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 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 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一天傍晚時分,史努比打來電話:「吃飯?」

「行。」我說,「我請你,正打算下樓吃呢。」

他順竿上:「不成,你做。」

我氣笑:「憑什麼呀,只有速食麵。」

「不行。」

「那就下挂面。」

「挂面成。」

朋友太老就是這樣,連理都不講。

只好去超市,買只魚頭、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場買點紅尖椒,又返回身買了兩隻絲瓜與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裡面,再拍根黃瓜。

他靠著門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從鍋里拿剁椒魚頭,白他一眼:「你再戴個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這兩年忘了生活。」

吃完飯,我倆喝茶。他帶著一點認真的苦悶,說看一本雜誌每期的最後幾頁,都很受刺激。那裡的文章寫自己父輩,大都說父母儘管清貧,但是一生正直什麼的,告訴了自己什麼樣的人生道理。

他說自己的父親也老了,卻是個不反思的紅衛兵,老了對保姆還不好。他跟老朋友說話沒有遮掩,帶著困惑還有心酸:「難道就我爸跟別人不一樣?」

我跟他說,恐怕是媒體選擇的結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電視台一個談話節目。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父親,談父女之間的溝通問題。談到快一半,現場的嘉賓和觀眾就開始勸這個姑娘了,說你父親是何等不易,你怎麼能只看他的缺點呢,他養你這麼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聽著。後來她說了一句話:「我到這兒來就是來談我倆之間的問題的,你這節目如果是非要聽我跟我爸怎麼好的,我也能給你談成五好家庭。」說完站起來走了。

陳虻有次罵人,就是罵這種選擇。

記者拍了個片子,說一個中學老師辭掉工作,在家裡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為他們釘作業本,判作業,帶他們去吃麥當勞,把家裡床鋪都騰出來讓他們住。片子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被那個釘作業本的動作弄得挺感動,但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就問記者:「這老師收錢嗎?」

記者說:「兩萬到三萬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個孩子的話,怎麼算一年也有十萬塊,刨去給他們的花銷還能掙幾萬塊錢,遠遠高於他在學校當老師的收入。「當我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那個釘作業本的舉動讓我感動,當知道的時候,我覺得那叫省錢。」

他接著問:「你為什麼不告訴觀眾他收錢?誰教給你的?你明明知道為什麼不告訴觀眾?」

記者沉默不語。

他後來說:「其實誰也沒教給他,但是在意識當中我們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頌一個人物,對這個人物有利的要描寫,對這個人物所謂不利的就要免去,這就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

陳蛇說得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話問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這些,不問你的成長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樣,扎進人腦子,直沒人柄。

審個片子,他罵:「你是機器人嗎?」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給他看,他看完溫和地說:「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只是個機器。」還引申:「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覺得誰誰限制你們表達思想。我想問問,你有思想嗎?你有什麼思想我請問?真讓你開始去想的時候,真讓你拿出自己對問題看法的時候,你能有看法嗎?」

錢鋼老師是另一種風格,不訓人,也不指點人,只是不論誰做得好,他總能看在眼裡。

我跟他哭訴,說自己除了課本,只看過言情小說,腦中空空,敲一下都能聽到回聲。

他樂了,說不用急,好香是熏出來的。他寫的《唐山大地震》,從來沒要求兒子去看,連當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學生的教材,他都覺得不安:「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強求,更不要變成強制。」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碼,在一定年紀的時候,自然會啟動。

我苦著臉:「可我都這麼大了。」

他笑,問:「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說七六年他二十三歲,去唐山採訪大地震,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大娘坐在那裡,路邊架著鍋,正在烙餅,她的麵粉是從山東送來的,鍋是從遼寧送來的,煤是從山西來的,油是從河南來的,全國人民都在關心唐山,在大媽的鍋里,你看到了階級友愛。

意思是,誰都有過年輕時候認識的局限。

我說那怎麼辦,我腦袋裡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麼形成。他只說,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歷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麼做新聞,為什麼讓我去看歷史?

