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尋常的苦難（札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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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關於苦難，我知道些什麼？我經歷過困頓、挫折、痛苦、失望，但不曾經歷過苦難。直到我身陷苦難中了，我才省悟這一點。可是，關於苦難，我仍然知道些什麼？
苦難似乎是一個偉大的詞眼。在古典時代，苦難被頌揚為一種英雄業績，希臘人差不多是用「歷盡苦難」來定義英雄這個概念的。荷馬史詩的主人公之所以成其為英雄，就因為他是「歷盡苦難的奧德修」。在浪漫時代，苦難被頌揚為靈魂凈化的必由之路，「不知道苦難」差不多就是沒有靈魂的同義語。所以青年羅曼.羅蘭敢於以無比輕蔑的口吻寫道：「我們必須憐憫那些不知道苦難的人，假如真有那種可憐蟲的話！」
這樣的苦難與我無緣。
我的苦難沒有慰藉，也沒有補償。它不會給我帶來光榮和偉大。一個父親守著他的註定夭折的孩子，這個場景異乎尋常，但也極其平凡。我也許挺得住，也許挺不住，無論在哪種情形下，我都成不了英雄。我只是一個忍受著人間平常苦難的普通人。一個人只要真正領略了平常苦難中的絕望，他就會明白，一切美化苦難的言辭是多麼浮誇，一切炫耀苦難的姿態是多麼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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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對我說：苦難凈化心靈，悲劇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難磨鈍了多少敏感的心靈，悲劇毀滅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繪聲繪色，來掩蓋生活中的無聲無息！
縱然苦難真有凈化作用，我也寧要幸福。常識和本能都告訴我，歡樂比憂愁更有益於身體的保養，幸福比苦難更有益於精神的健康。
縱然苦難已經臨頭，我已經身陷悲劇，我也無意奢談凈化，自許崇高。對人生的覺悟來自智慧，倘若必待大苦大難然後開悟，慧根也未免太淺。我真正要留意的是在苦難中自衛，保護心靈的健康。我自知能夠超脫，倒是要防止過於看破，從此不能夠執著。
縱然苦難終於把我壓垮，悲劇終於把我毀滅，我也只好自認倒霉，無需有人來安慰我說：苦難凈化心靈，悲劇使人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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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羅說：「不但幸運本身是盲目的，而且使享用它的人也成為盲目的。世上沒有比交好運的傻瓜更不可容忍的了。」
這話說得很漂亮。不過，傻瓜不交好運，甚或交了惡運，是否就會不是傻瓜了呢？
其實，人生在世，總會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難，世上並無絕對的幸運兒。所以，不論誰想從苦難中獲得啟迪，該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機會和材料的。世態炎涼，好運不過爾爾。那種一交好運就得意忘形的淺薄者，我很懷疑苦難能否使他們變得深刻一些。
我相信人有素質的差異。苦難可以激發生機，也可以扼殺生機；可以磨鍊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啟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揚人格，也可以貶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質如何。素質大致規定了一個人承受苦難的限度，在此限度內，苦難的錘鍊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則會把人擊碎。
這個限度對幸運同樣適用。素質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難，也能承受大幸運，素質差的人則可能兼毀於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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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使人對苦難更清醒也更敏感。一個智者往往對常人所不知的苦難也睜開著眼睛，又比常人更深地體悟到日常苦難背後的深邃的悲劇含義。在這個意義上，智慧使人痛苦。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哲人說：「絕學無憂。」外國的哲人也設問：「為了能夠幸福，人最好是否對自己無知呢？」
然而，由於智者有著比常人開闊得多的視野，進入他視界的苦難固然因此增多了，每一個單獨的苦難所佔據的相對位置卻也因此縮小了。常人容易被當下的苦難一葉障目，智者卻能夠恰當估計它與整個人生的關係。即使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由苦難的表象洞察人生悲劇的底蘊，但這種洞察也使他相對看輕了表象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智慧對痛苦的關係是辯證的，它在使人感知痛苦的同時也使人超脫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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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悲劇，我們有理想、信念、正義感、崇高感支撐著我們，我們相信自己在精神上無比地優越於那迫害乃至毀滅我們的惡勢力，因此我們可以含笑受難，慷慨赴死。我們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這個劇場里的觀眾全都渾渾噩噩，是非顛倒，我們仍有勇氣把戲演下去，演給我們心目中絕對清醒公正的觀眾看，我們稱這觀眾為歷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對自然悲劇，我們有什麼呢？這裡沒有舞台，只有空漠無際的蒼穹。我們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眾生。任何人間理想都撫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災人禍面前也談不上什麼正義感。當史前人類遭受大洪水的滅頂之災時，當龐貝城居民被維蘇威火山的岩漿吞沒時，他們能有什麼慰藉呢？地震，海嘯，車禍，空難，瘟疫，絕症……大自然的惡勢力輕而易舉地把我們或我們的親人毀滅。我們面對的是沒有靈魂的敵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優越自慰，卻愈發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沒有上帝來拯救我們，因為這災難正是上帝親手降下。我們憤怒，但無處泄憤。我們冤屈，但永無伸冤之日。我們反抗，但我們的反抗孤立無助，註定失敗。
