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醒來掏出枕下的手錶一看,才清晨五點,天卻已經大亮了。我清楚地記得夜裡的夢,近段時間我的夢夜夜重溫:一幢舊房子大木門外帶斜坡的空地,很安靜的夜裡。穿黑衣的守靈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在一個棺木旁邊跪著。守靈人背對我,鐵皮殼的煤汽燈,還有一盞燃著燈線的菜油燈,燈光都很淡,風吹得一搖一擺。沒有哭聲,也不說話,但我感到我和守靈人彼此熟悉,我在這人身後跪下,再三伏地揖拜。一旁的白花在凋落,像紙錢一樣飄落,隨著風聲聚集在我的腳下。
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關係,而且關係不同一般。是誰呢?
我的母親七十六歲,一直多病,但還頑強地活著。我父親兩年前老而壽終,骨灰一直放在家裡,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蓮花山,也就是五個月前,細雨紛紛,山上雲霧繚繞,松竹茂盛。我和姐姐哥哥們一長排恭立在父親的新墓前。作道事的老先生,讓我們轉過身,掀起后衣角接他遠遠扔來的米粒,據稱接得多的,祖先在天格外保佑,財源滾滾。果然我接得多,大家轟然祝賀我,像中了彩票小獎。我回家卻把這把米好好地做了一頓粥,讓父親的靈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里。
而五個月後,就是這天清晨,2001年1月18日清晨,我獨自一人躺在德里的帝國旅館,我都不敢睜開眼去看,怕一睜開眼,那殘留的夢痕會一掃而凈。如果棺木里是父親,那他想通過這個夢傳遞給我不讓別人知道的信息。父親眼睛有病,在我生下后,就不能在船上繼續做水手,在我長成一個少女后,就是一個盲人。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他的嗅覺、聽覺、感覺、觸感,勝過正常人。不在人世的父親,看見在德里的我,知道我陷在迷津里,他會讓善人給我幫助,他會不惜跨過生死之界,給我一隻手。
我要去的世界當然在旅館之外,附近幾條街還是很乾凈,綠樹成蔭,玻璃牆面的摩天大樓互相反映堂皇,與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樣,現代得可愛。往北走,到康諾特圓環,才雜亂起來,印度起來。
到德里老城區,舊德里,方覺得來到一個有自己歷史的地方:一股強悍的生命之氣,磅礴而來。這個印度17世紀的首都,殘存的赭色城門、窄小灰暗的巷道間,都能引出煌煌然閃光的伊斯蘭教寺廟建築。到處是兜售鮮花的小攤,串串疊疊,七八種花色不太有順序地放在大竹箕上,水珠新鮮晶瑩。各種顏色的辣椒香料攤,則是玻璃瓶子、木箱、麻袋整齊陳列,香味濃郁。
我最喜歡那些瓶子,每看到新鮮的色彩,我都駐足觀望幾秒鐘。女人艷麗的沙麗,男人素潔的頭巾,還有他們從頭到腳閃光的銀飾,害得我手痒痒的,想去摸一下,沾一下那快樂。藍得透明的天,將心氣掀得大大的,可以裝下任何生猛的色彩。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季節好,氣溫好,不太熱也不太冷,不會如雨季漲水,也不如旱季熱得焦心。
現在是一月,蘇菲真是會選時間。
看來是旅遊旺季,一街人,外國人,外省人,滿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擠在街上,加上黃牛白牛與自行車三輪車擠道。披著棉布或絲綢的小商小販,面含微笑,手拿著玻璃石頭銀器的項鏈,跟著遊人,勸人買這買那。「不買?」「沒問題,拜拜。」高高興興走開追下一個。印度英語聽起來像含了枚印度橄欖捨不得吐掉。印度這個地方,至少有一點好:我生平第一次不必為自己亂七八糟的英文臉紅。於是滿街都在含橄欖說沒問題。
對著滿街飄香,我尋思了半天。回到旅館吃中飯,心裡七上八下,越來越不踏實:蘇菲花這麼大力氣,就是讓我寫這樣雞毛蒜皮的觀光記?這個快快樂樂「沒問題」民族的問題,我有什麼辦法能分析?我覺得蘇菲並不是讓我來體驗印度神秘。突然我想起她的話,那假裝禪機的句子,「愚者不知難,亦不知無難。」這話大有講究。我沒來得及填肚子,就在電腦前坐下寫電子信,也學她的神秘腔調。
「索非索,欲索何索?」
這時房間里電話鈴響了,嚇我一跳,我拿起電話,聽到蘇菲的笑聲。
「什麼事啊?攤底牌吧,要我做什麼,找誰?」