他說:「你只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面的就知道了。」

過了幾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孫冰川總監一開始沒批這題,我理解,這種題不好做,收視也好不到哪兒去,還麻煩。

但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拿著報題單又去了他辦公室。他在接電話,揮揮手讓我找個地兒坐,過了一陣子,抬頭看我愣愣地拿張紙還站著,嘆口氣,伸手把紙接過去簽了。

後來有同行採訪我:「你向台里報這個題時,是受什麼驅動?」

我說:「三十年發生了不少事兒,我也三十了,就覺得這是我的歷史,想知道。」

她問:「那時候你應該是山西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女孩吧?怎麼會覺得這事兒跟你有關係呢?」

我跟她說:「我們會在『九·一一』時做那麼多報道,那是另一個民族的災難,為什麼對於我們自己的災難反倒漠視呢?這一點我不明白。」

她問:「那你以前為什麼沒這個想法?」

我被問愣了一下:「到了這個年齡,像有什麼東兩扯著你一樣往回望。」

錢鋼帶我去看唐山當年的空軍機場,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四十二分,相當於四百枚廣島原子彈威力的里氏七點八級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處爆發。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瞬間摧毀,二十四萬人遇難。這個機場是幾乎所有倖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從市區到這裡九公里的路上,車運的、走路的、抬著擔架的……有人是用手摳著地上的石頭,一點一點爬來的,地震發生時,很多人來不及穿衣服,有老婦人赤裸著身體,只能蹲著把一塊磚擋在身前。

一天里,人們把衛生隊附近一個發綠的游泳池的水都喝乾了。

當年的女醫生現已六十多歲,比劃給我看:「從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時候探著人過去,會動的是活人,不會動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擺被染成了紅色,是被傷員和他們家人的手拽的:「醫生,救救……」最後一瓶氧氣,她給一個傷員用上。回來的時候,發現氧氣瓶周圍躺了六個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導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兒找來的。

我上中學的時候,家裡有一本借來的《唐山大地震》。有個細節多年不忘,當時沒有麻藥,一位女醫生給一個小男孩用刷子把頭皮里的沙子刷出來。這個女醫生就是她。

「四十分鐘。」她說,「沒有燈,用手電筒照著做的。」

她一邊掉眼淚,一邊用刀背刮那些結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腳就抽搐一下。六歲的小男孩,一滴淚也沒掉,不斷地念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不怕犧牲……」

這些年,她一直惦記著他,想見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頭皮好了沒有,留沒留疤。」但是,當年這裡的人,都沒有名字,沒有照片。當時不允許拍攝任何影像資料,尤其是傷亡的人,醫生也不能告訴家人這裡的情況,「這是機密」。火車路過唐山,必須放下窗帘。

我問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訴她的後代。她說沒有。

我問:「那到您孫女這一代,還會記得么?」

頭髮花白的老醫生搖搖頭。

「您不怕被遺忘嗎?」

她反問我:「不記得的事情多了,大飢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沒說話。

她一笑,把話收住了。

我採訪了一位攝影師,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機自由拍攝的人,拍了一千多張,其中一張很著名,是孤兒們在火車上吃紅蘋果,孩子們都笑著。

他說其實當時車站上滿滿都是人,四千兩百多個孤兒,每個孩子頭上都別著小布條,布條上是遇難的父親和母親的名字。站台上拉著抱著的都有,哭聲震天。

我說:「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嗎?」

他說:「……不知淹沒在哪些底片里了,從沒拿出來過,我只拿出了笑的這張。」

我問,是不讓拍么?

他說不是:「是我自己當時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是什麼?」

「就是要正面報道地震。」

「你遺憾嗎?」

「遺憾,因為災難更應該反映的是人的本質。」有記者看完這段採訪,問我:「吃蘋果的孤兒的照片也是真實的,為什麼沒有直擊人的內心?」

我說:「那個刷頭皮的小男孩的細節之所以讓人記了很多年,那個醫生對他的情感之所以顯得那麼真實,是因為小男孩承受了極大的痛苦,是因為他的堅忍。西藏人有句話說,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個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鋒利和痛感感覺不到,後來的蜜汁你吮吸起來也會覺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個唐山當地媒體組織的災民見面會。我原以為錢鋼老師會反感組織起來的聚會,但他沒有。他見到當年的人,擁抱著,大力拍他們背。大家坐了一排,挨個按要求發言,到他發言,就誠懇地說兩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點犯愁,這種形式感太強的見面會,左繞右繞也繞不開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麼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罷。

