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忍至十一點,「悶子」還未逗完。超過招待所規定的作息時間整整一個小時了,我認為我的涵養是夠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門上重重敲了幾下,以示警告。

「敲他媽什麼敲!」那面咒罵了一句,聽得出來是「童星」的聲音。

我按捺著性子,隔門道:「請你們小聲一點行不行?我接連十幾天沒睡好覺了,照顧照顧。」

那面靜了一會兒,忽然竟齊唱起「小小竹排」來。分明不予「照顧」。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間,推開隔壁房間的門,厲聲質問:「太不自覺了吧?」

那童星說:「管得著嗎?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歲了,個子已長得挺高,穿軍裝,「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大眼睛,圓臉盤。有二男三女演員和幾個孩子在那屋裡。

我說:「不是管你們,是求你們。招待所有規定,超過十點不得喧嘩,影響其他住客睡眠。」

其實我的話是說給那二三男女演員的。我想,「童星」們不懂事,你們也不懂事么?

那童星說:「我們不知道有什麼規定,沒人告訴我們。」我指著牆說:「每個房間里都貼著,你們自己好好看。」他說:「眼睛不好,看不清。」

這孩子是在電影圈裡被寵愛壞了,顯然也沒受到多少好影響。那種自我感覺真是優越得很,儼然以為自己是天字第一號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將貼在牆上的「住宿須知」念了一遍,轉身離去。

我剛出門,就聽他說:「唱!有什麼了不起!」我復走進房間,怒問:「你剛才說什麼?」

他說:「你看你那德性!你當我怕你呀!」

這孩子簡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揮手打了他一記耳光。

他叫起來:「你敢打解放軍?」

我從他頭上一把抓下軍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記耳光,說:「打的就是你這個解放軍!再唱啊!」他捂著臉不作聲了。

那幾個小演員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著我。

那二三男女演員不尷不尬地開口了:「哎,你怎麼動手打人呀?」

「有理講理嘛!」

我說:「剛才對你們還不夠講理嗎?」哼了一聲,走回自己的房間,躺下獨自氣得不行。

第二天,導演找到編輯部來了,向我們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狀。「童星」罷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讓人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當著導演的面兒說:「這就是我們小梁。你一定弄錯了,我們小梁怎麼會動手打人呢?你看他這副文質彬彬的樣兒,只有挨打的份兒!……」我老老實實承認:「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問:「你是跟他鬧著玩吧?」我臉紅了,回答:「鬧著玩。」

副主任說:「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鬧著玩嘛!你這麼老實的青年怎麼會打人耳光呢!小演員也太嬌氣了!」接著當我的面,嚮導演誇獎我如何如何的穩重老實。還讓導演回去對「童星」嚴格要求,加強教育。又說:「小小一個孩子演員,竟敢裝病罷演,太張狂了!」

「頭三腳」給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親的教誨真是偉大!

從那以後,我就再沒見過那童星。然而這件事,卻經常回憶起。因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強的某種本性?那童星當時固然令人著實可惱,我打了他兩記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樣地欺負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齡呢?而是一個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著嗓子嚎個通宵達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動手的。就是反過來他打我兩記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兒。如此分析起來,我又似乎是有點:「欺負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吼一句:「別他媽的亂吵吵亂嚷,惹急了老子扭斷你們脖子!」估計小小年齡的「少年」也斷不敢對我那般無禮。看來「非禮勿動」,老祖宗的遺訓只有成為全民族的德行,才會人人都不失「君子風範」!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報上看到一條消息——他因觸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難過。心想好端端一個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個兒毀了么?

前不久又從一份什麼電影報上看到一條有關他的報道,說是到某學校學習了幾年,拿到了畢業文憑,目前正參加一部影片的拍攝。還登有他的照片,仍穿軍裝。才知所謂「判刑」一說,純屬公開販賣的謠言。某些小報也真正可惡,居然還在聳人聽聞的謠言之下印上「本報記者」字樣!獲得了一次學習機會,拿到了畢業文憑,我挺為他高興,希望他能成為一名真正的演員。

我在北影作了兩年外稿編輯。每月看五十餘個劇本,有時還多。大概總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個外稿劇本,卻一個也沒有扶植成功過。從粉碎「四人幫」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組的劇本,絕不下六七萬之多。經過扶植最後拍攝或發表了的,不超過五個。所以我真希望許許多多在業餘創作電影劇本的人,還是量力而行,莫如將創作電影劇本的興趣轉移到看電影方面去。

