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態，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產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擬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內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孝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庄於，波斯之奧馬·伽亞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理斯多芬尼斯，雅典民族倘沒有亞里斯多芬尼斯，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產也不知將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按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老子先於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橘的狂笑。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於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息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謦欬之音卻被莊子抓祝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歷代激動著迴響。我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頑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於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不可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適足以表示其無知，其語意之奇異，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撤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砂土？」一個人之存在於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產生於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於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閑的產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閑，超乎尋常之量。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於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態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倘使我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確的，那末幽默一定存在於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於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做「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別號掩其真名，縱情於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要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但幽默在文這中不能占什麼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於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者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號的幽默。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詼諧的趣味，即如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註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雅歌」（SongofSongs）。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閑暇的知足、風雅的逸致、和豐富的捨己為人的熱情。

最好的例子，可見之於他的責子詩：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著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不願以幽默稱之。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事實於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囚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產生的。假使有誰要搜集一本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輯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柵欄以外之產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態度的拘謹如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料。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於人生的詼諧的觀感。儘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調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採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國民黨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煙委員會宣言。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迎來游上海，歷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的新生活運動時，輒復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鄭重地引證禁煙委員會的言論，不知要引起怎樣更響亮的笑聲哩！

幽默是什麼？我已經說過，是一種人生觀的觀點，是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劇。而我們人類僅僅是其中的傀儡，一個人把人生看得太認真，遵守圖書館章程太老實，服從「草地禁止踐踏」的標牌太謹飭，常讓自己上了當而給長輩的同伴笑話。不過笑話是有傳染性的，不久他也就變成幽默先生了。

此種幽默先生的滑稽性質結果削弱了中國人辦事的嚴肅態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禮。中國人的喪葬儀式，其滑稽足以傲視全球。中國人上中階級所用的送葬儀式就富於滑稽材料，你可以看見其中有街頭流浪頑童排成行列，而目污穢，而穿著繡花的彩袍，其間再雜以新式樂隊，大奏其」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歐美人引為口實，證明中國人的缺乏幽默。其實中國人的送葬儀式正是中國幽默的十足表現，因為只有歐洲人才把送葬儀式看得太鄭重，太想使它莊嚴化。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象的。歐洲人的錯誤是這個樣兒：他們把自己先人為主的意識，演繹的斷定葬儀應該是莊嚴的。葬儀宛如嫁娶，應該熱鬧，應該闊綽，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莊嚴其實只配備於其誇張的服裝里，其餘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劇。直到如今，著者猶不能辦別送葬和婚娶的儀式二者之間有何區分，如非最後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

中國的幽默，觀乎高度滑稽的送葬儀式的表現，是存在於外表的形式，與現實的內容無失。一個人倘能賞識中國葬儀的幽默，大概已能讀讀或好好的翻譯中國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們大概系由專門的職員來起草，專司起草職員系鴻麗辭藻，堂皇語法的專業者，恰如貫器店之專備婚喪儀式，燈彩行頭以出租為業者，故有見識之中國人士便不當它一回事。倘苦外國新聞記者先把送葬彩服印象放在心上，則他大概不致再誤解中國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的放棄把中國當作不可理解的特異民族的念頭了。

諸如此類之趣劇性的人生觀，和分辦形式與內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萬萬不同的方法來表明。數年前，國民政府根據中央黨部之建議，有一條命令禁止政府各部會都在上海租界區內設立辦事處，倘真欲實行這條命令，於各部長殊感不便，他們在上海置有公館，又得敲碎許多人的飯碗。南京各部長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請重行考慮，或老老實實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實行之理由。沒有一位專業的師爺，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擬此類呈文而適合於優良之形式。因為中國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區域的這種慾望，即是不愛國。

不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出一個巧妙別緻的方法，就把駐滬辦事處的招牌，換了一塊，叫做「貿易管理局」每塊招牌的花費只消二十大元，結果使得沒有人敲破飯碗，也沒有人失面子。這個頑意兒不但歡喜了各部長，抑且歡喜了頒發這條命令的南京中樞當局。我們的南京各部長是大幽默家；梁山伯好漢之流亦然，軍閥亦然，中國內戰之幽默處，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與此恰恰相對照，我們可以把教會學校做例子，來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會學校幾年前碰到了一大尷尬，原來那時接到地方當局的命令，要他們辦理登記立案手續，外加要取消聖經課程，還要在大禮堂中央懸挂中山遺像，每逢星期一則照例舉行紀念周。中國當局殊不解教會學校何以不能遵守這些簡單的條款，而教會學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於是乎雙方陷入僵局。有幾個教會團體曾有停辦學校之意。某一個時機，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解決了，只有一位頭腦固執的西籍校長真是頑梗而誠實，他拒絕從他的學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蓋明定以推行教義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長意下頗欲直率地公開表明宗教課程確為辦理學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會學校一直未嘗登記。這事情真不好辦。其實教會學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長的智慧來遵守一切官廳訓令：懸挂一張中山遺像，其餘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國式而進行的了。不過恕我無禮，這樣辦理的學校，將為天曉得學校。

中國人的趣劇的人生觀便是如此這般。中國日常語言裡頭便充滿了把人生當作戲劇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職卸任，中國人稱之為「上台」「下台」；而人有挾其誇張之計劃以來者，謂之「唱高調」。我們實實在在把人生看作戲劇。而此等戲劇表現之配我們的胃口者常為喜劇此喜劇。或為新憲法草案，或為民權法，或為禁煙局，或為編遣會議。我們常能愉悅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國人民有一天總得稍為嚴肅一些才好。幽默，駕乎各物之上，正在毀滅中華民族，中國人所發的欣悅的狂笑，未免太過分了。因為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氣息一觸，每朵熱情而擬想的花，無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