事後卻後悔。

陳虻說過一個事兒。有個片子記錄山東最後一個通電的村子,拍完編導回來說:「陳虻,抱歉,片子沒拍好。」

他說:「為什麼?」

編導說:「因為當天來了另一個電視台,非要『擺拍』。比如說農民家裡白紙裹的那種鞭炮,只有半掛了,一直烤在爐台上,捨不得放,就等著通電這天。結果這些當地電視台的不幹,覺得這不夠氣氛,愣要給人家買一掛紅鞭炮,讓農民拿一竹竿挑著、舉著,他們就拍。農民被他們擺布得已經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麼弄,整個人的狀態都不準確了,所以我們沒有拍好。」

陳虻聽完說:「你為什麼不把擺拍新聞的過程拍下來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說:「在認識這個事件的時候,有一個干預它的事件發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過拍攝它,看到這背後更深刻的真實,你失去了一次認識它的機會。」

見面會上,有位高位截癱的女性被介紹是身殘志堅的典型。會後錢老師帶我們去了她家。

採訪時,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斷裂,定下婚約的戀人離開,她嫁給了另一位殘疾人,醫生說她不能生孩子,但她決定當一次母親——「我要奪回地震從我身邊奪走的一切」……小孩生下來了,但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之後她三年沒出門,把自己囚禁在家裡。

見面會的當天,是當年她兒子夭折的日子。現場需要的,是一個抗震救災的典型,她說:「無法表露一點哀傷。」

我以為她會憤怒或者難受,但沒有。她拿出當年寫的書,說在那個年代她也曾經塑造過自己,捏造過情節。她在書里寫,地震之後,哥哥看到她被壓在木板下面動不了,卻沒救她,而是先去救別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卻在救完三個外人之後才來救她……但真實的情況是,她哥哥當時非常著急,和別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擔架。

她拿出書來給我看,不掩飾,也沒辯解。

去唐山之前,我對這段歷史了解很少,我是帶著逆反、帶著「認識歷史,吸取教訓」的預設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邊把頭髮編成辮子,一邊帶著點羞赧問我:「這樣上鏡行嗎?」我端詳一會兒,把口紅給她,讓她塗上一點。我問她採訪前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她挺平靜地說:「癱瘓后小便失禁是感覺不到的,常常是褲子尿濕了才知道,來不及,只能在輪椅里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沒有痛恨過去,連底掀翻。她一直留著七十年代與戀人的通信,怕這些信腐壞,就把信剪下來貼在本子里,在旁邊手抄一遍,這樣想看信的時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與戀人重見,男人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的模樣,放聲痛哭,她反過來安慰他。三十年來,她承受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來臨。

採訪這樣的人,如果只是為了印證自己已經想好的主題,這個主題不管多正確,都是一種妨害。談了一個多小時后,她說:我接受了這麼多採訪,但我從來沒這麼談過。

我只是一直在聽而已,聽我從沒經歷過的生活。

她說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著雨,她渴極了,張開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條大腿,還以為是死人呢,沿著那條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發現是自己的身體,腿已經沒有任何知覺。她抬頭看四周:「我覺得我已經破碎了,和唐山一樣。整個都拾不起來了,我後來所做的不過是把我一點點撿回來然後拼湊在一塊,跟唐山一樣。」

我小臂上全是碎雞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澆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節目播了。有記者問我:「這樣的節目有什麼呢?不過是把我們對災難的想象具體化了。」

我說:「錢鋼在八十年代已經意識到文學的本質是人,災難的本質就是災難。過了二十年,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軌跡上。換句話說,錢鋼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現在也並不奢侈。」

還有人在節目留言里問我:「有那麼多人民更關心的事,為什麼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麼要去掀動陳舊的歷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二〇〇八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走之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這時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電視台,密密麻麻的中國影像資料。操作的小姐問他看什麼?他說看東北。問東北什麼,他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出來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變三天後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鐘,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裡面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里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鐘拿回來,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他跟我說:「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歷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麼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麼淺薄。」

中國這些參與歷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記憶。「不能再等了。」他說。

他做歷史:「《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歷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採訪的是參加抗日戰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戰》發布會時,他已經採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採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鐘,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鐘,收集的歷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干。」

他一笑,多麼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干,不著急,誰想起來誰干。」

有一位電視台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台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台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麼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干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採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沖我笑,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鬱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

二〇〇二年時,他不大上「實話實說」了,有一些傳聞,說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夥在食堂吃飯,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場面上靜得有點異樣。