兩年來我沒有扶植成功一個外稿劇本,但我自以為曾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外稿編輯。從一千五百多個外稿中,我「慧眼識珠」,發現了張辛欣的電影創作才華,這無論如何是值得驕傲一下的事兒。

那天沒吃午飯。一覺醒來,睡迷糊了,還以為是個早晨呢。看看手錶,才知是下午。懶得起來,想起書包里還帶回個不知什麼鳥「劇本」,乾脆躺著處理了吧!便掏出來側頭看。一看就沒放下。一口氣看完了。

稿紙相當乾淨,字跡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個對待創作極認真嚴肅的人。這一點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劇本的名字我已記不清楚。風格是屬於較現代派的。明顯看得出受蘇聯電影文學劇本《禮節性的訪問》影響很大,過去時,現在時,未來時交叉閃現,劇中有劇,男女主人公是雙重身分的劇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電影觀念不像如今這麼更新,這麼解放。所以我斷定這樣的劇本,是既不能拍攝也不能發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認,這是我所看過的一千多個外稿中,最好的一個。一個真正的電影劇本。一千多個中發現了這麼一個,我認為我那一千多個不算白看。

劇本對於電影藝術的特點體現得頻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來,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辦公室。劇本未寫作者的姓名和通訊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從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問我:「怎麼又來了?」

我說:「發現了一個好劇本!」

老王一笑:「好劇本會寄到外稿組?」

我也顧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醫三院團委——張辛欣。

北醫三院離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醫院」。我便決定給作者寫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來面談,意在結識個文學朋友。我那時在北京一個文學朋友也不認識,常感到無人交談的寂寞。

寫信前還研究了半天。張辛欣——怎麼也沒有女人味,字跡也頗似男人筆劃,斷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歲時的我,將自己束縛得多麼緊固啊!未經組長允許,倘若是將一位女作者在整個主樓無人的情況之下邀到辦公室交談,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還是個姑娘,那豈非會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誰知你們交談的是劇本還是什麼?外稿組當時有規定,不經組長同意,編輯是不得隨意邀作者面談的。

星期天,買了兩盒帶過濾嘴的「牡丹」,買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約定的時間提前半小時來到辦公室。可見我是多麼心誠之至!

剛到約定時間,安安靜靜的走廊里便傳來了腳步聲。我暗想,這作者可真是個時間觀念強的人。

我才站起,「他」已敲門。

開門,大詫——是一個「她」。個子不高,圓臉,眼鏡,短髮。翻領銀灰女青年衫,銀灰褲子,接近銀灰的藍色刷得靠白了的膠鞋。一身銀灰。若伸展雙臂,如同降落在我的辦公室門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張臉不太容易判斷出實際年齡。說十八九不顯大,說二十四五不顯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著不是我來求你,是你「請」我來我才來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張辛欣。我沒料到她是個女的,大概她也沒料到我是個「初出茅廬」的小編輯。我訝然,她掃興。我的訝然掩飾著,她的掃興卻當「見面禮」全盤「贈」給我。「請」得「神」臨,就得敬著。

引進。矜持地進來。

讓座。矜持地坐下。

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

請茶。

說:「不渴。」

請嗑瓜子。

說:「牙疼。」

猶豫了一下,請吸煙。

說:「你殷勤過分了。」

我搓著手,像考生接受面試一樣,有幾分緊張地同她談劇本。

沒談幾句,便被她打斷,問:「要拍?」

我說:「不拍。」

問:「要發表?」

我說:「不發表。」

怫然站起,大聲道:「也不拍攝,也不發表,邀我來幹什麼?」

我不知所措,交個文學朋友的目的,怎麼能當她面說出口?

