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編纂文學與和文化叢書

我在國立編譯館五年，在那個年代，使命感很強，當然有許多可記憶的事。小學、國中、高中各科教科書都有編審委員會，聘請的學者專家至少有五百位，學術界菁英甚少遺漏。每書定稿都有許多「聲音和憤怒」。常有人辯論未決時拂袖而去，館員追到樓梯上勸回。音樂科和美術科因選取代表作而爭論甚多，歷史科主編王德毅教授謙虛溫和，編輯委員暢所欲言，書出后沒有引起政治風暴。錢穆先生推薦杜維運教授編輯高中《中國文化史》教科書，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國立編譯館順利出版，使用期間未聞有太多批評。我的本行英語教科書編寫過程雖有技術辯論，卻是最穩妥順利的，那時研究英語教學的師資幾乎全在師大。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國中英語教科書，大約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套自己編寫的英語教材，幾位有理論、有實際經驗的青年學者反覆討論，慎重定稿，對台灣的英語教學有切實的影響。當時由朱立民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編輯小組有李敞、陳永昭、傅一勤、黃燦遂;直到二十多年後（一九九七年）我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張武昌、周中天、施玉惠、黃燦遂等編審委員，都是師大最優秀的英語教學名師，與他們討論是我最愉快的經驗。

我的另一個工作是徵詢、閱讀所有相關的重要的審查意見書。那時國立編譯館的權責是編審國小、國中、高中教科書和大學叢書，委託編譯館出版的學術用書和館內自行編纂的書也在被審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確性」與「專業正確性」為原則。由此我看到了當時及往後也成為各科系權威學者的審查意見書，幾乎全是親筆手稿。在複印機普遍使用之前，將爭議性強烈的審查意見交給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館員抄寫，才可以「保護」審查人，不致因同行認得手稿筆跡而引起爭端。如今想象那些「落後」到原始的文書工作，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在閱讀審查意見中，我對台灣學術界，甚至各校師資，有深一層的認識。各種領域的爭論，雖頗為嚴苛，但大多數是認真可敬。至今我仍記得中文系幾篇派系分明的審查意見，讓我們難以處理。也仍記得有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審查文章，令人感動。師大英語系湯廷池教授，開會不停發言，他的審查意見往往長達十餘頁，用極小的字手寫，讀來感到他精力無窮，但他的確是真正關心，對應用語言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議相當中肯，所以雖然態度嚴峻。堅持己見，仍是可敬的學者風格。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原是國文教科書執編小組成員，他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資料，篩選讀物，盡心致力，極為投入。然因對編審委員會的意見無法協調，憤而離去，是我在教科書編寫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我在編譯館除了負責教科書，對不同領域的經典著作同時進行編譯計劃。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為「大學用書」出版的第一本書《西洋哲學辭典》，項退結教授帶著編譯計劃和部份初稿來到這間屋子，坐在這張桌子前的情景。他說明根據布魯格（W.BrUgger）"PhilisopphischesWorterbUCh德文中譯，刪去過多的宗教辭語，凡是經過修改的條文，都註明項退結（Hang英文署名。在那個出版不易的年代，我當時確知這樣的書就是一個國家出版者，一個歸屬教育部的國立編譯館（NationlInstitutefor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值得做的事。這本重要而巨大的參考書，一九七六年出版以來仍是相當實用的。

我親自邀集增訂(updating《經濟學名詞》，將一九四一年國立編譯館編訂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則中文名詞，增為四千一百五十六則，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書局出版，因應世界經濟三十多年變遷的新時代。將近一年的工作時間，幾乎每周參與編訂會議的學者，有施建生、於宗先、田長模、侯家駒、陳昭南、陳超塵、華嚴、楊必立等經濟學教授，由施建生先生擔任主任委員。每次開會。認真斟酌定稿，卻總是笑語盈盈。據年輕學者說，那是經濟學界少有的盛會，留下的是珍貴成果。

在翻譯英美名著方面，我自認最有價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譯《柏拉圖理想國》（一九八0年聯經出版），一本是張平男翻譯奧爾巴哈《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一九八0年幼獅文化出版）。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專長中西文學比較批評。《柏拉圖理想國》不僅是哲學與文學批評，也是文學創造，是西方分析哲學相知識論的淵源。高友工教授在中譯序稱讚侯健的中譯本完整而且詳加註釋，「文字流暢而忠實，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史上大事。」我與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常在各種聚會聽他用濃重的山東腔發言，如高序所言:「能倚馬萬言，文不加點，聽眾往往有無法完全領會的苦處了……因為他的思路敏捷，而學識過人，他的旁徵博引如同天馬行空。」侯教授一生辛勞，未及退休即早逝，盛年譯出此書，不枉此生。