「你認為我想找誰?」她反問。
「你會說是阿難。我當然不會相信。」
「你如我想的一樣聰明。」
「好吧。到底要我做什麼?」
「就是阿難。」
「阿難到了印度?怎麼可能。難道他真認為自己是釋迦牟尼的大弟子?聽說他在泰國的寺廟妓院間出沒?」
「我請你幫我在印度找。我和他的事,全世界你知道得最多。」
或許真是如此。我到香港,蘇菲到北京,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請我吃飯,目的卻是談阿難。所以我成了我饞嘴的犧牲品。我不由得對自己冷笑了。
「印度人口已經到了十億。你要我這個外鄉人找一個人,我去找就是,沒問題。但是找不到呢?」
「去找,就能找到。還沒有找,你怎麼肯定找不到?」她語氣竟然有點生氣。
我想想,搖搖頭,這個蘇菲肯定瘋了。最先她沒有直接說讓我去追著採訪阿難,我以為是開玩笑:她只是讓我隨意寫印度。現在好像整個印度之行的目的全變了,我是來給大款兒蘇菲當差!她雇我做私家偵探,用作家的幌子,找她想找的人!
我重新上街,三條街走下來,印象完全不同了,糟透了:任何東西,一看是黃種人的臉,價格就高出本地人幾倍。黃這皮膚是財富的象徵,最高級的商店有兩類人經常光顧,一是中東石油富豪,二是出國旅遊的中國人,價格越是天數,中國人買得越起勁。
而這些街道之臟,實在無法恭維,街兩旁的店衛生條件也不好。店主說,小姐喝水,買封死的聽裝,價格比瓶裝水高,但確保是來自出產地的山泉。瓶裝的說不定是假的。
啊,哪有這麼叫賣的?
平價旅館都很糟糕,收費還不合理。蚊子嗡嗡叫著滿街飛,到處聞得見焦糊的咖喱味。蘇菲讓我住特價五星級旅館,恐怕有道理,乾淨旅館不容易找。我初到印度,她想保證不讓我病倒,病倒了,整個寫作計劃告吹。攤上切開的西瓜,那水那刀都可能有細菌,只有香蕉這類自帶套的水果才保險。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就在我左右,但這一切並不影響我的情緒,我看不見中國人感覺的出門不安全、處處欺詐勒索現象,可能這個地方的人,連騙人也少一股歹毒勁,一切都充滿庸懶閑情和十足的耐心,時間永遠都夠,一天過得沒有停止,再過一天還是這一天,流水流走還會回來。
我早明白計程車司機載上我這個外國人,故意繞著城跑,既費時又費錢。街里的小巷子湧出臭氣,小孩一絲不掛在垃圾堆里打滾,一點也不怕涼風。有人裹了一根臟髒的布條,赤腳跪在路邊乞討,有人乾脆睡在路上,病得奄奄一息,走過的人視而不見,生命太賤。
這天星期四,不過是個日曆上的記錄,而我感覺已經在這兒經歷了許多個星期四。我繼續在街上瞎走。從店裡買了一杯熱滾熱燙的印度奶茶,香濃可口。浪漫又有歡快節奏的音樂傳來,和我新奇又低調的心情是一對不太要好的姐妹。北京這時候還下大雪,穿厚厚的羽絨衣戴帽子系大圍巾,這兒卻像二四八月好時節。下午的陽光非常燦爛,照著人暖融融。
上了一斜坡石階,又一條街,寬大而望不到盡頭,有一連串衣服攤,攤主站著,更多的是坐著,任客挑選衣服。傳統工藝小店前人多些,卡片、臘染、織布、木雕、印度教的神,色彩鮮亮,自自然然的大紅大紫。路邊有扎白頭巾的吹笛人,跟著我走,眼睛瞟著我。他魔幻的曲子將讓一個女人快樂一世,應該考慮和他私奔,不然北京的一位女記者會笑我沒有膽量。可惜我真是沒膽量,只能將快樂留給別人。
凡我經過的地方,眼睛掃到的人,都沒有我的目標阿難。
蘇菲指派我找阿難,如同大海撈針。我邊走邊在心裡罵蘇菲,瘋子才想得出的計劃!什麼神經發病!大眾羅密歐跑了,天下的朱麗葉都吃錯了葯。怎麼想得出來他會在印度?就因為這個唱歌的人心血來潮取了個佛經中的名字!看來蘇菲對藝術家還是沒有完全看透。
對瘋子,安撫安撫是應該的。
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麼採訪並不重要,我找過了,就好向這個姑奶奶交代:如果真是要採訪,見不到他人也一樣可以採訪,我寫了半輩子小說,編這點故事的能力綽綽有餘。任務一旦明確,什麼都好辦。「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中國人,辦一點含混事,說幾句雙關話,真是小學里就教的看家本領。
我心裡一笑,就已經想好對付的方案,然後坦然做起逍遙的觀光客,沿著街邊騎樓賞心悅目起來。
就在這時,我看到工藝小店一旁的牆上有個音樂會張帖,頭像佔了百分之八十五,面孔很熟,眼睛深凹,長鼻樑,嘴唇緊抿,神情略帶點輕蔑的冷意。但是看不清楚:招帖上已經粘了大小不一的紙片。大概是些出租房子、找工作、修家電、醫怪病的廣告。我盡量撕掉一些,再看那音樂會張帖,我愣了,這不是阿難嗎?