有天我坐在電腦前,辦公室門一響,小崔進來了。我很意外:「你找誰?」

「找你。」他拉過一把藍布工作椅,坐我對面。

我們對坐著聊天,同事路過說:「嗬,真像調查的採訪。」

這不像普通辦公室里的閑談。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里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對他說我們需要他,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裡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這是那塊牌子上「前衛」兩個字在我心裡的意義。姚大姐過來找我問個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有點心酸。

他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看片會上,拍《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該劇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戰時國民黨的將領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可下面的士兵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車沿著昆明一路走,一個一個採訪,越了解渾身越顫慄,越顫慄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父親說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採訪后,才發現這些國民黨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於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樣的方式,一點點地知道。」

採訪完,他和蘭曉龍回到酒店,相對號啕。「之後我們在想,哭什麼呢?是哭這些老兵壯麗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還是哭什麼?後來發現,我們哭我們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可憐。我們快五十歲了,中國抗戰這麼大塊波瀾壯闊的史實,你居然絲毫不知,你不可悲嗎?所以,就有了《我的團長我的團》。觀眾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快五十的時候,做了《我的團長我的團》,只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會上有觀眾發言,很動感情。

小崔拿過話筒說了一句:「我想補充一點,我聽出一點危險。我不希望大家誤解這個片子,《我的抗戰》就是『我的抗戰』,是自己的敘述。你之前聽到的共產黨把日本打敗,還是國民黨把日本打敗,這個片子不負擔這個任務,不管這個事。如果你想聽我知道的宏觀敘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感到很詭異。」

他說不要以為《我的抗戰》是要翻案,沒有那個味道,他和他的團隊對結論沒有什麼興趣。「去採訪幾萬個人,多少多少個小時,去重新對歷史下一個結論,可能又會誤導一批人,我們不想干這樣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敘述的還是細節敘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它在最後寫一句『本書部分資料取自崔永元《口述歷史》』,就行了,不要指望著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採訪能夠對歷史得出什麼結論,做不到。」

陳虻某天在樓下碰到我,說:「我今天琢磨出來一句特別重要的話:要服務,不要表達。」

這話沒頭沒腦,我也不知怎麼搭腔。

他說剛才在講課,有個人問他:「我們這工作,如果只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跟著他走,我們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沒有意義啊?」

他生氣了:「他活著,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達思想的一個道具,他活著才沒有意義呢。別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發生的東西。」

[文、]他說:「別瞧不上服務這兩個字,描述複雜比評論簡單難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時,曾與《朝日新聞》的人討論如何寫評論,對方說:「現在早過了我提供觀點讓別人讀的年代,我們只提供信息,讓人們自己作是非對錯的判斷。」

[書、]我找到一本書,是《朝日新聞》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徵集的讀者來信,記錄普通國民對於二戰的回憶。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歲的熊田雅男寫的,「有人質問,當初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作出的決定』不抱懷疑。」當時還是少女的羽田廣子說:「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農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樣的少女賣身,讓我心痛不已。列強在離本國很遙遠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還有國際包圍圈的壓力,讓我這個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誰,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

一九三八年,孩子們都要學習武士道,年滿七歲,就要穿著黑色制服,背誦當時的兒歌「和大哥哥並肩坐,我今天上學堂感謝士兵,感謝士兵,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向被放在大門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禮。歷史課和德育課根據天皇的《教育敕語》,「忠誠是最高的美德」。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古澤敦郎在信中回憶說:「市禮堂的柔道拳擊對抗賽,日本人與美國人對抗,從頭到尾,觀眾興奮不已,給柔道選手鼓勁,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勝時,全場歡呼之聲鼎沸,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的戰鬥場面,我軍佔領敵方的地盤,升起太陽旗,觀眾使勁鼓掌。」

他說:「從小,我們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了就要當兵,沒有任何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岩浪安男仍然認為:「為了我國的安定,必須絕對保證我國在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利益,如與英美妥協,等於將我國的未來聽任他們的安排。」