然而我們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許，沒有浪漫氣息的悲劇是我們最本質的悲劇，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氣是我們最真實的勇氣。在無可告慰的絕望中，我們咬牙挺住。我們挺立在那裡，沒有觀眾，沒有證人，也沒有期待，沒有援軍。我們不倒下，僅僅是因為我們不肯讓自己倒下。我們以此維護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後的尊嚴——人在大自然（=神=虛無）面前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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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會如此，生活將照常進行下去。
然而，事實上遲早會有意外事件發生，打斷我們業已習慣的生活，總有一天我們的列車會突然翻出軌道。
冥冥中彷彿有一支神筆，早已畫好了我們每個人的命運的地圖，只有極少數人掌握或自以為掌握破讀這地圖的密碼。
我不屬於預感敏銳的先知之列，但審慎使我對命運始終懷著一種不信任，何曾料到命運比我能夠想象的更其詭譎。
從今以後，我不會再輕易相信明天。「天有不測風雲」——不測風雲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禍福」——旦夕禍福是無所不包的人生的題中應有之義，任何人不可心存僥倖，把自己獨獨看做例外。我仍然讀不懂我的命運的地圖，但是，即使明天我的日內瓦沉入海底，我的維也納毀於火山，我也不會驚慌失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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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一種曠日持久的災難之中，為了同這災難拉開一個心理距離，可以有種種辦法。樂觀者會盡量「朝前看」，把眼光投向雨過天晴的未來，看到災難的暫時性，從而懷抱一種希望。悲觀者會盡量居高臨下地「俯視」災難，把它放在人生虛無的大背景下來看，看破人間禍福的無謂，從而產生一種超脫的心境。倘若我們既非樂觀的詩人，亦非悲觀的哲人，而只是得過且過的普通人，我們仍然可以甚至必然有意無意地掉頭不看眼前的災難，盡量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尚存的別的歡樂上，哪怕是些極瑣屑的歡樂，只要我們還活著，這類歡樂是任何災難都不能把它們徹底消滅掉的。所有這些辦法，實質上都是逃避，而逃避常常是必要的。
如果我們驕傲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麼辦呢？
剩下的唯一辦法是忍。
我們終於發現，忍受不可忍受的災難是人類的命運。接著我們又發現，只要咬牙忍受，世上並無不可忍受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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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曾云：忍為眾妙之門。事實上，對於人生種種不可躲避的災禍和不可改變的苦難，除了忍，別無他法。忍也不是什麼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罷了。不忍又能怎樣？所謂超脫，不過是尋找一種精神上的支撐，從而較能夠忍，並非不需要忍了。一切透徹的哲學解說都改變不了任何一個確鑿的災難事實。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並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無論怎麼看透，身受時還是得忍。
當然，也有忍不了的時候，結果是肉體的崩潰——死亡，精神的崩潰——瘋狂，最糟則是人格的崩潰——從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毀於災難，就只能忍。忍是一種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種自尊。以從容平靜的態度忍受人生最悲慘的厄運，這是處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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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是一個沉重的詞，幸運兒是不會想到命運的，唯有身陷苦難時，我們心中才會奏響起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
命運所提示的苦難常具三個特徵：不可思議，令人感到神秘而又荒謬；不可違抗，如同出於神的意志；不可輕視，擁有震撼乃至摧折人生根基的力量。
命運是不可改變的，可改變的只是對命運的態度。一則古斯拉夫祈禱文如此說：「主啊，請賜我力量去改變可以改變的事物，請賜我力量去忍受不可改變的事物。」面對命運，忍似乎是唯一法門。
但是，有不同的忍。有英雄之忍，也有奴隸之忍。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避殺父娶母的可怕命運，但終未能逃脫，於是他刺瞎了自己的眼睛。這個舉動既是對命運的無奈接受，又是對命運的憤怒抗議。他彷彿說：既然命運本身如此盲目，不受人的理性的指引，人要眼睛何用？從今以後，就讓命運領著我這個瞎子走吧，只有作為一個瞎子，我才能跟從它。他的忍是英雄之忍。
上帝為了考驗虔信的約伯，連連降災於他，毀掉了他的全部兒女、財產和他自己的健康。約伯雖然對此大惑不解，卻虔信如故，依然讚美上帝的仁慈。他的忍是奴隸的忍。
「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太簡單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總是被領著也被拖著，抗爭著但終於不得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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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世事無常，命運莫測，梭倫便說：「無人生前能稱幸福。」這差不多是古希臘人的共同看法。儘管俄狄浦斯的厄運是極其特殊的，索福克勒斯仍把它視為人類普遍命運的象徵，讓歌隊唱道：「誰的幸福不是表面現象，一會兒就消滅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運警告我不要說凡人是幸福的。」
