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與三十萬

這兩天，全德國街頭巷尾都響著一個話題：星期天晚上被燒死的三個土耳其人，一個女人，兩個十四歲和十歲的女孩；焦黑的屍體用塑膠布裹著，由消防隊從冒煙的房子里抬出來。

消息傳出之後。大城市裡，人們紛紛匯聚在市中心，沒有組織的，只是不約而同，每個人手持著一枚燭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遊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慘案發生處不遠的地方；他趕來小鎮，走在隊伍的前頭。

沉默的隊伍在燭光中顯得悲傷；盤據在每個人心頭的，更沉重的，是對現狀的震驚和對未來的恐懼、不安。

兩棟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縱火之後，縱火者打電話給消防隊："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燒了！希特勒萬歲！"

在過去這幾個月中．幾乎沒有一天寧靜的日子：猶太人的墓園被毀、納粹犧牲者的紀念碑被推倒、各地難民營被燒。在柏林，幾個剃光頭的年輕人把一個不肯叫"希特勒萬歲"的人打成重傷。這個月中，喝醉了的年輕酒客將一個咒罵納粹的人毆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闆再加一句，"這傢伙是個猶太人！"於是年輕人將烈酒澆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點火燃燒，再和老闆合力棄屍。

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發生在德東，同樣普遍地也在德西擴展開來。

這些是已發生的事實，而國外的媒體也熱烈地競相報導這些事實，包括台港的報章雜誌。而"事實"和"真相"的距離有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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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對於德國種族問題的報導暫且不提，他們之間，由於猶太人的梁子，累積著歷史的怨仇和誤解。德國媒體喜歡渲染美國的種族暴力，就恰恰如同美國的媒體熱中報導德國的種族衝突。幾個月前當洛杉礬發生暴動的時候，如果你完全相信德國電視，你會以為整個美國都翻了，黑人白人之間已經展開世紀內戰。了解美國的人才可能把洛杉礬那樣的暴動放在一個比較寬幅的色譜上去詮釋。由於歷史的糾纏，英美的媒體也同樣的．用放大鏡去看德國問題，而往往忘記了那個極其重要的比較寬幅的詮釋色譜。

台港和德國沒有歷史的牽絆，應該可以比較客觀地遠觀德國情勢吧？可是並沒有做到，原因，我想還是老問題：長久以來接受英語文化的奶水，我們仍舊習慣以英語人的眼光詮釋這個世界。英美媒體犯什麼樣的偏頗，台灣媒體就犯什麼樣的偏頗。讀最近的一些台港報章雜誌，令人覺得在德國納粹已經當道，多數老百姓支持右派分子的理念和行動，這個國家即將再度成為一個恐怖侵略國家。有的報導者甚至義憤填膺地"告誡德國人"，如果德國人怎麼樣怎麼樣的話，自由世界絕不坐視。語氣儼然是冷戰期間對付敵人的嚴峻。

為什麼無數個"事實"並不足以構成一個"真相"呢？因為真相通常要透過幾個層次的背景才能浮現，不看背景而只看表面事實，詮釋就容易出錯。了解德國反外暴力現象第一個必須考慮的背景，就是比例問題。九十年代，整個歐洲所面臨最嚴重的難題就是蘇聯、東歐、非洲地區大量難民的湧入。在英國和法國，排外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法國的右派政客也不斷在擴張影響力。經濟緊縮帶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導致排外，在這個趨向中，德國的仇外情緒並不特出，但是欲加詮釋的人必須知道：難民湧入德國的人數是英國和法國的五倍以上。而由於德國極端寬容的政治庇護法，它仍舊繼續在收容龐大的難民。就以南斯拉夫的戰事為例，歐洲各國政府大聲呼籲要救人，真正收容的難民卻少得可憐。英國容納了兩千人，法國接進了一千一百多人，愛爾蘭收了十個人，小小的瑞士接納了七萬人，而德國，一火車一火車地把受戰火灼燒的人載進來，收容了二十二萬難民。這二十二萬南斯拉夫難民，還是德國人總難民人口的滄海一粟。

英國人和法國人當然暗地在感謝老天爺，他們國家沒有一條幾乎來者不拒的寬大難民法，有燙傷力的番薯不會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燙傷的手還有餘力來指責他人不曾把事情處理好。報導德國的排外問題，不能不看這個問題在大地圖上的比例。

置比例於不顧，有時候會導致相當荒謬的詮釋。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舉行的"反種族主義"、"反右派極端主義"的大遊行。三十多萬老百姓湧上街頭，向世界表白他們反暴力、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在同時，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用腳步作一種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個極左分子藏身在群眾中，欠身向前，向德國總理丟雞蛋、罵陣；他們計算好了，這一切都在鎂光燈的焦點處進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凝聚在雞蛋的混戰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見了三百人的肢體暴力，看不見三十萬人的和平宣言。這三百人成功地顛覆了這三十萬人的意向，透過媒體的"合作"。

在看見雞蛋番茄橫飛、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時，有多少觀者還冷靜地考慮那三百和三十萬的比例？前一兩年，當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頭髮的時候，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隨著肢體暴力走。海島外面的人譏笑"你們台灣人懂什麼民主……"時，台灣老百姓覺得相當委屈："你們怎麼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極少數敗類……我們大多數人是痛心疾首的……你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萬沒搶上鏡頭的人該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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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國的仇外暴力現象放在適當的背景中來了解，並不表示事情不嚴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軍"殺的人，還沒有這一兩年來右派殺的人多；到今天為止，被燒傷、毆打至死的外國人已至十七名。可是當年德國政府劍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種部隊，以最嚴厲的措施對付赤軍；為什麼在九十年代對極右分子卻顯得束手無策？

我想，就如誰都沒預料到柏林圍牆的倒塌、東德社會主義的解體，誰也沒料到光頭新納粹會成任何"氣候"。開始的時候，只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失了業，喝醉了酒，胡亂找外人出氣。極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沒有組織的、沒有計劃的、零星偶發的攻擊事件。再說，施暴者大多數都還是未成年人，社會對他們總是寬容一些。當年的極右運動，卻是背後有組織和理論支持、連貫而持續性的暴力行為；他們所鎖定的攻擊對象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和銀行家，不是難民營里或酒店裡不知名的人。

兩天前的縱火殺人卻將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被燒的不是造成眾多民怨的難民庇護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這些百姓，只因為他們不是德國人，就受到暴力摧殘。這已不是酒館里因口角而生的偶發鬥毆，而是蓄意謀殺，更令德國人震動的是，死的是婦人和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國。

三具焦屍，終於使舉國震動。護著一星燭火的人群在每個城市的中心彙集，表達心裡的憤怒和羞恥——"作為德國人的恥辱"。也許三具焦屍終於促使德國政府拿出當年對付赤軍的決心來。對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為旁觀者——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不能忽視那三百人和三十萬人的比例，否則，不但是對那持著燭火的三十萬人的不公平，同時也給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動的藉口。那正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