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自述

多維社記者帕特里克報導，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新聞中華之星影集沙龍)日前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談到他個人的文學經歷，流亡寫作的必要性，他對藝術以及自己作品的總的看法，他的獲獎感受，等等。談到中國的現實時他道出了自己的切身經驗：只要歷史還結結巴巴不講真話，那末流亡寫作就是必要的。

我的勞動得到了巨大的承認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12日）打電話告訴我，非常簡單地說選中了我。這是一個奇迹，天大的福份。我一時反應不過來這對我的一生意味著什麼。非常突然，在朋友圈子以外，我的勞動得到了巨大的承認。這個獎對我來說，也是獨立的保障。但我想，這個獎不會使我的作品在中國也得到承認。

「頹廢的自由」把我帶到法國

在中學讀書時，我的數學、繪畫和作文都很好。有一天，我偶然讀到愛倫堡回憶錄的一個片段。愛倫堡在回憶錄里提到20年代初他在巴黎的生活，說他看見一個女人走進一家咖啡館，把她的嬰兒放在櫃檯上，說要去買東西就走了，結果一去不再回來。咖啡館老闆娘於是讓所有顧客多出一點小費，幫她撫養這個嬰兒。這個故事使我深受感動，我想過這樣的生活，因此我決定學法語。

我記得我的法文老師很懷念他年輕時候在巴黎呆過的時光，尤其懷念巴黎的咖啡館。他在課堂上描述巴黎的咖啡館是什麼樣子，還用粉筆在黑板上女人穿的各種各樣的鞋，有高跟的，尖頭的，還有系帶的。記得十五時，我讀過梅里美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後來做過一個夢，夢見我跟一個冷冰冰的大理石女像睡覺，睡在一個荒涼的花園裡，那座美麗的大理石像倒在草叢裡，我於是迷失在一種奔放的自由里。這種自由就是我們所說的「頹廢的自由」，它把我帶到法國。

流亡是我創造力的再生

當年，中國的新聞檢查機關指責我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這本書與西方文學同流合污。我的小說觀念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我動搖了現實主義的基礎。後來，流亡超過了懷舊，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創造力的再生。我用莫里哀的語言（法語）寫了幾個劇本，後來才取得法國國籍。我的作品第一次譯成外文是瑞典語。

為什麼《靈山》被稱為「東方小說」？

《靈山》被稱為「東方小說」，也許是因為東方戲劇［對這部作品］的影響，凸顯了斯坦尼斯拉夫和布萊希特關於演員重在表演而不重在身份的理論。在中國的京劇、日本的能劇和歌舞伎里，中性演員的角色，尤其當男人扮演女人的時候，就是建立在這種［身份］變化之上。我寫作時，總是儘可能突出這種戲中戲。同時，我覺得重要的首先是敘述。通過敘述，應能讓人觸及人的狀況的現實，否則毫無用處。

我尋找詞語就像尋找聲音

（文學表現與圖像表現的區別在於］聲音的區別。我在傾聽。在文學方面，我尋找詞語就像尋找聲音。而在繪畫上，筆勢來自身體。我作畫時，一邊畫一邊聽音樂。一氣呵成。其實我同時做的是一件事；戲劇，繪畫獲寫作。

《一個人的聖經》是怎樣一本書？

歷史和文化是人創造的。首先是人，其次是記憶。人們所期待和需要的當代遺產，並不是極權所強加的被歪曲的單一記憶，而是更豐富、更生動、更多樣化的記憶。個人的記憶和多元的記憶。《一個人的聖經》這本書是許多見證中的一種，即「我的」見證。人們很難想像［中共］現政權還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新聞檢查至今非常嚴格，此外自我審查還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個人想避免空頭大話越來越難。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向來是互相加強的。只要歷史還在結結巴巴不講真話，流亡的寫作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