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盡現些錦繡文章

復古一把火

列強是沒什麼人支持袁世凱稱帝的，袁世凱印了日曆送給各國使館，那日曆上寫的中國帝國洪憲元年，人家都不要，人家就要民國五年的掛歷。尤其是日本最反對袁世凱稱帝，因為日本認為袁世凱一稱帝中國就統一了，中國統一對於日本是不利的，他希望中國鬧哄哄的才好。中國政治上混亂的局面，迫使先進知識分子加快腳步尋找新的出路。資本主義經濟短暫的發展，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介紹到中國，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為了抵制和對抗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凱掀起尊孔復古運動。

１９１３年後，袁世凱接連發布《尊孔令》、《祭孔令》，並組織中華民國首次官祭孔子活動。袁世凱粗人一個，但也知道要把經過革命震動的舊秩序重新穩定下來，鞏固獨裁統治，單靠恐怖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儘力使人們不再相信革命。他要與民主主義的學說對抗，趕走這隻洪水猛獸，剔除社會動蕩不安的思想根源，袁世凱處心積慮地要抑制時代潮流，他所使用的武器，便是經過他改良的孔孟之道。

袁世凱推崇以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的特性，為立國的精神。還親自跑到孔廟拜祭，據當時的記者報道，完全是就是帶帝王尊孔祭天的翻版，袁世凱從始到終，三跪九叩不敢有任何的懈怠。藉此機會，不少遺老遺少替袁世凱復辟帝制唱讚歌。袁世凱自己也就理直氣壯地「順天」而為。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出任大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黎叔是湖北人，參與北洋水師對日的作戰，曾多次去日本考察，后隨張之洞回湖北，參與訓練新軍。當年黎元洪對革命萬般仇恨，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殺害革命黨人。武昌起義后，革命形勢陡轉直下，黎元洪躲了起來，最終還是被革命黨人找到。革命黨人正在物色一個蜚聲中外的領袖人物做統領，黎元洪剛好就是他們要找的人選。出於對革命成果的震驚和不合作就會被處決的脅迫，黎元洪擔任了湖北總督。後來在南京政府中任職。黎元洪出任總統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要求中國參戰。日、美兩國都希望能夠操縱中國參戰而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日本極力拉攏段祺瑞，美國支持黎元洪，國務院同總統府之間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府院之爭。段祺瑞甚至通過張勳復辟帝制，以求達到自己掌權的目的。但是復古不過是一股逆流，擋不住革新的呼聲，張勳復辟很快夭折，孫中山把國會合約看作共和國的真諦，舉起了護法運動01的大旗。［圖注4-50］

烈火燃燒我

中國自被西方列強打開大門，被動地經歷著撞擊帶來的劇痛。海防時期，魏源開其端緒，徐繼畲接受新知識之濫觴，提倡研究地理之學。洋務時期，學習西方的技術練兵為先，後期洋務論轉而成為時務論。維新時期，革新從超痛轉向民間普遍宣傳，人人都感覺有改革之必要。但治其標不治其本。三民主義，集中國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對科學主義迎頭趕上，對民族主張心理建設。新文化運動主張全盤西化，介紹西方文藝＼哲學＼經濟，了解西方文化，卻對中國社會認識不清。［圖注4-51］

民族資本發展，工業化更進一步，先學人家的什麼，技術。fei凡結果甲午一戰證明光學技術不好使，同樣的洋槍快炮，同樣的鐵甲戰船就干不過小日本，所以開始學制度。學制度問題更大了，君主立憲也好，民主共和也好，這麼好的制度怎麼一拿到中國來就變樣，搞君主立憲各國都搞，我中國弄一個預備立憲皇族內閣，結果大總統來個下一任總統由我指定，後來中國人就開始琢磨，最該徹底改變的是中國人的思想。［圖注4-52］

１９１５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袁世凱復古思想相對立，西方民主、科學思想是新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蔡元培先生任校長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活動基地。

１８９８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維新變法后，慈禧太后沒把它廢除，１９１２年民國建立后，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老師都是前清的舉人、進士或翰林，上課主要教學而優則仕，學生讀書的目的是出來要做官。那時候的北京大學跟衙門差不多，北大有一個特別有名的教授，精通九國語言的辜鴻銘先生，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辜先生是出身在南洋的華僑，在西洋上學，太太是日本人，多年擔任張之洞的母料，畢生效忠清廷，一直到民國都沒剪過辮子。他自己講他自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辜先生認為納妾，纏足，這都是中國的國粹。他見到英國人就拿英語罵，見到法國人就拿法語罵，見到德國人就拿德文罵，北大一幫洋教授都被他罵得服服帖帖，成為北大一景。

