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三)

勸君免談陳寅恪：三孤傲怪僻之謎

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常常會有倒吸一口冷氣的感覺。

儘管陳寅恪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不是最觸目驚心的，也儘管該書作者陸鍵東盡量用了一種平實的史筆來講述那發生的一切，但還是看得我驚心動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陳寅恪的清高自負外，就是他的孤傲與倔強，骨氣與膽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擬請陳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長，他開出的條件居然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這還不算。他還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如果只是他陳寅恪一個人或中古所搞點「特殊化」倒也罷了，他還說「最高當局也應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這就實際上是要全國學術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了，豈非存心「逆歷史潮流而動」？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而公然要求「最高當局」也聽他的話，從他之說，此等「狂妄」，豈非空前絕後膽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裡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北國政要來訪，也被多次擋駕。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康生康大人？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有禮貌」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陳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當真願意一見，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康生，也不見別的人。不見也就罷了，他還要賦詩云：「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地步。

是陳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嗎？不是。陳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長（如陳序經）、教授（如冼玉清），還有護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認為「不好接觸脾氣大」的陳寅恪，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信任有加，不但稱他為「彬叔」，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陳寅恪並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麼，是陳寅恪討厭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書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嗎？好像也不是。陳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見，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關係就很好，和胡適的關係也不錯，而胡適可是做過「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國民黨，且「死而後已」。這裡也無關乎國共兩黨之爭。因為陳寅恪也和許多共產黨高級幹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內心深處敬重他們，比如陳毅、陶鑄、杜國庠、馮乃超。

也許，陳寅恪夫人唐篔對馮乃超的評價多少能透露出一點消息。唐篔說：「馮副校長雖是個老黨員，但倒是個念書的」。也就是說，是不是黨員或官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讀不讀書，或是不是讀書人。胡適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喬木、周揚也是，遊走於國共官學之間的章士釗當然更是。陳毅和陶鑄雖然不是學人或嚴格意義上的讀書人，卻也是有知識有文化有學問有才華的「儒將」，而且尊重知識和學術。由是之故，他們也得到了陳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還是有所不同。除身為「一方父母」的陶鑄外，共產黨這邊，最受陳寅恪歡迎敬重的是陳毅。他得到的情感回報是「肅然起敬」。次為杜國庠。他得到的回報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誼仍在」。胡喬木也不錯。他得到了「中國傳統為師者的那一份慈愛」。郭沫若的情況比較微妙。畢竟雙方都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人，也都不是等閑之輩。然而一個是「馬列主義史學」的代表，一個是「資產階級史學」的重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又都風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喧多於交流，在談笑風生的背後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對此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謂之「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雖是笑話，卻有深意存焉。

不過郭沫若這個「戲言」的水平之高，卻也不能不令人嘆服。郭屬龍，陳屬虎，兩人又觀點相左，當然是「龍虎鬥」。郭耳聾，陳目盲，兩人又立場不同，當然是「馬牛風」。但如此之巧對工對絕對，大約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龍爭虎鬥唇槍舌劍之餘，也未嘗沒有惺惺相惜。儘管十年以後，郭沫若還是在其新著《李白與杜甫》中對早已含冤去世並無還手之力的陳寅恪殺了個回馬槍。

最慘的是康生，他吃了閉門羹。康生其實也應該算是「讀書人」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秀才」，讀過很多書，文筆極好，書畫俱佳，藝術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惡在當時還尚未暴露無遺，或不為外人所知。無論從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養）講，他都應該見得著陳寅恪的，卻被拒之門外。1949年以後，康生哪碰過這種軟釘子？於是他就來了個「軟著陸」，只用輕飄飄兩句話，就讓《論再生緣》的出版幾乎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點的是周揚。周揚本來也是要吃閉門羹的，只是因為看陳序經的面子，不想讓陳序經太為難，陳寅恪才勉強答應見周揚。但周揚在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上顯然沒吃到什麼好果子。「陳寅恪的態度是挑戰式的」，而一向辯才無礙的周揚則顯得底氣不足，幾無招架之功。儘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揚仍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因為他總算見了陳寅恪一面。當然，他對陳寅恪的感覺也和許多人一樣：「有點怪」。

比康生更慘的是某些學人。他們遭到了陳寅恪的譏諷甚至痛罵。早在1952年，陳寅恪就寫詩諷刺他的那些北國同仁，還特地把這首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鄧之誠：「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這顯然是諷刺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間，學人們紛紛「棄舊迎新」、「棄暗投明」，放棄輕車熟路的舊研究方法，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炮製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輔仁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陳垣，1949年時六十九歲，當然是「白頭學究」了。1953年底，陳寅恪又當著汪籛的面，連續兩天怒罵那些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喻之為「自投羅網」。據說，陳寅恪大動肝火，「恣意評點人物，怒說前因後果，極其痛快淋漓」。

看來，陳寅恪對所謂「時尚」，所謂「新學」，已是積怨甚深，對那些一心想要「眉樣入時」的「讀書人」，也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

這就決不只是什麼個性孤傲、性格怪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