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暮年

前兩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們曾籌劃為南京大學教授、我國元史研究會會長韓儒林先生紀念八十壽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論文集。但工作正在進行之中，韓先生卻溘然辭世，旨在慶祝的論文變成了追悼論文集。

今年，我們又籌備為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八十周年、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編輯一本論文集；可是歷史又重演了——我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際，不留一言，突然棄我們而去，使我們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論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樹倒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時代，一個失去長者的時代已經在悄悄地開始。在長者逝去以後，我不願意讓自己的文字因規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願意在恩師辭世之際囁囁嚅嚅做孝子態；我寧願繼續在先生的靈前照舊童言無忌，以求獲得我受業與他的最後一課。

翁先生是一位學者，但他作為學者的一生也許是悲劇。我認識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為一位老人卻擁有成了無愧的暮年。

翁先生個人的著述不算多。除了他在哈佛留學期間用英文寫作的《元史<愛薛傳>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國與歐洲關係的著作）之外，論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譯語集釋》（燕京學報三十，１９４６），僅作了幾個詞條，顯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論文幾乎都發表於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後，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學術組織工作——吞沒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沒了它作為一位學者應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後七八年間，我總感到：他似乎下定決心不再著述。

自從１９７８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來，我和同學們不知多少次表示願意做助手，願意為先生留下一本傳世之作竭盡全力。但是他總是微微地搖搖頭，默默地吸著那著名的煙斗。他那神態使我內心感到一種震驚，我覺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們的熱心，包括學術著作本身。

我覺得他的那種神態平衡著我的年輕好勝的衝動。但我畢竟是我；１９８３年我在日本東洋文庫進行東北亞歷史研究時，我曾向一些極其著名的日本教授談到翁先生是我的導師。但他們的問話使我終生難忘，他們說：「哦，是嗎？我怎麼不知道您的老師，他有什麼著作？」

我覺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傷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簡直是在咬牙切齒地這樣想著、寫著。

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著他的大煙斗。在他那殘破而昏暗的室內，時間在無言中流逝。暗淡的光線映著他的臉，我覺得那臉上現出了一種堅毅。

惜墨真的勝於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殫精竭慮的領導下，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已經飲譽海內外。伊兒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漢譯本已經在我國出版。內蒙古學者對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點校已經開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幹隊伍建設，都已經初現規模。翁先生一貫堅持的思想已經在我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成為現實。——但上述這些本不該由我來寫；我知道在這些學業大計的背後，有不少學者在感懷著他們與翁先生之間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們在漫長而枯寂的勞累中，體會到了一些純凈和崇高。

翁先生家門大開，不拒三教九流之客。我曾經陪著翁先生和外國學者談話。他握著煙斗，用英語和他們慢聲閑談。但只要聽到書名和論文的題目，他馬上打斷談話，當場要求把那名字寫在紙上，然後仔細問清內容。這時他的小外孫女領著一個同學進來了，他們大概剛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業題。翁先生抽出他數不清的詞典中的一本，他給那兩個小孩講解時的神情和主持學術會議完全一樣。小姑娘走了，我看見翁先生臉上有一絲快意，也看見外賓臉上浮著的驚訝。

翁先生晚年慎於署名著述的態度近於神秘。

無論是我們同學，或是學術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論文末章節附註明「在翁獨健先生指導下」之類的話。這並非恭維，因為翁先生確實關心著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視同仁，一律大筆一揮劃掉那句話。他劃掉那句話時，那近於快感的神態簡直使我無法理解。

但是，在告別遺體時，我看到數不盡的學者、青年、前地下黨員、工人都在慟哭，為一位哈佛大學博士、燕京大學代理校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副主席失聲慟哭時，我突然想：

——著作真的就是一切嗎？

也許，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師。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話甚至一句話就能推動人生的一次飛躍，「導師」的意義就在於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無忌憚。我激烈的咒天怨地。我發泄地攻擊批評。我發現了一條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寫作時需要去找翁先生說個痛快才能繼續。翁先生總是端著他的大煙斗，心平氣和的聽著，即使插上幾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別興奮的一次是在《文史》上發表了關於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後：那一次我對先生說，不管怎樣我總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確的文章，因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質資料館的「物證」。翁先生聽著，不加批評，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後來，我胡扯中說一句：

「日本有個古代雅利安博物館——」

翁先生問：「什麼？」

我愚蠢地又說：「古代『窩、利、安、特』博物館。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懷疑地望望我。他指指書架說：「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本外來語辭典》查了我那個「窩利安特雅利安」——Orient，東方。

我挨了整整一個小時訓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時里的厭惡、嚴厲、忿忿不滿的神情至今象是還在剝著我的皮肉。後來，有時我聽見文學界一些朋友嘴裡掛著「感覺」、「特棒」、「文化學」等等辭彙時，我喜歡抬杠：「哪兒棒啦？什麼文化？我怎麼不懂呀！」

這種抬杠源於那一小時。我已經感到這種抬杠（當然更多是默不做聲的）使我收益匪淺。

在學問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記得１９７９年年初，我終於沒有瞞住、而讓翁先生讀了我的第一篇小說以後，我使勁解釋說，寫著玩兒的，休息時寫的，我不會耽誤功課；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說道：

「你會成為一個作家。」

它的口氣中沒有一絲不同意。我覺得他這個人沒有一絲干涉學生，干涉別人選擇的壞習慣。他只是平靜地發表了一下他對我觀察的見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氣請求翁先生為我的小說集《北方的河》題寫書名。我沒有表白我鼓足勇氣的原因；沒有說一句我對這本集子的自負、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間留下一點紀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經握不牢手裡的筆。在他那間永遠昏暗的陰冷的屋裡，我看見這白髮蒼蒼、生命已屆遲暮的老人顫抖著，用硬重的筆觸為我寫下了「北方的河」這四個年輕的字。

他看不到這本書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決心不再著述，這於我是一個深奧的謎。我因為不能悟透這個謎，所以總覺得作品重於一切。但有時我又覺得這裡的矛盾並不存在，我覺得我們師生其實是在完成同一個過程。更古怪的是，我雖然年齡尚小卻禁不住地總在想暮年；也許是先生的暮年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終有暮年，更重要的是應該是暮年的無愧。學術會被後代刷新，著作會被歷史淹沒，不是所有學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樣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紙黑字都能受到那樣的敬重的。這是一種現世思想呢？還是一種來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個像翁先生那樣的暮年，是件很難的事，也是件輝煌的事。

在聽到翁獨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覺得我該做點功課紀念自己的導師。我打算寫一篇嚴謹紮實的蒙古史札記；但寫成的卻又是一篇小說。我寫了我國蒙古族牧人活動的最西極邊境——伊犁的一個名叫波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後填上了一個題目：《輝煌的波馬》。

我相信，先生是會原諒我的。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