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逼良為寇

現在想來，「陋規」這兩個字，實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面，它是「陋」（腐敗），另一方面，它又是「規」（常規）。事實上至少在明清兩代，陋規已成為官場中一種「常規性腐敗」。即便一些比較正派、尚有天良的官員，儘管內心深處很不以為然，也不得不照此辦理。能不在「耗羨」之外再加攤派，或不在「規禮」之外再出新招，便已是「愛民如子」、「體貼下官」，火耗、米耗和各種規禮則還是要收的。因此我們便很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有人說，這是給逼出來的。

這話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知道，官場陋規，主要盛行於明清，而明清兩代，則是官員俸祿最低的時期。縣長的月薪，據吳思《潛規則》的計算，只合人民幣1130元。我們要搞清楚，他們這個俸祿和我們現在的工資並不是一個概念。明清官員的俸祿是要用來給別人開工資的。比如總督、巡撫，沒有下屬職能部門，要靠自己聘請「幕友」來幫忙。這就要自己掏腰包，朝廷是不管的。州縣雖有政府，有僚屬，有吏員，但那不頂事，還得靠自己請「師爺」，而且至少要請兩個（一個刑名師爺，一個錢糧師爺，分別負責處理司法治安和財政賦稅方面的具體事務）。師爺和州官縣官，是雇傭關係。師爺管州縣叫「東家」，州縣管師爺叫「先生」。他們不是上下級，師爺也不是朝廷命官或政府僱員。他們的薪水，當然得州縣自己出。除了刑名和錢糧這兩個最重要的師爺外，州縣還要聘請一些其他的私人秘書，比如「書啟」（負責書寫信函和起草公文）、「挂號」（負責管理公文）、「賬房」等等。他們的薪水，當然也得由州縣自己出。這就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且不說還要贍養父母，供養妻兒，周濟親友，置辦產業，你說這千把塊錢怎麼夠？

另外，官員朝覲、調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費的，得自己想辦法。那時實行迴避制度，主官不能在家鄉就職，常常一走就是千里之遙。這就不能不靠沿途的地方官招待。不招待也是不行的，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問題。你今天不招待別人，明天別人就不招待你。當然，招待也是對等的。督撫來了督撫招待，州縣來了州縣招待。但不管是誰來了，只要過境，州縣都要招待。因為他們官最小，見了誰都得叫首長。這也是一項不輕的負擔。據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所記，道光二十二年，已被革職的前閩浙總督顏伯燾卸任回粵途經漳州，漳州縣蔣縣長就花了一萬兩銀子的招待費，最後只好虛報兵勇名額，領取糧餉來填補虧空。明清時代的地方官，並不那麼好當。

何況還有種種應酬、陋規，比如「三節兩壽」的水禮，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請長官門房代為通報的「門敬」，送給首長跟班的「跟敬」，走馬上任之前酬謝京官打發親朋的「別敬」等等。比如張集馨從朔平知府調任陝西督糧道（主管西北地區軍糧的地方官）時，光是在北京的「別敬」就花了17000兩，至少是他年薪的100倍（當時一個總督的年薪才180兩）。收支出入如此之大，不去盤剝百姓，就只有自殺。

那麼，不送這個敬那個敬的行不行？不行。首先是京官不答應。明清兩代的京官是很窮的。那些職位低權力小的，差不多也就是靠小米粥窩窩頭過日子。大官們的薪水也不多，開銷卻很大。比如要買房子、養僕人、置儀仗、請客吃飯、給皇上和太後送壽禮等等，而明代一個正二品的六部尚書年薪才紋銀152兩，清代的一品大員也才180兩，你說夠做什麼？也就全靠地方官的這個敬那個敬了。當然你硬不敬也可以。只是到了考核的時候，你的問題肯定不少。來部院辦事的時候，所有的文書肯定都過不了關。別人舉報你的時候，當然沒人替你說話，揭發材料倒是很快就會送達御前。最後的結果是什麼，你自己也清楚。所以，除了那個連皇帝都敢罵的海瑞，沒有哪個地方官不給京官送這個那個的。比如抗倭名將戚繼光，據說就曾購買美女送給當朝宰相（首輔）張居正。這事雖然查無實據，但他送過重禮，卻是有案可稽。

總督、巡撫們要給京官送禮，他們當然也要接受下級的孝敬，要不然錢從哪裡出？何況他們的開銷也大。光是進京朝覲一次，銀子就得花得跟流水似的。這些錢朝廷是不管的，也沒有別的生財之道（比如辦企業什麼的），正所謂「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不接受下級的孝敬，又能從哪裡來？京官吃督撫，督撫吃州縣，州縣沒有下級，就只好吃百姓。等到百姓身上再也長不出肉來給他們吃時，整個帝國也就崩潰。