確實，當我們回顧往事尋找幸福時，至多只能找到一些斷片。一切幸福的故事都沒有結尾。它沒法有結尾。「運氣是鏡子，照得最明亮時便碎了。」不碎又怎麼樣？它會陳舊，暗淡，使人厭倦。一切幸福故事的結尾或是悲慘的，或是平庸的，所以被小說家刪去了。
人死後就能稱幸福了嗎？針對梭倫的說法，亞里士多德合乎邏輯地推論：對於死者來說，世俗意義上的命運仍是多變的，於是他將隨著子孫的興衰榮辱時而幸福，時而不幸了。蓋棺也不能論定。
為了證明幸福的存在，哲學家們便重新定義幸福。語言是哲學家的魔杖，它能化有為無，也能無中生有。但是，此時此刻，所有這些討論未免太複雜了。
一個苦難中的女人對於幸福的理解十分簡單：「現在我看別人，覺得誰都那麼幸福。」別人的孩子活著，我的孩子卻要死，幸福與不幸的界限涇渭分明。
有一回，我做一個小手術，麻醉劑使我暫時失去了排尿功能，尿憋得極難受卻不能排出。這時候，當我聽到身旁有人暢快地嘩嘩排尿時，我確實覺得那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麼，世上還是有幸福的，那就是我們業已失去的一些非常平凡的價值。在病人眼裡，健康是福。在受難者眼裡，平安是福。可是，在我們尚未失去它們時，我們卻並不引以為幸福。人心固重難而輕易，舍近而求遠，所以幸福是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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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孩子患了絕症，她的父母曾經為此哭得死去活來。可是，此刻，她的母親眼睛盯著電視機，被一出喜劇小品逗得笑出了聲。孩子聽見媽媽笑，也笑了。她的父親坐在桌旁，一支煙，一杯茶，讀一本買了很久尚未開讀的書，享受著午後的寧靜。
我心裡突然一驚。我為人們包括我自己對於苦難的冷漠感到震驚。
我的女兒不久於人世了。隨後，無需太久，她的父母也會死去。歲月流逝，世代更替，總有一天，我和我的正在遭災的小家庭將在世上消失得乾乾淨淨，不留一絲痕迹。事情就這麼簡單。我為事情這麼簡單感到震驚。
當我感到震驚時，我是抽身出來，做了一個旁觀者。對於人生的苦難，也是旁觀者清。只要痛苦有間隙，而最後的結局尚未臨頭，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傷。倒是在旁觀者眼裡，苦難永遠直接呈現，一眼望到了頭。
在一剎那間，我用旁觀者的眼光異乎尋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難，於是感到震驚。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樣？這種清醒除了絕望還能帶來什麼？那麼，冷漠豈非生命本能的一種自衛？
對於一切悲慘的事情，包括我們自己的死，我們始終是又適應又不適應，有時悲觀有時達觀，時而清醒時而麻木，直到最後都是如此。說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適應力是驚人的，幾乎能夠在任何境遇中活著，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適應的。到死時，不適應也適應了，不適應也無可奈何了，不適應也死了。
正是這一點使我感到分外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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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過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會感到荒謬。荒謬是清醒的人的感覺。這個失去了目的的過程長久延續下去，人就會疲乏，麻木，而荒謬感也就被無聊感取代了，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現出來。
然而，什麼是無聊感呢？它豈不就是打著磕睡的荒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僅僅是表面上。
我們不可能持之以恆地為一個預知的災難結局悲傷。悲傷如同別的情緒一樣，也會疲勞，也需要休息。
以旁觀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會想象他們無一日得安生，其實不然。因為，只要想一想我們自己，誰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無聊感麻痹我們對於災難結局的注意力，阻斷我們的悲傷，驅使我們在眼前的過程中尋求消遣，從而疏通和保護了我們尚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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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疲倦，遺忘，生活瑣事……苦難有許多貌不驚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學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類和個人歷盡劫難而免於毀滅，各種哲學和宗教的安慰也無非是人類生存本能的自勉罷了。
許多民族的宗教都規定了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實，沒有這些規定，哀傷也不會無止境地延續下去。荷馬告訴我們，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殺盡之後，也曾經停止慟哭，飢餓使她端起了飯碗。
人都是得過且過，事到臨頭才真急。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來，只要不死，好了傷疤又忘疼。最拗不過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產生的日常生活瑣事，正是這些瑣事分散了人對苦難的注意，使苦難者得以休養生息，走出淚谷。
「你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該忘就得忘，難道要記一輩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這一段對話，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沒有這樣的自衛本能，人如何還能正常地生活，世上還怎會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來，天災人禍，留下過多少傷疤，如果一一記住它們的疼痛，人類早就失去了生存的興趣和勇氣。人類是在忘卻中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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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苦難，我們可以用藝術、哲學、宗教的方式尋求安慰。在這三種場合，我們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從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離出來，立足於一個安全的位置上，居高臨下地看待苦難。