張平男先生翻譯《模擬》時，是以嚴謹慎重、如履薄冰的態度全力以赴。正如此書副標題:「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所示，它是語言學、文體學、思想史與社會學，可說是精細學問、藝術格調、歷史想象及當代意識多方面極為成功的結合。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一直以各種文字譯本作文學課程的必修讀物。書申所用語文多達七種，譯者虛心求教，得以解決，此書之出版實有重大意義。

社會科學方面，最大的計劃是編纂「現代化叢書」。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楊國樞、文崇一、李亦園先生主持編纂「現代化叢書」，希望將世界關於現代化的理論介紹到台灣。既要推行現代化，就得對「現代化」的意義有基本的了解，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很重要、很龐大的工作。這個計劃很大，當年也只有國立編譯館可以推行。

曾經邀集許多相關學者共同擬定出書計劃，可惜出版的書不多，但總是做了一些，包

括:《當代社會問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寂寞的追尋：美國文化瀕臨斷裂邊緣》、《邁向現代化》。這五本書總名為「現代化叢書」，都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四年間陸續出版。這段時間也是我在文學界之外，與文化界最大的連繫。

我記得《當代社會問題》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要出版時，特別邀請楊國樞先生寫篇總序，楊先生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萬字的序。序文寫到「現代化」是對過去舊社會的一種挑戰，從清朝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因各種原因積弱到民國，現在我們開始做現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觀念克服積弱的原因。使台灣經濟起飛。因為王天民館長已經離職，換了印刷事務起家的熊先舉館長，也是原來的教科書組主任。新館長看了之後，說楊國樞一直不是很忠黨愛國，覺得這篇序文把中國舊社會說得好像一文不值。我說現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時代。熊館長說，「我不跟你辯論國策，我不能接受，換個人寫。」我說:「他專為這兩本書而寫，我不能退稿。」他說:「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堅持。我知道「現代化叢書」已經做不下去了。

後來翻閱出版的「現代化叢書」，楊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採用，新館長反對就是因為楊國樞是「自由派」。我對楊國樞說明了這件事，未定的計劃等於風流雲散一樣，楊國樞序文事件，是我最後的防線，我不願意再退讓。這不是一篇序的問題，是我為了學術理念與尊嚴作去留決定的時候。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下定決心離開國立編譯館。

當時台灣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很少，我們擬定文化叢書的書單非常輝煌，可以幫助新思想有系統地深入紮根。但是新館長接任后，文化叢書已無法有所作為了。所謂「三日京兆」，中國官場的新人新政意義大約就是沒有延續性，沒人關心紮根的未來。我辭職之後，所有建立的出書計劃，都被一掃而空了。

離開編譯館之後，我唯一具體牽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馬克吐溫（MarkTwain,1835-1910）長篇小說中譯本全集，當時已交稿的有四本:翁廷樞翻譯《乞丐王子》（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蕭廉任翻譯《古國幻遊記》（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丁貞婉翻譯《密西西比河上的歲月》（一九八0年國立編譯館出版，茂昌圖書有限公司印行）、林耀褥翻譯《浪跡西陸》二九八九年國立編譯館印行）。譯者和校訂者都是台灣最早出國研究美國文學而最可靠翔實的譯筆。多年來，我一直推動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譯，讓國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與深度，這方面日本的翻譯成就令人佩服。我們處處看到、聽到中文著作，言談中膚淺地引用馬克吐溫的幽默，美國這位十九世紀的幽默大師可說是無人不曉，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裡面蘊含多深的辛酸與批評，諷勸新興的美國文化建立自信與自己的風格。我離開之前曾一再拜託館里承辦書稿印刷的單位，把這套書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標售。但是，它們和其他的書一樣，交稿之後，銀貨兩訖，除非有人有權追蹤，否則就是落入圖書室某一個陰暗的角落，不見天日。例如林耀褸精心中譯的《浪跡西陣》，從未上市。它們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念念不忘的「馬克吐溫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