那麼，為什麼要把官員們一個個弄得都跟餓狼似的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所謂「道德原則」。在中國古代社會，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它不但是「立國之本」，而且是「治國之方」。也就是說，國家政權既靠道德原則來建立，國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則來執行。這樣，作為國家政令的頒布者和執行者，各級官員在理論上就應該是道德的楷模。他們應該帶頭勤儉節約，廉潔奉公，當然也就不能拿過高的薪水，以免玩物喪志，浪費奢靡。相反，如果他們能夠克勤克儉，縮衣縮食，以為君父分憂，以為小民垂範，則可保國富民強，天下太平。

何況，官員們的俸祿雖然低，精神上卻有補償。我們知道，在中國，當官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有句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什麼唯有讀書高呢？就因為唯有讀書，才能做官。所以「唯有讀書高」，其實還是「唯有做官高」。做官既然高人一等，那麼，薪水低一點又算什麼。你嫌低，那你不要做，有的是人願意做。

有了上述一個「大道理」（以德治國）一個「小道理」（精神補償），朝廷就覺得可以理直氣壯地只給官員們發放極低的俸祿，甚至還要拖欠剋扣。我們多半只知道現在有些地方會拖欠民工的工資，教師的工資，鄉鎮幹部的工資，大約誰也不會想到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剋扣的對象，不僅是地方官員和低級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員的俸祿，常常是發實物工資的。領回家的並不都是銀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說這胡椒怎麼當錢用？而且，不管發給你的是什麼，統統都要折算成大米。至於怎麼折，自然是朝廷說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間，戶部就曾把在市場上只值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價值20兩銀子的30石大米。僅此一項，朝廷就近百倍地剋扣了官員的工資。這是什麼朝廷？簡直就是強盜！

朝廷做強盜，官員就只好當土匪。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能當土匪，能當的只有州官縣官。州縣雖然能夠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奪，但他這個土匪是要「掛牌上崗」的，他的「營業執照」還得上頭批。結果，州縣們的各級上司，就變成了抽成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老大。州縣攔路打劫，督撫坐地分贓，京官敲詐勒索，整個官場變成了一個土匪窩子，這不是逼良為寇是什麼？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當土匪。一般地說，科舉出身的新官，一開始還是比較廉潔的。他們並不想當土匪，因為這和他們的人生理想不符。這些人，飽讀儒家經典和史書，懂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滿腦子都是忠君愛民、富國強兵、賓士天下的理想。但是，當他們有了一些所謂「官場歷練」以後，這些理想就不見了。因為理想並不能當飯吃，而朝廷又沒有提供足夠的糧草讓他們去為理想馳騁。那些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道德說教便只好束之高閣，而代之以能夠讓他們在官場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敗。好一點的，也許只不過對這些「耗羨」、「陋規」不再大驚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壞一點的，則很可能變成窮凶極惡的盜匪和貪得無厭的竊賊。

道理也很簡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當你拿著可憐兮兮那麼一丁點被拖欠被剋扣的俸祿，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的時候，能有幾個人願意像海瑞那樣，靠吃自己在衙門裡種的蘿蔔白菜過日子呢？何況你要改善一下生活並不困難。你只要在收稅收糧的時候稍微多收那麼一點點就行了，甚至你只要對你的下屬在多收稅糧的時候睜隻眼閉隻眼就行了。什麼都不用你親自動手，一切都會有人幫你打理好，而且你還不用擔心受到指責和處分，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那麼，又有幾個人能擋住這樣的誘惑呢？

難怪朱元璋要感嘆官員墮落之多了。他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誰知道「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吳思的《潛規則》一書，把這個現象稱之為「新官墮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個個墮落為貪官、半貪官，自然有複雜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制，卻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事實上，無論低薪制度有沒有道理，或者有多少道理，它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都不具備可操作性，而一個不具備可操作性的制度在政治上是註定要失敗的。為什麼不具備可操作性呢？因為它缺少一個支撐系統。當然，在朱元璋他們看來，這個支撐系統是有的，這就是道德和道德教育。但是，道德雖然必須，也有用，卻不萬能。倉廩足然後知榮辱，貧窮才是萬惡之源。你不能指望官員們餓著肚子為帝國效勞。沒錯，無論古代還是國外，都有安於低薪，甚至有貼錢做官的。不過我們得弄清楚，這些人一般並不缺衣少食。他們或者有田租，或者有家業，或者有遺產。他們出來做官，或是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或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總之不是為了謀生。

咱們的情況可就兩樣。大多數官員，是要靠這個吃飯的。尤其是來自農村的那些貧寒之士，他們頭懸樑錐刺股，囊螢映雪，刻苦攻讀，不僅是為了「一舉成名天下知」，也是為了能夠改善生活。至少，在他們金榜題名、走馬上任之時，對那些曾經千難萬苦地支持過他們的父母妻子、親朋好友，總得有所回報吧？貧困潦倒時借下的種種債務總要一一償還吧？作為一個官員應有的最起碼的體面，也總得維持吧？然而朝廷所發放的，只是杯水車薪。那麼好了，朝廷的俸祿既然不能指望，能指望的，便只有手中的權力。而權力，我們知道，那是可以換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