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

我覺得土地是一個充實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個祖父，是我們的老爺子。這個歷盡滄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驚喜和憂傷都不會打動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麼都不說，只是看著，看著日出和日落，看著四季的轉換，看著我們的出生和死去。我們之間的相愛和勾心鬥角，對他來說都是一回事。

大約是在四五歲的時候，我離開了杭州，跟隨父母來到一個名叫海鹽的小縣城。我們在一條弄堂的底端一住就是十多年，縣城弄堂的末尾實際上就是農村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在那塊有著很多池塘、春天開放著油菜花、夏天裡滿是蛙聲的土地上，於了很多神秘的已經讓我想不起來的壞事，偶爾也做過一些好事。

回憶使我看到了過去的炊煙，從農舍的屋頂出發，緩慢地匯入到傍晚寧靜的霞光里。田野在細雨中的影像最為感人，那時候它不再空曠，瀰漫開來的霧氣不知為何讓人十分溫暖。我特別喜歡聽黃昏收工時農民的眩喝，幾頭被迫離開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狹窄的田埂。還有來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糞味，這南方農村潮濕的氣息，對我來說就是土地的清香。

這就是土地給予我一個孩子的最初的禮物。它向我敞開胸膛，讓我在上面遊盪時感到踏實，感到它時刻都在支撐著我。

我童年夥伴里有許多農村孩子，他們最突出的形象是挎著割草籃子在田野里奔跑，而我那時候是房屋的囚徒。父母去上班以後，就把我和哥哥反鎖在屋裡，我們只能羨慕地趴在樓上的窗口，眺望那些在土地上施展自由的孩子。他們時常跑到樓下來和我們對話，他們最關心的是在樓上究竟能望多遠，我哥哥那時已經懂得如何炫耀自己了，他告訴他們能望到大海。那些樓下的孩子個個目瞪口呆，謊言使我哥哥體會到了自己的優越。然而當他們離去時，他們鋤黑的身體在夏天的陽光里搖搖晃晃，嫉妒就籠罩了哥哥和我。那些農村孩子赤裸的腳和土地是那麼和諧。

後來我到了上學的年齡，就開始有機會和他們一起玩耍了。那時候的農民都沒有鎖門的習慣，他們的孩子成為我的朋友以後，我就可以大模大樣地在他們的屋子裡走進走出，屋中有沒有人對我來說無所謂。我可以隨便揭開他們的鍋蓋，看看裡面有沒有年糕之類的食物，或者在某個角落拿一個西紅柿什麼的。當然更多的時候我是挎著一個割草籃子，追隨著他們。他們申間有一個年齡稍大的，好像比我哥哥大一歲，他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忘了，只記得他很會吹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說他父母結婚時，他吃了滿滿一籃子糖果。當時我們幾個年齡小的，都被他騙得膛目結舌。後來是幾個年齡大的孩子揭穿了他，向他指出那時候他還沒有出生呢，他只是"嘿嘿"一笑，一點都不慚愧。這個傢伙有一次穿著一條花短褲，那色彩和條紋和我母親當時的一條短褲一模一樣，當我正要這樣告訴他時，哥哥捂住了我的嘴，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已經知道我要

說什麼，過了一會兒他悄悄告訴我，如果我剛才說出那句話，他們就會說我母親的下流話，當時我心裡是一陣陣地緊張。

那個愛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是被他父親一拳打死的。當時他正靠牆站著，他父親一拳打在他的脖子上，打斷了頸動脈。當場就死了。這事在當時很出名，我父親說他如果不是靠牆站著，就不會死去，因為他在空地上摔倒時會緩衝一下。父親的話對我很起作用，此後每當父親發怒時，我趕緊站到屋子申央，免得也被一拳打死。他家弟兄姐妹有六個，他排行第四。所以他死後，他的家人也不是十分悲傷，他們更多的是感嘆他父親的倒霉，他父親為此蹲了兩年的監獄。他被潦草地埋在一個池塘旁，墳堆不高，從我家樓上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長時間裡，他都作為嚇唬人的工具被我們這些孩子利用。我哥哥常常在睡覺時悄聲告訴我，說他的眼睛正掛在我家黑暗的窗戶上，嚇得我用被子蒙住頭不敢出氣。有時候在晚上，我會鼓起勇氣偷偷看一眼他的墳堆，我覺得他的墳還不是最可怕的，嚇人的是墳旁一棵榆樹，樹梢在月光里鋒利地抖動，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幾年以後，他的墳消失了，他