不可能,怎麼會呢?
圖像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照片漫天飛,「有點像」不能算數。時間好像是阿拉伯數字,已過去兩個月了。我倒吸了一口氣:蘇菲的指令還沒有佛陀的准。我見到過阿難的照片,起碼是五年前的,他的面相在中國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卻像長在許多人臉上。我在張帖前猶豫了半天。招帖上面有幾個印地文,這種天書的拼法,我在北京臨行時惡補了一小時,現在只好拚命回憶。最後,我看出來了,張帖上寫著Ananda,不是阿難的拼音ANan。不過我馬上想起來,阿難既然取自佛經,他如果來印度,當然會用「真名」。
但就這麼一點線索,猜不準這個Ananda,是不是蘇菲要我找的那個阿難。
中午出旅館時我已經作了打算,好好看德里,一天時間足夠了。下午就去火車站預訂票,沿著佛陀的一個個聖境看看,寫本相關有趣的書,就對得起自己和蘇菲了。
因此,我中午出來時,還抽身去了德里國立博物館,很近,就在我住的帝國旅館旁邊。印度文物雖然照片見過,但是面對這麼多雕塑還是令我驚訝,犍陀羅風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暢寫實,笈多王朝時期的佛頭雖然是從雕像上斷裂下來,但美麗而沉靜。早期印度河文明時期的印章,我看了又看。印單上刻著動物和巫師和圖騰。公元十八、十九世紀的唐卡,金、銀、青三色,也是漂亮眩目。這個民族夠藝術的。
我走到三樓,人並不多,但警衛隔幾米就有一個。佛陀肩骨舍利,居然有黑色舍利,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廟風格的玻璃櫃里,華麗的投射燈光打在金碧輝煌的展示柜上。感覺是走在珠寶店裡,沒有佛家的清凈和尊嚴,趕緊撤出來。我找到一個店,喝了一杯茶,歇了一口氣,正想課已經上夠了,準備去訂火車票。不想,在街上看到這張過期的音樂會廣告。阿難突然凌虛顯身,讓我手心額頭髮涼。這麼說,蘇菲並非完全捕風捉影,她的話「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發脾氣。我腦子開始糊塗起來。
或許,該打消去火車站訂票的念頭。
我很想將面前的廣告撕下來,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國自然而然的事,在這裡倒要三思。阿難並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的確像在寺廟裡住過的人,眼睛清亮,一般人沒有這麼一雙眼睛。看著他稜角分明的嘴唇,我心裡罵了一句,轉過身,背對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嘴唇性感。
我曾經感興趣他的許多事,前幾年也記得非常牢,去年開始有點淡漠了。這小子該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1950年出生,那麼是五十歲。可是這張廣告上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樣子,頭髮留得極短,是和尚頭。
女人不同,女人天天變,四年一個代溝,無法視而不見。比如我,三十九歲,再也見不到我十八九歲時的眼睛。那時有擔憂和恐懼,但仍是一塵不染。要使眼睛清亮,心首先就得清亮。現在我的心已經不可能清亮。干我們這一行的,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對人世處處設防,眼睛就得罩上防護套——沒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
我反身再看照片,我覺得不可能是他:阿難眼睛絕對不會依然清亮。
我記得不錯的話,他在北京上小學中學,在雲南當過支邊青年,1977年恢復高考上音樂學院,后以生病為原因退學。原來應當有個本名,總不至於生下就叫阿難。我聽說過他的真名,過耳之風,暫時忘了。
80年代初他組成自己樂隊「自我學習」,參加在北京的一些「地下」音樂小餐館小旅館及俱樂部中演出。我記得當時他的樂隊中有一名西班牙貝司和德國的吉他手,那時我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是拿幾個西洋流浪藝人賣野人頭。