「我早就知道,沒有名人推薦,沒有後門方便,像我這樣的,要在你們北影上一部電影,不過是痴心妄想!」她憤憤地說,從我手中奪去劇本,塞入自己的書包,也不告辭,拔腳便走。

我一時坐在那裡發懵。

忽而想起母親的另一條教誨——凡事要善始善終,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邊走。我在後邊跟。

她不回頭,走的很快。

我也不趕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離。

相跟著走過走廊,走下樓梯,走出主樓,走到廠院內。她猝然回頭瞪視我:「你跟著我幹什麼?!」

我訥訥回答:「禮節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來這一套!」轉身加快腳步,揚長而去。

我呆立了一會兒,沒趣地回到辦公室,心裡這個氣呀!茶水,潑了。

五香瓜子,扔進紙簍。想了想,又撿出來,自己花錢買的東西,犯不著為如此不識好歹的「小子」扔掉。留著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著她寄劇本的大信封,越看越來氣。忍不住從筆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筆,飽蘸了紅墨水,就在「張辛欣」三字上惡狠狠地劃了個「×」,判處了她的「死刑」。暗暗發誓:今後只要是這個「小子」寄來的劇本,落我手中,一個字也不看!來一個退一個!……後來,翻《北京文學》,見有她的一篇小說發表其上,讀了半頁,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卻未免有點妒嫉。那時我剛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塊」,還不敢嚮往能在《北京文學》上發表小說。

再後來,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復興、陸星兒、曹鴻翔,同榜考入中央戲劇學院,開始與我來往,每每談及導演系有個張辛欣,這般那般的。

我問什麼樣的一個「張辛欣」。

他們就對我描繪。

證實竟是與我打過交道的「那一個」。

心中不禁暗暗羨佩:「小子」果有真才實學!不簡單!但又很希望「這一個」並非「那一個」。她考入中央戲劇學院也使我妒嫉,有點「工農兵學員」心理。

再後來,《在同一地平線上》發表,文壇矚目,「張辛欣」三字聲譽鵲起。

找來那篇佳作拜讀。讀罷心悵悵然,妒嫉卻消除了。對有才華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悵悵然者,自己尚無進取耳。

那時安憶也已揚名。記不清是某月份內了,竟在各刊幾乎同時有六篇小說發表!

現在回想起來,安憶、辛欣兩位青年女作家當初「異軍突起」的創作開端,對我促進很大。丫頭們能是,男兒何不能是?!遂更少玩樂,發奮讀書,勤勉寫作。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聽到些溢美之詞,多少有些飄飄然起來。領獎期間,安憶對我說:「曉聲,你那篇小說我認真看了。你是中篇結構,短篇寫法。因此前半部從容,後半部拘謹。」

我本期望也從她口中聽到一些溢美之詞,未想到她卻兜頭潑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悅,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間,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獲獎小說,暗自承認,安憶對它的評價是公正的。

在文學朋友中,安憶從未對我說過言不由衷的話。一句也未說過。

安憶是坦誠的,起碼對我是這樣。

安憶,謝謝你。

比起來,倒是茹志鵑老師比安憶對我更「揚長避短」一些。

在第四屆作協代表大會上,茹志鵑老師一見我,第一句話便是:「《父親》我看了,寫的很質樸,很好。」還頗嚴肅地指責我:「它是為我們寫的,怎麼後來你又給了《人民文學》?」

《父親》原本確是為《上海文學》寫的,因「債台高築」,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鵑老師家去看望她,她又對我說,《父親》是篇成功之作。

安憶在旁聽了,淡淡地道:「媽媽,你別總說他愛聽的話。我看父親責備兒子為什麼不要求入黨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鵑老師說:「你總挑別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別人認為你驕傲?」

安憶說:「曉聲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經常從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問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認嗎?」我說:「承認。」

她笑了。

茹志鵑老師也笑了……《今夜有暴風雪》發表后,中央戲劇學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與我交談過它的得失。

我對每一位都這樣問:「張辛欣看過沒有?」

他們都說看過。

我又問:「她怎麼評價?」

他們都說:「辛欣挺喜歡這一篇的。」

還問:「真的?」

答:「當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點寫作的自信。

我對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隻母雞孵出了一隻小鴨子,懷疑是「怪物」。聽到我所敬重的文學朋友們的評價,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階段,《青春》叢刊副主編李紀同志來京組稿,找到我,要求我帶他去找辛欣。

我問:「辛欣眼下日子不好過,幾家刊物將要發表的稿子都被抽下來了,你敢發她的作品?」

老李說:「怕什麼?對張辛欣今天批得有沒有道理,公正不公正,還需明天作結論呢!」

我說:「你有這種氣魄就好!我帶你去!」

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天很冷,我們到了戲劇學院,九點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學告訴我們,她看什麼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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