藝術家自我對肉身說：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難，都只是我的體驗。人生不過是我借造化之筆寫的一部大作品，沒有什麼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時也許寫得很投入，但我不會忘記，作品是作品，我是我，無論作品的某些章節多麼悲慘，我依然故我。
哲學家自我對肉身說：我站在超越時空的最高處，看見了你所看不見的一切。我看見了你身後的世界，在那裡你不復存在，你生前是否受過苦還有何區別？在我無邊廣闊的視野里，你的苦難稍縱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為之動心。
宗教家自我對肉身說：你是卑賤的，註定受苦，而我將升入天國，永享福樂。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無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對苦難的貶低甚於不能忍受苦難，於是怒喊道：「我寧願絕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象都沉默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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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終點是死，是空無，在終點找不到意義。於是我們只好說：意義在於過程。
可是，當過程也背叛我們的時候，我們又把眼光投向終點，安慰自己說：既然結局一樣，何必在乎過程？
著眼於過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為背景，一切苦樂禍福的區別都無謂了。因此，當我們身在福中時，我們盡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敗壞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難臨頭，我們又盡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脫當下的苦難。
生命連同它的快樂和痛苦都是虛幻的——這個觀念對於快樂是一個打擊，對於痛苦未嘗不是一個安慰。用終極的虛無淡化日常的苦難，用徹底的悲觀凈化塵世的哀傷，這也許是悲觀主義的智慧吧。
然而，我終究是過程中人，除了過程一無所有，我不能不執著於過程。人生如夢，卻不是夢，誕生和死亡竟都沾滿著血污，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迴避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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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切宗教和哲學中，佛教最徹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於無，謂之空。
西方人始終沒有達到空的境界。基督教執著於有，強以無為有。西方虛無主義求有不得，但不安於無，故充滿焦慮。
流俗中的佛教已經與佛的本義南轅北轍。佛要破除對是非利害禍福的執著，俗眾卻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趨利避害，乞福去禍。佛以無制有，俗眾卻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斷禍福之因果，俗眾卻祈求以福補償禍，從而埋下新的禍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難，百惑皆消。一個從未存在過的小生命，因緣送來，因緣帶走，何至於悲痛欲絕？我自己也只是一個隨緣生滅的空相，如何執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陣風，一片雲，聚散無常，笑什麼，哭什麼？
然而，畢竟身在因緣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來的。無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塵緣難斷。我自知太愛人生，難成正果，寧願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許終我一生，佛只是一門學問，不能成為我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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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痛苦之源。愛得越深，痛苦也越烈。於是，佛指點滅苦之道：斷絕愛欲，看破紅塵。
然而，我不能不愛，不願不愛。我的愛不理睬佛的教導。
大愛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負著大痛苦前行。小愛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毀了。可見愛者必痛苦，痛苦者卻未必毀滅。
佛的智慧把愛當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棄絕，扼殺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當作愛的必然結果而加以接受，化為生命的財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於痛苦，我只願有一種智慧足以使我不毀於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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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設想，一個人只要對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離，始終堅持自己對它們的獨立性，在內心深處做到不動心，那麼，世上就沒有任何苦難能夠傷害他了。