我有他的兩盒音樂磁帶:《長河不落日》和《煙花雨印象》。這兩盤帶子如此不同,我不明白這怎麼會是一個歌手推出的?
《長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搖滾。那時大家都搖滾,而且都重金屬。可是他的樂隊的搖滾就是比別人地道,乍一聽,完全聽不出是東方人做的,徹徹底底的西方刺激。在當時,「自我學習」與唐朝、眼鏡蛇,ADD,號稱中國搖滾四大樂隊,我覺得只有「自我學習」可以亂真。
1990年開始在香港、東南亞、日本及國外舉辦首次個人演唱會。
1990年推出第一張CD專輯《我不會在乎》。
蘇菲認識阿難時是80年代初,當他在地下音樂圈子很火爆的時候。她是第一個採訪他的香港記者,當時就寫文章評論他氣質反叛,個性突出,有自己的理念和樂感。尤其是他的歌詞敢於展示敏感的話題,比如自由與性,對於經歷過共和國種種劫難的幾代人說,有著喚醒他們心靈的力量。
我收集過阿難的音樂,原帶錄製的質量就不好,借來翻錄,
質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屬聽起來使人心浮氣躁,只是因為人人都說膽大,我不聽就跟不上時髦話題。好幾次他的音樂會不是由於我去不了,就是這音樂會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機會聽到阿難的演唱會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體育館,好不容易弄到一張票,正點去,體育館早已人山人海,哪裡擠得進,只好和所有到遲了的人一樣站在後排座位上。我沒有帶望遠鏡,遠遠看到阿難長發披肩,手抱吉他,靜靜地坐在那裡,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樂隊更在半暗中,幾乎看不見人。他不像崔健那樣穿綠軍服,而是與普通大學生一樣的裝束,不修邊幅地卷著袖子,腳上一雙圓口黑布鞋。
他的聲音相當低沉,而笑容比較靦腆。當時觀眾一說搖滾就情緒如火。等燈光突然聚亮,樂器爆響,全場的呼喊海嘯般潮湧起來。還沒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擁上台去獻鮮花,有的送手絹,送飛吻,不僅是掌聲,全場一起唱,用手用腳打著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還瘋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為阿難的風格已經轉向低吟慢唱。依然聽得出搖滾的底子,卻完全沒有煽動的節奏。也許觀眾沒有聽懂,也不需要聽懂,不過是藉機起鬨而已。沒有到結束,警察就來了,體育館里裡外外都是,說是人太多,空氣不好,已有人暈倒,為了安全起見,得讓觀眾離開。
觀眾不肯,但麥克風突然不響了,當然沒法演出,觀眾被警察引導著離開。我一直想有個自己認識阿難的機會,也被泡了湯。台上阿難及樂隊在收拾樂器,警察不讓任何人靠近,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觀眾們聚集在體育館馬路上,等著阿難,天下起雨,觀眾還是等著,但不知為什麼沒有等到。
那是我看過的阿難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後,他就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轉錄到第二個盤子《煙花雨印象》,的確完全不一樣了。「學習」得真不錯,「自我」也出來了。如果說東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搖滾,我認為阿難走出了一條路子。沿著這條路,阿難甚至可以給西方人一點新的啟示。但是,他就在這個時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樂會,沒有幾個人理解中國搖滾史上的阿難。
蘇菲1995年秋天認識我時,證實了阿難的確自那以後沒有在國內公開演出過,只是偶爾在朋友開的酒吧和飯店演唱過。國內只知道重金屬式的「自我學習」的主唱歌手阿難消失,他們並不奇怪,因為「唐朝」、「黑豹」里的人物也一個個消失,人們已經習慣:歌手不失蹤讓誰失蹤?
