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 永恆漂流的父親

我們搬到台中后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發生劇變: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太平洋第七艦隊協防颱灣，遏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使台灣中立化。接著，美國海、空軍及地面部隊加入戰爭（漢城已陷落），抗阻北韓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進攻南韓。七月底，由聯合國授權統帥亞洲聯軍的麥克阿瑟將軍訪問台灣，受到極盛大的歡迎。他一年後解職回美時，紐約七百萬市民夾道歡迎這位二次大戰最偉大的美國英雄。蔣總統敗退來台，困頓數年之後，又回升至反共盟國夥伴，不僅有了安全保障，也開始真想反攻了。那時台灣的人口一千萬左右（一九四六年民政廳統計六百三十二一萬），一九五四年大陸人口統計有六億五千六百六十三萬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后定都南京起即負責國民黨黨務的陳立夫受命去瑞士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一九五0年年會，會後自我流放。轉往美國在新澤西經營農場養雞（至一九七0年回台養老）。在他啟程后第二天召開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全部摒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幹部，代之以政學系或青年團部的人，選陳誠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正式登場。負責紀律、幹部訓練等忠貞、情報工作。檢討戰敗過程中，認為軍人背叛和共黨煽動民間的不滿是主因，必須展開綿密的反共防諜網，鞏固蔣總統的領導權。

初到台灣時，立法院最大的同仁組織是「革新俱樂部」，約有一百七十人左右（東北籍立法委員來台的有三十多人），由陳立夫、蕭錚、張道藩、程天放、谷正鼎、邵華及齊世英等人召開，以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為主張，希望國民黨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陳立夫流寓海外后，部外人士進入陳誠的內閣，專職立法委員的革新俱樂部成員，對於戒嚴體制的施政有時會提出一些批評。

一九五四年底，齊世英在立法院公開發言反對為增加軍費而電力加價，令蔣總統大怒，開除他的黨籍。這件事是當時一大新聞，台灣的報導當然有所顧忌，香港《新聞天地》的國際影響較大，標題是（齊世英開除了黨籍嗎?），認為國民黨連這麼忠貞二十年的中央委員都不能容，可見其願碩獨裁，而蔣先生不能容齊，不僅因為他在立院的反對，尚因他辦《時與潮》的言論較富國際觀，灌輸自由思想與國民個人的尊嚴，對確保台灣安全的戒嚴法不敬。

一九五五年元旦，電力公司遵照立法院決議。電價增加百份之三十二。立法院當然會通過電力加價案，那反對加價者齊世英的政治生命和當年老革命者的頭顱一樣，砍下來掛在城門上哪!

在家裡，我那五十五歲的爸爸泰然自若地看書、會客，客人少些。書看得多些。開會的時候，早上精神抖擲地搭交通車上班。自嘲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那十多年間，監視他的人在門外「執勤」，家裡沒有小偷光顧。他原未曾利用身份做過生意，也從未置產，幸而尚有立法委員薪水，家用不愁。我母親隨著他顛篩一生，清朴度日。

以這種方式離開了國民黨，在我父親來說，那時可以說是一種解脫。他自二十八歲以志趣相投入黨，一生黃金歲月盡心投入，當年將愛鄉觀念擴大為國家民族觀念，抗日救國，誰知勝利不過三年，失去了一切!蔣總統身邊的江浙政客怎能了解東北獨特的傷痛!齊世英一生理想豈是在這小長安的功名利碌!

但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他尊重領導抗日、堅持到底的蔣委員長，終生稱他為蔣先生，在《時與潮》上論政也對事不對人。他對多年政壇上的友情、義氣、風範，仍很珍惜。他當年在瀋陽同澤中學、黃埔軍校、政校、警校、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到台灣來的不少，多在教育、黨、政、軍方面工作。我父親與雷震、夏濤聲、李萬居、吳三連、許世賢、郭雨新、高玉樹等人聚會籌組新黨，一九六0年雷震因《自由中國》案入獄之後。立法院革新俱樂部數十位資深委員共同公開表示「如牽連到齊世英委員。我等不能緘默，請轉告當局。」也許因此保護了我父免受牢獄災難。當時年僅三十四歲的梁肅戎在《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一文（見《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中說，此舉「表達了早期政治人物同志愛的節操，使人永世難忘。」

梁肅戎先生（一九二0~二00四年），二十四歲在瀋陽秘密參加國民黨，以律師身份掩護進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入獄，幸兩年半后勝利出獄，次年當選遼北區立法委員。不久東北淪陷，他帶著老母幼子一家七口來台，與我父親關係最為密切，政治牽連也最大。但他是位有情有義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壇重視的是出任雷震叛亂案辯護律師;雖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獄，但他在中外記者採訪及有關人士百餘人旁聽的法庭上侃侃為自由人權辯護。寫下台灣法制史的新頁。后又慨然擔任黨外前輩彭明敏教授之辯護律師，並且協助彭離開台灣前往美國。他為法制人權挺身而出的膽識與情操，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可惜彭明敏在民進黨成立后回到台灣，竟然因為梁肅戎堅守國民黨體制內政革的立場，而否認梁對他曾做有效協助…統獨之辯起后，梁甚至成為他們的敵人了。

他自立法院院長任滿退休后。以個人名義成立「海峽兩岸和平統一會」時已七十五歲，早已不計個人得失。他忠誠對待一生投入的政治信念和朋友，更不可能相信共產黨，抱病猶在奔走呼號兩岸和平，希望幫助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普享人權的和平世界，這也是他對東北故鄉半世紀懷念所化成的大愛。不論是他魁梧的身軀或是洪亮的聲音，生前死後，都令我想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家鄉原野上馳馬千里的豪邁漢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親對蔣之不滿起源於東北勝利后的變局。東北地區廣袤，其歷史、民族背景與中國兩千年來的興衰密不可分。二十世紀初清亡前後，接壤數千里的俄國和隔海近鄰日本對這塊土地侵擾不已。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他們知道必須先炸死張作霖和他的軍事高級將領才能侵佔東北;因為張作霖用最了解當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權力，維護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權於一身，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瀋陽都辦不到，遑論全東北!

