給自由心症開了後門？法律，並不能涵蓋所有的正義；相反的，有許多時候法律，因為它有形而缺少彈性，反而阻礙了正義的伸張。我們知道以法律來規制正義，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折衷之計，可是，以無形的，往往模稜兩可的"良知"來決定正義的話，危險是不是更大？

緊接著這一場官司的落幕，下一場審判又開庭了。時間往前推。一九八四年，兩名士兵射殺了一個名叫米夏的年輕人；在圍牆的腳下，他流血過多而死。

這一場，短短几天就有了結果。另一位法官，認為被告有罪，因為他們做了違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輕，十六個月，而且緩刑。判得輕的緣故？女法官說，因為被告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沒有學習到以良知判別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說，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隨俗……能夠抵抗大環境的只是少數的英雄，我們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滿意這個判決嗎？

被殺的米夏的父親搖頭，他說：

"這叫什麼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