這個我愛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棄我而去了？好吧，讓我冷靜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與我的相遇純屬偶然，我們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輩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為她的離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個親人快要死了？好吧，讓我冷靜地想一想，無論配偶、父母還是孩子，他們成為我的親人也都是純屬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個人結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這個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為喪失這樣偶然的一種關係而悲痛欲絕，豈不痴愚？
這樣想時，除了直接施於我的肉體的打擊之外，一切皆成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槍不入，風雨如磐了。
可是，這樣想時，我也就成為一個沒有親人、沒有愛、沒有心的東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塊石頭了。
事實上，我哪裡做得到。到頭來我總發現，我所愛的人使我如此牽腸掛肚，我們之間的悲歡離合決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內容。除去它們，我的生命便成了一個空殼，我也就不復是我了。
那麼，就讓我繼續為愛而受苦吧，也勝似做這樣一個任何苦難傷害不到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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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沿小河散步，看見情侶們依然纏綿，孕婦們依然安閑，牽著孩子小手的父母們依然快樂。正當災禍籠罩著我的時候，他們頭頂上的天空依然絢麗。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開。
當然，這是正常的。
對於別人的痛苦，我們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發生同情，有時候旁觀者的想象甚至會超過當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畢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難的。
我們最愛的還是自己，最怕的還是自己的死。於是我勉勵自己：就把我所愛的人的死當作我自己的死來對待吧，只要我能懷著自尊平靜地面對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靜地面對這個悲劇了。可是，我立即發現，我的自尊包含著自欺，因為這終究不是我的死，我無法真正感受這個即將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體。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靜，也只是對另一個生命的疾苦業已麻木了而已。
人們愛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絕症，註定要死，人們也就漸漸習慣了，終於理智地等待著那個日子的來臨。
然而，否則又能怎樣呢？望著四周依然歡快生活著的人們，我對自己說：人類個體之間痛苦的不相通也許正是人類總體仍然快樂的前提。那麼，我的災難對於親近和不親近的人們的生活幾乎不發生任何影響，這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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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者對別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兩者更強烈的也許是僥倖：幸虧遭災的不是我！
不幸者對別人的幸運或者羨慕，或者冷淡，但是，比兩者更強烈的也許是委屈：為何遭災的偏是我！
不幸者對不幸者又會如何呢？
一個喪子的母親獲悉另一個曾與她比鄰而居的母親不久后也喪了子，同病相憐的悲憫敵不過幸災樂禍的歡欣，她在屋子裡又笑又鬧，接著警覺到自己的失態，便大聲問道：「儘管我很同情她，但我還是感到高興，我不應該嗎？」
可憐的女人，當然不應該。不幸者理應互相同情，要不你們還能從哪裡獲取同情呢？何況別人的苦難並不能消除你的苦難，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難道能因此復活？
不對，即使殺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決不肯這樣做。但我說不清為什麼，就是感到高興。我是一個壞女人嗎？
你不是壞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當我們獨自受難時，我們會感到不能忍受命運的不公正甚於不能忍受苦難的命運本身。相反，受難者人數的增加彷彿減輕了不公正的程度。我們對於個別人死於非命總是惋嘆良久，對於成批殺人的戰爭卻往往無動於衷。仔細分析起來，同病相憐的實質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災樂禍。這當然是愚蠢的。不過，無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權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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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羞愧地躲開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悲傷不該受到攪擾，也因為一旦相見我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對於我來說，沒有比向不幸者說同情話更難堪的了。
現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開了我。在這小心翼翼的迴避背後，我能感覺到那一份體貼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們請到家裡。
「什麼也不用說，或者隨便說些什麼。」我微笑著說。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漸漸活躍起來，說著平時關心的種種話題。
送走他們后，我感到一陣輕鬆。我終於把他們在沉默中分擔的我的不幸全部收歸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