被土地完全吸收以後，我們也就完全忘記了他。

當時住在弄堂里的城鎮孩子，常和這些農村的孩子發生爭吵。我們當時小小的年齡就已經明白了自己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優越，為什麼自卑。弄堂里的孩子和農村的孩子集體鬥毆是經常發生的。有一次我站到了農村孩子一邊，我哥哥就叫我叛徒。我和那些農村孩子經常躲在稻浪里密謀，襲擊自己哥哥的方案是最讓我苦惱的。我之所以投奔他們，背叛自己弄堂里的同類，是因為他們重視我，我小小的自尊心會得到很大的滿足。如果我站到弄堂里的孩子一邊，年齡的劣勢只能讓我做一個小走卒。

我的行為給我帶來了一個凄涼的夜晚。當時弄堂里為首的一個大孩子叫劉繼生，他能吹出迷人的笛聲，他經常坐在窗口吹出賣梨膏糖的聲音，我們這些饞嘴的孩子上當后拚命奔跑過去，看到的是他坐在窗前哈哈大笑。他十八歲那年得黃疸肝炎死去了。他家院子里種著葡萄，那一年夏天的晚上，弄堂里的很多孩子都坐在葡萄架下，他母親給他們每人一串葡萄，我哥哥也坐在那裡。我因為背叛了他們，便被拒絕在門外。我一個人坐在外面的泥地上，聽著他們在裡面說話和吃葡萄，我的那些農村盟友不知都跑到哪兒去了，我孤單一人，在月光下獨自凄涼。

我八歲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冒險的遠足。一個比我大幾歲的農村孩子，動身去看他剛剛死去的外祖父。他可能是覺得路上一個人太孤單，所以就叫上在夏天中午里閑逛的我。他騙我只有很近的路，馬上就能回來，我就跟著他去了。我們在烈日下走了足足有三個小時，這個傢伙一路上反覆說:就在前面拐彎那地方。可是每次拐了彎以後他仍然這麼說，把我累得精疲力盡，最後到那地方時恰恰不用拐彎了。他一到那地方就不管我了，我問他什麼時候回去，他說是明天。這使我非常緊張，我迅速聯想到父母對我的懲罰。我纏著他，硬要他立刻帶我回去，他乾脆就不理我。於是在一個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時，我嚎啕大哭，哭得比誰都要傷心。後來是他的一個表哥，大約十六七歲，送我回了家。我記得他有一張瘦削的臉，似乎很白凈，路上他不停地和我說話，他笑的樣子使我當時很崇拜。他詳細告訴我夜晚如何到竹林里去捕麻雀，他那時在我眼中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我從來沒有和一個成年人如此親密地說話，所以我非常喜歡他。那天回到家中時天都黑了，一迸家門我就淹沒在父母的訓斥之中，害怕使我忘記了一切。一直到第二天清晨醒來后，我才又想起他。他送我回家后，都沒有跨迸我的家門，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什麼是葬禮。那個死去的老人的臉上被一種劣質的顏料塗抹后，顯得十分古怪。他沒有躺在棺材里，而是被一根繩子固定在兩根竹竿上，面向耀眼的天空，去的地方則是土地。人們把他放在一個事先挖好的坑中，然後蓋上了泥土。就像我有一次偷了父親的放大鏡，挖個坑放進去蓋上泥土一樣。土地可以接受各種不同的東西，在那個夏日裡，這個老人生前無論是作惡多端，還是廣行善事，土地都是同樣沉默地迎接了他。

199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