我背對廣告走了幾步,活動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變化。有變化是幸運的,就像這家店裡的魚缸:兩條小小的魚孵出一大片魚苗,水一動,像樹葉一樣翻轉身,渴望游向遠方。我看對面路上,又一個吹笛人出現,少年的眼睛黑又亮,頭髮捲曲。兩個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緩,有點哀傷。怎麼和阿難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麼一切都在提示這個人的存在。難道我也得像蘇菲一樣瘋狂不成?
工藝小店門前,大都是遊客。我到街上找人詢問音樂會的事,一個人回答不了,拉來另一個,個個都熱心,個個都盡心儘力,不說清楚,都不離開。所以我身邊圍了五個人,英文夾著不知道是印地語還是孟加拉語,而且互相激烈爭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吵吵鬧鬧,就耐心地聽,最後他們總算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廣告上寫的演出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抄寫在本子上,大家都點頭證實沒有錯,還幫我招了電動三輪車。沒一會,司機把我帶到演出地點。看來是個舞場,布置卻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點才開張,此刻正是清場整理時間。
老闆被叫來,瘦瘦的高個子。我講了有個中國音樂家在這兒演出過,兩月前了。「知道他在哪裡嗎?他叫Ananda。」接著我描繪了阿難的年齡和長相。
「是有這麼一個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聽的那個?」老闆想了想說。
「唱得怎麼樣?聽懂了嗎?」我好奇地問。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們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點跟樂隊吵起來。兩邊配合不了,樂隊是臨時拉起來的班子,兩邊的節奏合不上。噓聲太多,很失敗。不明白那人怎麼要來演唱,他是你什麼人?」
我不說話,阿難的失敗,無管怎樣情形,我都不樂意聽。
「那是你愛人吧,小夥子很俏呀。」老闆拿我開心。
我只好說,「或許是吧,請你回憶一下,這個中國歌手住什麼旅館,之後去什麼地方演出?」
「這個我可不知道。」
「請幫忙。」
「你剛才說是中國人?哦,不對,他像個伊朗人,塔吉克人,總之不會是中國人,我們這兒從來沒有中國人演唱,聽眾也從來沒有中國人,你這樣的旅客一年也來不了幾個。所以你是我們今夜的貴客。快到時間了,你留下來看演出嗎?」
我看看手錶,才五點半,他怎麼說到時間了?