後來蔡元培先生來到北大任校長，蔡元培先生前清中過進士，進過翰林院，也是最早加入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可謂學貫中西，論舊學進翰林院四書五經倒背如流，論新學也不遜於人，更兼推翻滿清是革命元老。１９１２年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總長，蔡先生到了北大擔任校長，要改造北大，你講什麼都行，只要有人聽，就有課堂。這樣，北大的陣地被奪了回來，從前清遺老手裡給奪回來，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長前，開校務會多半講英語，預料教務會更是全部講英語，不懂英語的中國教授像聾子一樣坐在角落，痛苦萬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教務會發言一律改為國文。外國教授反對，蔡元培爭鋒相對地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講中文。從此，大會發言，一律說國語。蔡元培擔任校長期間的北京大學，可謂「思想自由，兼容並蓄」。

新文化運動提倡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愚昧。新文化運動反對愚昧，與美食產生專制的唯一土壤，秦始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愚民政策，因為秦始皇懂得知識越多越反動。新文化運動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舊道德是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道德，孔子真可憐，一會兒被人捧起來稱為「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一會兒扔地上，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圖注4-53］

「在中國思想史上，１８９８年和１９１９年通常被認為是與儒家文化價值觀決裂的兩個分水嶺。１８９８年的改良運動，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制度變革上的一次嘗試。而以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為其標誌的徹底的『新文化』思想運動，也被看成是對傳統道德和社會秩序的一種攻擊。后一運動的領導來自中國新近現代化的大學和中學。除了反對帝國主義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種清除了過去中國封建遺留物的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已明顯地從對傳統價值核心的懷疑，轉向對它的徹底的否定。02」［圖注4-54］

請您說白話

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胡適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非凡+中國古代，文盲比較多，庶民好多讀不了書，就是因為言文不一致，文化被少數人壟斷。其實咱們老祖宗是非常聰明的，如果用白話文寫東西，口語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後人可能就看不懂前人寫的東西，文化的傳承就斷了。電視劇《最後的王爺》里說的很多都是老北京的土話，有些東西就聽不懂了。所以老祖宗發明用文言文寫文章，用白話作為日常交流，這樣讓文章千載流傳下來，歷朝歷代都能看得明白。

朱元璋的聖旨就用大白語，充滿當時的俚語俗言，而且非常口語化，讀來饒有趣味。因為他沒文化，或者他成心給老百姓寫白話，這則聖旨，是朱元璋給戶部下發的清查登記戶口的指示：「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指示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作軍。比到期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這道有趣的聖旨，看起來是朱元璋親自所寫。如果讓身邊的官員代擬，肯定是文縐縐的，不會如此直白了。

這聖旨一念，老百姓都高興了，這皇上跟我們說的話一樣。古人寫的那些筆記，也多是白話，道光皇上召見我，正事說完了，我跟皇上聊天，聊了天我把皇上說的話給記下來了：卿幾刻進宮？家有几子？當未當差？就是咱們現在講上班沒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致。

胡適先生認為言文應當一致，胡先生牛到什麼程度，他本人是哲學博士，另外一生獲有３５個榮譽博士學位。時間跨度從民國２４年（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９年。按學科分：法學２４個，文學９個，人文學１個，不明學科１個；按國家和地區分：美國３１個，加拿大２個，英國１個，香港一個。雖然胡先生的博士學位很多就是名譽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譽博士要比你實際讀下來的要高，你都沒有跟我這兒念，我就給你一個博士，那就證明我認為你夠格。所以你看劍橋大學授予金庸名譽博士，然後金庸還在那兒讀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劍橋的名譽博士了，你還讀什麼？胡先生這麼牛的一個人，他到北大去告訴大學生，我們要寫白話文章，那大學生很反感啊。

民國時候的大學生相當厲害了。那時候初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了，小學畢業，在街上寫書信測字，你就能養活自己。胡先生去大學講寫白話文，底下學生舉手，這個白話文啰嗦，拍電報費錢。電報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一個字一兩銀子，這個文言文拍四個字，「母喪速歸。」白話文啰嗦，「胡先生你媽死了，趕緊趕回來吧。」胡適一聽這個也不生氣，微微一笑，說現在這樣，有人請你們出山去做官，而你不願意去，你們用文言，我用白話，咱看誰短。這一幫學生開始用文言文起草，最長一個孩子寫了４０多個字，最短的孩子是八個字：「才疏學淺，難堪大任。」胡先生的白話文只有五個字：我不幹，謝謝。要是不講禮貌的話，兩個字就完了：不幹。一個字：不！就完了。

人性本是複雜的，據說溥儀在１９２１年，在深宮安裝第一部電話后，曾經給胡適打過一個電話，請胡適來宮裡走走。胡適沒幾天就去宮廷與溥儀會晤。胡適的這次出行，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因此指責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不應該去見廢掉了的末代皇帝。而胡適認為，他並不是見一位前朝皇帝，而只是見一個可憐的少年。事實上，胡適也免不了激動不已。在胡適見完溥儀的當晚，給溥儀的英文老師寫過一封信：「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竟能在末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面前，佔有一席之地。」很難想象胡適先生與兼具末代皇帝與可憐小青年雙重身份的溥儀之間，會有怎樣一番對白。

到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學教科書開始採用白話文，這造成一個嚴重後果就是我們今天閱讀古籍非常困難。新文化運動後期，布爾什維克主義勝利，李大釗同志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舊民主主義革命史就此結束，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