抗日勝利來臨得太快，蔣先生也許來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輝作東北行轅主任，主持東北接收大局。熊既無任何大局經驗，又無政治格局，即使在軍中，他連個儒將也不是，最高資歷是江西省主席，曾協助過蔣經國贛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蔣家信任。東北這一大塊疆土。他大約只在地圖上見過，既無知識基礎也毫無感情根基，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劇的種子。

對創深痛巨的東北，在這關鍵時刻，蔣先生如此布局的態度令有識者心知東北大禍即將來臨。

熊式輝就任之初，對原受中央黨部東北協會指揮的地下抗日的東北人士保持疏離，理由是不願引起搶先接收的俄國人誤會。一九四六年春，蔣經國以東北外交特派員身份由長春致私電給蔣先生，謂東北黨部不受約束，有反共情事，影響中俄外交（署名「兒經國叩」）。蔣先生下令給組織部，謂不受約束即押解來渝（重慶），並附上電文。組織部把它交給我父親去「約束」，過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義思想、抗日以求復國的地下工作者，在各個分佈遙遠的革命據點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們不懂為什麼苦盼到勝利了，竟然眼睜睜地看著老毛子（俄國人）來家鄉劫收，甚至姦殺虜掠。老毛子走了，中央派來的軍隊對東北多年的痛苦卻毫無體恤。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談到東北接收大局敗壞之始：

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部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而熊又不能與杜津明、孫立人合作。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於不能收容偽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東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蘇軍俘來的日軍和偽軍的武器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從東北打到廣州和海南島。據說一直到現在（一九六八年），湖廣．一帶的地方官不少是東北人，都是第四野戰軍。我們的人自已不用給人用，說起來實在痛心。我們那時東北黨務（主要是以地下抗日工作作核心）做得很好，如果能把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號召，我想共黨在東北是起不來的。中共過去在東北的組織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張家父子時代對共黨就絕不優容，張作霖在北平就曾抄過俄國大使館、殺李大釗。就是日本進佔中國也是反共，而偽滿又是執行日本的命令……一直到我們收復東北時，中共在東北還沒有什麼力量，以後依賴俄國的扶持才坐大。俄國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東北淪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當，方法不對，也須承認。尤其勝利后。東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傾向中央，只要中央給點溫暖或起用他們的話，他們一定樂意為國效勞。「

「溫暖」，在東北人心裡是個重要的因素，那是個天氣嚴寒、人心火熱的地方，也是個為義氣肯去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方。蔣先生自一九三六年張學良「西安事變」后即不信任東北人，任用來自江西的熊式輝接收東北。政府經略東北欠缺深謀遠慮，致使抗戰勝利后，中共在東北的軍力遠勝於國軍，國共「三大會戰」之一的「遼西會戰」（又稱遼瀋會戰）即在東北：從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五十二天，中共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以傷亡不到七萬人的代價，消滅、改編了國軍四十七萬餘人，佔領東北。會戰期間，東北已進入冬季，天寒地凍，難道不會令那些來自雲南、兩廣、湖南等地的軍隊感到困惑？勝利了，剩下這條命，不是該還鄉了嗎？他們進駐地廣人稀的東北各地，一天比一天寒冷，凍徹骨髓的酷寒，倒下的士兵幾曾夢過這樣的日子？在那一望無根的黑土白雪地上，沒有一塊這些軍人的墓碑，因為他們是奪取了政權者的「敵軍」。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東北全部淪陷，我父親致電地下抗日同志，要他們設法出來，留在中共統治里沒法活下去，結果大部份同志還是出不來。原因是，一則出來以後往哪裡走？怎麼生活？二則，九一八事變以後大家在外逃難十四年，備嘗無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願再度飄泊，從前東北人一過黃河就覺得離家太遠，過長江在觀念上好像一輩子都回不來了。三則，偏遠地區沒有南飛的交通工具，他們即使興起意願，亦插翅難飛。這些人留在家鄉，遭遇如何?在訊息全斷之前，有人寫信來，說:「我們半生出生人死為復國，你當年鼓勵我們，有中國就有我們，如今棄我們於不顧，你們心安嗎？」

我父親隨中央先到廣州，又回重慶參加立法院院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重慶開了一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會後備了兩桌飯，吃飯時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散夥的感覺，次日搭上最後飛機飛到台灣。初來台灣時肺部長瘤住院，手術后一夜自噩夢驚醒，夢中看見掛在城牆上滴血的人頭張口問他:「誰照顧我的老婆孩子呢?」

二十年的奮鬥將我父親由三十歲推入五十歲，理想的幻滅成了滿盈的淚庫，但他堅持男兒有淚不輕彈。五十歲以後安居台灣，我終於可以確確定定的有了爸爸，風雨無間阻的能和父母相聚。他去世前兩年，我因車禍住院，他看到傷兵似的我，竟然哭泣不止。從此以後，他的淚庫崩潰了，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淚的沉重。那男兒淚里巨大的憾恨，深深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