他說:「我是被這樣教導的,我也相信這一點。」

那麼,知識分子去了什麼地方?那些本來應該發出聲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軍人侵華北日漸深人時,東京大學的校長和理學院的教授曾反對日語對華教學計劃,「不要再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隨著『跟上形勢』『整肅學風』的聲音,自由派教授一個個被解職,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頒布。警察面對「煽動」或是「不敬」,可以以極大的權力處置。一開始是不宣布對軍隊與政府不利的消息,後來發展為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傳。那些敢于堅持獨立性、發出不同聲音的報業成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襲擊《朝日新聞》,砸毀辦公室,記者因批評政府被騷擾和逮捕。

之後,大眾傳媒上盛行的,是有獎徵集軍歌,和「為飛機捐款」的新聞。

反對戰爭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國民」。

在七十四歲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記錄一個當年的小學教師,因為這個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為現役兵扔進軍隊,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帶著對知識分子的反感,因為他是思想犯,非國民,軍隊會默許對這個人的半公開的暴力行為」。

「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接著鐵拳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嘴的牙都東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的疼。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的軍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毆打臀部時,老兵讓新兵『間隔一字排開』,從頭打,打過一輪,解散,把他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兵齡的新兵也發瘋似的對他揮舞棍棒。

「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是國境線,有的士兵自殺了,有些人逃跑了,衛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上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裡——但是,戰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看著和平和民主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說:「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爭結束還有很長時間。」

戰爭結束四十年後,《朝日新聞》徵集這些信件,很多人寫信給他們希望停止,「我們正在極力將過去忘掉」,「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

《朝日新聞》的編輯說:「一個人忘掉過去可能有自我凈化的作用,但一個國家的歷史就不同了,盡量掩蓋,假裝這類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難道我們民族的良知沒有損害么?」

出版這本書的是美國人。「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這些現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會公民,怎麼會像野獸一樣行事?再看看我的國家,我自己那些總體上可稱為良善之輩的美國同胞,又怎麼與那些人——他們轟炸越南村莊,在驚懼中殘殺朝鮮難民——扯在一起?人們又怎麼能將那些聰明、好客、有著豐富想象力的中國人,與『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們聯繫起來?」

他說:「這些應該是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為什麼會落人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

對歷史說真話,就是對現實說真話。

這本書的最後,收錄了一封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小林范子的信。

「記得學校課本里是這樣講的:『美國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戰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特攻隊年輕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戰爭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再也不要發動戰爭。』但為什麼是我們,而不是發動戰爭的人在反省?我在閱讀了這個專欄之後,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動地接受別人灌輸給我的東西了,而是主動地去了解。你們這些真正了解戰爭的人,請多告訴我們一些,你們有責任把你們知道的告訴我們,就像我們有責任去知道它,這樣,一代接一代,到我們向後代講述的時候,我們才確信自己能擔起這個責任。」

錢鋼日後去了香港,不再做新聞,轉向歷史,埋頭髮掘故紙堆里的事,寫了一本書,託人帶給我一本。

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寫當年的《大公報》在國民黨治下,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立世,一紙風行。

恪守這八個字極不易,報紙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數百萬人的大災荒觸怒蔣介石,曾被罰停刊三日,記者被捕。抗戰時報館被敵機炸毀后,把印刷機搬進山洞裡出報,困窘中仍然拒絕政府資助,被迫到鄉間收購手工紙,印刷質量令讀者忍無可忍,投書批評。報社頭版頭條刊發《緊縮發行啟事》道歉。寫到此處,錢鋼筆端有濃得要滴下來的感情:「誰聽過一家媒體對讀者有這樣的懇求?『一,將閱讀之報轉贈親友閱讀;二,迄今為止單獨訂閱者,在可能情況下約集若干人聯合訂閱』……」

重壓常致人屈從或憤懣,但《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說大時代中的中國記者,要秉持公心與誠意,「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

他說,「不願陷於盲。」

錢鋼這本書叫作《舊聞記者》,他離群而去,在港大圖書館里裹著厚大衣,閱讀數以萬計的微縮膠捲,寫下六十年前舊報紙里的往事。他寫道:「研究新聞史的後人,會因為不是在報紙和電訊稿上,而是在歷史讀物上發現某些記者的名字而不無惋嘆,但他們終將意會的是,當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歷史的尋常,這也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他似乎心有旁騖,『改道』別出,但他根本未曾離開一名真正記者的信條。」

錢老師送這本書給我,我明白他當年讓我讀歷史的原因:「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上一章書籍頁下一章

看見

···
加入書架
上一章
首頁 當代現代 看見
上一章下一章

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 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