看見我看錶,老闆笑笑,「你才到德里吧,過兩天你就不會看手錶。表沒有用。你瞧,我們都不戴錶,因為我們心裡有個表,」他詭秘地眨了眨眼。
他這麼一說,我決定留下來看看阿難唱歌的地方,儘是些什麼樣的表演。
離演出還有一個半小時,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點東西。經過郵筒,有人用板車推著一個有許多抽屜的書桌,桌面可以收起來。我邊走邊問,「賣嗎?多少錢?」
他穿著白衣,沒有停下,說不賣。我說我想看那些關著的抽屜。他和我對視兩秒,點點頭,他目光往上,我跟著這目光,看到藍花花的天,有一條奇長的白線掛在空中,是飛機駛過嗎?因為沒有風,才久久留在那兒,劃過了整個天空。從來沒看見那麼長的線,從地那端邁向地另一頭。
再低頭,奇怪得很,書桌和白衣人不見了。周圍都是比我皮膚深黑的人,一個包頭穿著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條花綠綠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來,像進機場海關時,我知道任何時候,微笑總是合算,否則海關官員會覺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隨身行李統統倒出,檢查,還可能罰你款,搞不好,讓你在小屋子裡蹲一夜。
眾所周知,我有個在大學當教授的丈夫,他其實和我並不像夫妻,已經不是夫妻,我們維持著一個平和的表面。沒有我,他照樣活,沒有他,我也照樣活。每每想到這點,我的難過就無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對自己說,明白了吧,一個人根本不需要另一個人也能活,還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參照我的生活,寫書,看書,寫書,讓想象在想象中升華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親:他最愛我,我以前並不知道他愛我,當然我也不知道愛他,到我懂得愛他時,他不在世了。事情總是這樣,就跟人老了,經驗累積知識累積,成了一個智者,卻離死一聲咳嗽這麼點距離。後悔沒用,但我還是後悔,我沒有能夠愛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親。這月上旬,我乘飛機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裡總是綿綿細雨,沉沉霧氣,從長江上往兩岸山坡漫開,幾乎使過江的輪船封渡。從渡輪下來,舉著傘,從江邊煙廠新建的廠房中鑽來鑽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階回半山腰母親家,我從小生長的家。應該感謝命運,舊院成了新的白樓,我多年寫作的勞動所得給母親換來一個二居室。我脫了滿是泥沙的皮鞋,擱了雨傘,穿過客廳,進了她房間,輕輕走到她床邊。她頭髮更稀疏,臉上滿是皺紋,穿著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認不出我,把鄰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沒有太陽落入江里,看不見記憶里的夕陽,只有細雨滴答聲。我坐在母親床邊,握著她的手,有滿腹話要對她說,她卻一再重複地說要去養老院,養老院比家好,有人說話,我想與人說話。「媽媽,你記得小女兒嗎?」
「她走了,她永遠都不會回家。」母親說。
「為什麼?」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遠我越清靜。」母親聲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媽媽。」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個狠心人啊!」
母親把手從我的手裡抽出來,「你讓我去養老院吧。」她重複地說,她要跟人說話。我的哥嫂照顧她,住在自己的房間里,母親看電視直看到屏幕起麻點,沒有節目為止。哥嫂他們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親的房間,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電視上演的是什麼,只是為了聽聲音,為了看圖像。母親可能很久就這樣,在父親去世之前就這樣,可我從未發現,也從不關心,好像母親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親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蕩蕩,並不要緊,一切都還來得及。
我穿過甘地博物館,太陽落入地平線,遠處的紅堡,映著霞光,很美,日落時分,一定是最好的時候,所以進去的人絡繹不絕。甘地火化時太陽很久才落入地平線,他的骨灰撤在河裡。
