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性別：與現實的艱難對話

——評林白的長篇小說《說吧，房間》

孟繁華

女性解放，是當代中國曆久不衰的話題，也是東方古國走向現代化文明的表徵和神話，是當代中國宏偉敘事中最強勁的話語之一。它不僅在話語實踐中大獲全勝，而且在訴諸於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創造出了比話語實踐更為鮮活的實際例證，從「鐵姑娘」、「三八紅旗手」，到「女經理」、「女企業家」，時代的變幻，並沒有妨礙將女性解放的敘事納入到既定秩序中展開，在軍營、在工廠、在商場官場情場，有人群活動的地方，必有女性矯健搏擊的身影，作為民主、平等的社會表徵，女性的成功彷彿是永遠書寫不完的壯麗畫卷，我們除了沒有女王、女總統之外，女性在其他所有的領域似乎都佔有不可忽略的份額——從話語權到領導權。

但是，這一輝煌的女性解放史或成功史，並非不存有爭議，女性究竟在什麼樣的意義上獲得了解放，始終是個問題。在她們必須承擔傳統的家庭角色的同時，還必須在心理、生理上承擔現代的社會角色，儘管她們不必像花木蘭那樣女扮男裝。但是，在「鐵姑娘」那獵獵飛舞的旗幟下。在絞盡腦汁的商場與官場的角逐中，在男性話語期待的視野里，一方面女性放大了對自身的想象：一方面則遮蔽了她們受到的真實性壓抑。而女性這一性別，在現代詮釋的昭示下，越發變得語焉不詳面目皆非。

女性文學崛起的諸多原因，我們不在這裡討論，但女性文學畢竟已經成為存在的事實。她們的隊伍並不龐大，但聲名顯赫，並成為這個時代最具前衛意識的文學現象之一。林白置身於這一現象當中並佔據突出的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種不同的解讀中變幻莫測。她受到過來自不同方面的擠壓，對她的評價，在一段時期內曾曖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認為，林白是個很浪漫而富於想像力的作家，一個自信而又多少有些奢望的作家，那些從沙街走出的女性們，一開始就不在傳統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們既有些古怪又生氣勃勃，既自以為是又驚世駭俗。於是，便有了狂妄的《一個人的戰爭》、華麗的《守望空心歲月》、優雅而哀婉的《迴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林白文集》四卷。林白寫作這些作品時，內心充盈著激情和衝動，她的人物雖然不合時宜，但她自信揭示了女性在精神範疇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們以另外一種方式回應了流行話語對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創造的人物顯然也只是一種話語實踐，一種文本的存在形式，她們只有在林白式的想象中才卓爾不群觸目驚心。面對持久的生活秩序和龐大的、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網路，那些生不逢時的女性只能絕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飛翔，而難以在現實的土壤上駐足。因此，從本質上說，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不同的是，它被注入了東方女性的當代想象。那突兀而細緻的感受和語言衝擊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學中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林白的這部作品——《說吧，房間》的內在氣質和敘事方式，同她以往的作品相比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她的青春式的狂妄和華麗變得平易素樸，以往因對女性想象過高的奢望難以實現的痛苦，變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憊，這使林白的這部作品更具現實感，更切近這個時代生活的整體情緒和風貌。如果說過去她更注重表達女性的精神歷程和內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壓抑苦痛的話，那麼，這部長篇小說則對女性的生存現實有了更多的關懷和熱情。那個被命名為林多米的下崗女編輯，再也不是自視甚高的多米或米諾，更不是優雅並充溢著詩性的朱瓊。多米雖然貧困但在另一世界可以獨來獨往隨心所欲，她無論乘上輪船還是走在山間小路，都有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浪漫，她的我行我素彷彿已經自我放逐於社會契約之外；而朱瓊雖然在紅色暴力中驚恐不安，但那朱門廊椅秀扇清茶也總還透著另外一種優越。因此，林白以往的女性形象，在精神層面與世俗生活不怎麼沾邊，這當然體現了林白在一個時期內的想象和趣味。但是，對現實秩序你可以挑戰和蔑視，卻難以逃脫它無處不在的制約力，林多米莫名其妙的下崗是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而她的下崗與上海十幾萬紡織女工下崗完全不同，十幾萬紡織女工的集體下崗成了一個悲壯的事件，它是現代化過程中產業調整必須付出的代價，她們昔日的輝煌人們記憶猶新，她們的再就業和生活問題成了社會問題，並被當作焦點性新聞走上國家權威傳媒。而林多米的下崗成了一個純粹的「個人事件」，她沒有得到正面通知，既沒有聽到下崗的原因，也沒有機會進行申辯，或者說，她連這個起碼的權利都在無聲中被剝奪了。因此，當林多米失魂落魄地離開單位時，她反倒不大像一個下崗的女編輯，而更像是一個陰謀的犧牲品；繼續聘用的人可以體面地繼續開會，只有林多米一個人因未接到通知而逃之夭夭。

