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時勢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個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資聰慧，博學多才，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和滿腹經綸，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即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從此踏上仕途。與眾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飛黃騰達，更沒有上竄下跳結交權貴，為自己謀取高位。從宋仁宗慶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間王安石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宋史·王安石傳》說他「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這個志向和這些思考曾促使他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萬言書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於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晦，並種他的試驗田。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躲進廁所里，送信人則將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寧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確實更願意做地方官。他考中進士以後，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照規矩，任期期滿后，可以通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

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熙寧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麼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麼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寧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后，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並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

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只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只因為後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於實踐了。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聖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屬。王安石也當仁不讓：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王安石沒有說假話。只要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就不難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為四類。一是救濟農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財政的，如方田法、均稅法；三是二者兼顧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四是整飭軍備的，如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如果不走樣地得到實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國強兵、重振朝綱，就不再是夢想。

就說免役法。

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實就是義務勞動。這是稅收（錢糧）以外的徵收，本意可能是為了彌補低稅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慮到民眾出不起那麼多錢糧，便以其勞力代之。但這樣一來，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錢（賦稅），還要出力（徭役），實在是不堪重負。事實上宋代的力役，種類也實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賦稅之役，有追捕盜賊之役，有傳遞命令之役，不勝枚舉，人民群眾自然也就不勝其煩。但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麻煩在於，正如《宋史·食貨志》所說，「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偽滋生」。有錢有勢的縉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告的貧民身上。這些人平時都有終日忙碌的生產勞動，服役太多，則生計無著。於是，為了規避重役，一般民眾「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怕評為大戶人家）；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怕評為人多之戶）」。他們「或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單丁免役）」；甚至鋌而走險，「不得已而為盜賊」。這對於農業生產和社會安定當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並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嘆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並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於「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台，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