我突然想起來,第一個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親。父親當時與我一起坐在長江邊上,他說到印度,一臉神聖。他在老家被抽當壯丁,他被當成外縣人,編入另一個部隊,他的原部隊開拔雲南緬甸,戰敗去了印度。所以他與印度擦邊而過。
那時我剛上初中,只有十三歲,開始上世界地理課。從課本里讀,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半島上,八億多人,有幾十個民族,叫什麼印度斯坦、泰魯固、孟加拉,主要說印地語和英語,海岸線很長,北部是高山,中部是平原,西部有沙漠,高原在南部,有條美麗的恆河。氣候很熱,出米小麥棉花茶葉。首都在新德里。1950年和我國建交。荷花是國花,藍孔雀是國鳥。我只知道這些。
父親那天說了很多,我怎麼想也想不起來。我剛才穿過馬路時,看見一個面孔像父親的人,不過那人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輕一些。如果這人朝我走近,叫我認他,我會認的,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想念父親。
我七點一刻到歌廳,晚了,卻正好演出開始。一台正宗當代印度流行歌曲在表演。台上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臍,沙麗很透明,乳房如豐收果實沉甸甸,手臂與手指一抬一勾一讓,腰一動一閃一轉,眼光如鑽石,一閉一開都令人想入非非,腳實實在在地移動。聽不懂唱的什麼,但那旋律似乎永遠不變: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樣。叫人覺得印度人怎麼幾千年編不出一首新歌。或許他們聽中國人的歌,也是同樣印象吧?難怪阿難的歌,他們聽不出好處。
不過,如果不是讓我天天聽,我不反對一年聽一次印度歌。我小時,多遠的爬坡上坎路都要扛一根凳子看露天電影,放映隊在廣場和操場支起一小塊幕布,幕前幕後人山人海。那番熱鬧,一起貪婪地吸收文化營養。很難遇見好電影,更沒有藝術的電影。與朝鮮、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電影及國產片相比,印度電影《流浪者》的確是相當動人。
一下子我全部想起來了。那男主角拉茲長大的孟買貧民窟,像我生長的南岸貧民窟,怎麼看怎麼像。裡面的歌舞,尤其是那一段拉茲的父母結婚不久,泛舟阿拉巴赫河,岸上一隊村婦載歌載舞,在和水手們對唱。舊時代的黑白電影,雲彩是雲彩,河水是河水,真實得伸手一拽,上面的人就可以下幕布來。那些人只可能是女神,從天而降,而舞台上已經現代化的女人,卻和那些電影里的女人很像,豐乳高聳,四肢靈活,尤其是那眉眼如妖精,把我比慘了。
今天台上領舞的女演員一身黃,頭髮插滿鮮花,她動跨動得我神經發軟,她抬頭抬得我害怕一下弄丟了她,她脖子一動眼神一掃最抓我魂,因為她的鼻環和肚臍銀環一起亮一起閃,突然天神返回人間,有著人間世俗女子的情意綿綿。有條蛇纏在她身上,一會兒蛇在地上盤旋而上,與她對舞。一剎那,舞台上只有她和蛇,她唱,唱得蛇憤怒,唱得蛇快樂,最後竟掩面羞愧而去,我能感覺歌詞像在講故事。鼓聲和笛子夾在電吉他和鋼琴中間,小號黑管在歌唱停頓時加強,哀傷萬分。台上出現了男演員,個個英俊,健壯如牛,五官輪廓如雕像,有的頭髮還捲曲,挑選過似的,比街上的印度男人乾淨利落。
我不是說我不愛印度男人:在全世界,中國人與印度人,是兩大移民。他們能分別與西方人通婚比較多,互相通婚卻幾乎沒有。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或許非要我選擇一個人在一起,那麼,我第一得選一個中國人,第二才是其它民族,實在鍾情了,哪怕黑人也行,單單沒有想象過和一個印度人過日子,再漂亮也不會。奇怪得很,我知道我不會,就是做一時情人也不會。或許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潛意識中最深層的原因。
正在胡思亂想時,中場休息,我站起來。照例女廁所門口要排隊。前面一個印度姑娘朝我微笑,我也朝她點點頭。我們走到過道,她雙手合十,有禮貌地問:「你從中國來?」
「是的,你從中國來?」
「是啊。」
「北京?」
「是從北京來。」
她樣子很友善,又問我第一次或第二次來這舞場,喜歡嗎?以前來過印度沒有?她牛仔短裙,緊身體恤衫,頭髮燙過,和一般中國姑娘一樣,只是更漂亮一些,有兩個酒窩。我一一回答她時,腦子一轉,問她知不知道Ananda?
「我是他的崇拜者。」
得來真是意外,我「啊」的一聲。
她笑了,反問我:「那你呢?」
「你說呢?」
她哈哈大笑,
一下對我很親熱,拉著我的手到廁所一個小間里。她神秘地關上門,然後從小黑皮包里拿出一張摺疊好的紙,打開是一張頭像,和我今天在街上見過的廣告一模一樣,不過尺寸小些,而且像是用剪刀剪過,只剩下頭像。「你看這就是阿難,你看這是他的簽名。」
看不清楚,簽名很草。我把圖片拿到洗手台的鏡子前,燈光明顯亮一點。還好,簽的是中文,再草也辨認得出來,的確是阿難二字。這下證實了阿難就是Ananda,我很高興我的一丁點佛教知識還真派了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