於是，尋找工作便成了林多米在小說中的核心事件。而這時的林多米不僅是個失業者，而且是一個離了婚的寡婦，一個名叫「扣扣」的小女孩的母親。這是林多米最為真實的現實背景，然而在林多米被解聘時沒有誰注意過這一事實。無助的林多米無言地承受了這一現實，這與其說是對「改革」的理解，毋寧說是一個弱女子難以改變它的無可奈何。而這一切僅僅是林多米厄運的開始，她與這個既生氣勃勃又紛亂動蕩時代的不適彷彿與生俱來，在她踏上求職的漫漫長途始，她就不曾交過好運。多次求職的失敗緣於多種理由，或因不能回答莫名其妙的提問，或因弱勢性別，便永遠地將林多米置於門外。不斷重臨的失敗終於讓林多米明白了一個道理：「多次失敗之後，我才知道這一次的失敗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問題，一切都正常之極，氣氛與提問、人的臉色，再也沒有比這更正常的了，我實在是缺少經歷，沒見過世面，把正常的事情無限放大。」但這種具有自我撫慰性質的認知，於林多米說來又意味著什麼呢！

作者將林多米送上求職的漫漫長途並屢試不爽，恰恰隱喻了林多米無法進入這個社會、或者說被社會拒絕的命運。於林多米來說，作為一介書生，她對這個社會是陌生的，或者說她對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並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養，但這並不是一個人進入社會的先決條件，它並不意味著因此比別人優越。進入任何一個社會，除個人的才能和偶然機遇外，對意識形態的熟悉和認同程度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意識形態也是「一個人進入並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的許可證書。一個人只有通過教化與一種意識形態認同，才可能與以這種意識形態為主導思想的社會認同。所以林多米格外告訴我們，一個人在社會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該社會中就愈具有現實力量。」

林多米看來沒有接受社會足夠的教化，她不會推銷自己，不會見人就侃侃而談並從容自若，進一步說，林多米面對著社會時，似乎還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潛意識中盼望著逃之夭夭，面對社會這個龐然大物，她軟弱之極。

林白的創作歷程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她筆下過去誕生的女性與社會的不適彷彿與生俱來，她們只好選擇遠走他鄉，沙街的生活像塵封經年的故事，它讓一個個有太多憧憬的女性深懷失望。但作者在塑造她們的形象時，似乎更多的是心理履歷，而不是現實履歷，她們在作者的想象中自命不凡，超然物外，她們內心都充滿了抗爭或不能認同的情緒，而嚮往於紅塵之外的另一境地。這一想象的境地並不存在。她們只要生存，就無可避免地要同這個社會發生多種聯繫，那個想象的飛地——「自己的一間屋」，其緊閉的房門終要開放。然而，當林白的人物回到現實的土地上時，她們的不適更是雪上加霜——一種逆向的拒絕不期而至。於林多米說來，她已不能想象「報國無門」這個詞，她們的期許已退居到最低限度，即起碼的生存保障，然而這對林多米仍有一段遙遠的路途。這時的林多米只能退回到自身：「我既愛我的身體，也愛我的大腦，更愛我的心靈，我愛我的意志與激情，我愛我對自己的愛，自愛真是一個無比美好的詞。」這種重新煥發的自尊與自愛，無疑加劇了林多米與社會的距離感，它仍屬於知識者的書卷氣。而這個時代，對書卷氣從來是不屑一顧的。

與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對比的，是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南紅，作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與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觀念和方式。在這個時代，南紅雖然不可能進入主流社會，但她可以憑藉不斷更換男朋友來不斷更新工作，她不僅沒有知識界流行的女性觀念，自主意識，甚至沒有起碼的貞操觀念。也正因為如此，南紅似乎又是今日某種時尚的符號。她人在江湖，遊刃有餘。在道德內涵十分混亂的當下，我們自然不能用傳統的道德尺度去評價她，但南紅的方式顯然也是一種非正常狀態，她既付出了女性作為人的尊嚴的代價，又終於沒有逃脫宿命般的厄運。

《說吧，房間》雖然還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反對性別歧視的女性文學文本來閱讀，但就它表達的深度而言，已遠遠超出了這一範疇。林白在表現當下變動的時代生活時，超越了性別關懷，它為我們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弱勢性別，在與現實艱難的對話中，作者沒有將歷史道德化，小說中沒有我們常見的道德敗壞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為一個青年編輯在求職的過程中總是一敗塗地，林多米彷彿陷入了一個「無物之陣」，她想要抗爭或戰鬥都無法確定自己的對象，這就使她的失敗給人一種無處訴說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當代中國現代性追求過程所隱含的巨大病灶，同時也為人物平添了無辜與無助，這也正是小說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態面對現實生活並訴諸於表達，顯示了她對當下生活的關懷熱情和強烈的參與意識，她的這一轉變和選擇，所引起的普遍關注，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南方文壇》總６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