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採訪是病友間的相互探問

第十八章 採訪是病友間的相互探問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個案件的審理引起舉國熱議。陝西西安,一個叫張妙的女人在騎電動車時被汽車撞倒在地,駕車者拿隨身攜帶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連刺六刀,導致張妙主動脈、上腔靜脈破裂大出血死亡,殺人者是西安音樂學院鋼琴專業大三學生葯家鑫。

輿論分歧巨大。幾乎每次朋友聚會都會討論。有幾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幾位認為對任何人都不應判處死刑,學法律的何帆一直沒有表態。

問到我,我說:「死刑既然還沒廢除,就應該尊重現行法律,按現有的法條該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談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獨子,你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說,「中國自古有『存留養親』的傳統。比如,兄弟倆運輸毒品,論情節都可判處死刑,考慮到他們的父母還健在,這時是不是得考慮留一個?當然,『存留養親』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兄弟倆把別人一家幾口都滅門了,還需要留一個嗎?……」

大家都不認可:「你這個也太……司法彈性這麼大,還怎麼樹立權威啊?」

我自覺還算客觀,覺得輿論中說的富二代、軍二代那些傳言都沒去考慮,也不贊成群眾去衝擊法院,只是就事論事。「我記得,刑法里說,如果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後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慮從輕,對吧?」

他沉吟一下:「這個……算不算特別殘忍?」

這次他被別人打斷了:「這還不算特別殘忍?這還不算社會危害極大?」

「與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殺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說:「故意殺人是針對特定對象的,我作為旁觀者並不用恐懼。但是掩人後殺人,人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這就是社會危害性極大。」

他笑:「這是你個人的感受。」

我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說過么,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是經驗,經驗不就是人們的感受?」

場上無話。

又過了一會兒,話題轉到什麼樣的人可以減免死刑,有人舉了一個例子,說情殺就應該免死。

諸人爭論,這位朋友請了兩位女服務生進來,問她們:「如果一對情侶,男方出軌,在爭吵中女方失手殺死了他,這女人應該判死刑么?」

兩個姑娘互看一眼,說:「不應該。」

他說:「看,這是共識。」

兩個服務員轉身要走,何帆說:「等一下。」

他說:「我也講個真實的情殺案子,一個男的極端不負責任,女朋友多次為他墮胎,女友第四次懷孕后,堅決要把孩子生下來,他不想結婚,就把女友殺死,連腹中孩子一起焚屍,你們兩位覺得應該殺么?」

兩個女孩幾乎同聲說:「當然應該殺。」

「那到底情殺該不該免死呢?」何帆說,「我只是覺得,有時候,人們對事情的感受和判斷不同,跟講故事的方式有關。正義不能一概而論,只能在個案中實現。」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電視新聞,我聽到:「葯家鑫被執行死刑。」

轉過身看電視時,穿著橫條紋T恤的葯家鑫,剃著平頭,狹長的臉,眼眉低掛,簽完死刑執行書,低頭被兩位戴著頭盔護具的法警押著離開。

我看到這條新聞時,死刑巳經執行完畢。

站在電視機前,心裡一片空蕩。

判決詞里寫:「該犯犯罪動機極其卑劣,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後果特別嚴重,依法判處死刑。」

這話是我引述過的,剝奪他生命曾經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張。那為什麼我會有這胸口惱人的空茫?

我打開電腦,找到一張他的圖片,我從來沒認真地看過這張臉,葯家鑫,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名字,一段二十幾個字的事實。我對他只有最初知道這新聞時震驚與厭惡的情緒。

看了一會兒,給老范發了一個簡訊:「看到新聞了么?」她回了一個字:「唉。」

當天的筆記里我寫:「為什麼人聲稱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來到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滿足,也不是為它的殘酷而驚駭,而是一種空茫?它讓你意識到,剝奪生命是什麼意思?就是一切的發展,一切的可能,結束了。張妙死了,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結束了就過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個多月後,我們去了西安。

張妙出事前數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無一物,房間里燈泡都沒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沒有單獨的遺照,只拍過一張班級集體照和一張幾個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後一排,扎一個馬尾,黑衣,翻一個大白襯衣的領子,妹妹說她不愛說話,照片上不像別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窩著,雙手垂在兩側,帶著怯和厚道。笑起來有點抱歉的樣子。

「小時候身體不好,住過好幾個月院。」關於女兒她父親說得最多的是「小時候給她吃的奶粉」。

在農村,這些都是對娃的金貴。

她初中退了學,一直打工,前些年,冇個在烤肉攤幫忙的小夥子喜歡過她,疊了五百二十一個幸運星給她,後來他出事判了刑,想見她一面,她沒去。但一直留著那些幸運星,用一個牙膏盒子封著,去世之後,外甥拿著玩,丟了一些,被打了一頓。

她嫁人時,電視、影碟機都是借來的,在婆家的日子過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來打工,賣麻辣燙,想讓兩歲的兒子吃好穿好點。

我在院子里的時候,孩子也來了,嬉笑玩樂,我們買了玩具給他,他拿著偎到我懷裡「給你,摩托」,我笑:「寶貝,不是摩托,是奧特曼。」

張妙父親緊緊地盯著孩子,偏過頭嘆口氣,幾乎輕不可聞。

她母親這兩年身體不好,出事後有些精神恍惚了,我們採訪父親時,聽到她在房間里哭喊。

我問她父親:「要不要勸一勸?」

張妙父親黝黑的臉。瘦得像刀刻一樣,說:「不勸,這事沒法勸。」臉上是日夜錘打遍的無奈。我在那個哭聲里坐不住,回頭對攝像說了一聲「我去看看」。她坐在裡屋的席子上哭喊:「媽給你做好了飯。你怎麼不回來吃……」我坐她身旁,也無法說什麼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輕輕撫摸。

葯家居住的小區是西安華山機械廠的宿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修建,葯家鑫的父親葯慶衛穿著白色的確良襯衫,裡面套著一個白背心,站在樓下等著我們。他說一家人在這兒住了將近二十年。

樓房沒有電梯,我們走上去,房間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轉角沙發,廁所里馬桶拉的繩子是壞的,用勺子盛水沖。

葯家鑫的房間桌上,放著他十三四歲的照片,家裡沒有近幾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著一副眼鏡,他在庭審的時候戴過,眼鏡邊上放著兩張濱崎步的專輯。

葯慶衛說:「四十九天了……電腦沒停過,就放在那兒,一直放著他愛聽的歌,他說:『爸,你給我放那些歌,我聽一下就能回去。』」

葯家鑫的床上換上了涼席,掛了蚊帳,他媽說:「夏天來了。我害怕蚊子咬著他。」她天天躺在兒子的床上睡覺,「我抱著他平時愛抱的那個玩具,那個狗熊,我都沒有捨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氣味給洗掉。」

葯慶衛說:「我在農村的時候,總聽說人死了以後家裡會有動靜。我以前特別怕這個動靜,現在特別希望有。其實有啥動靜,什麼動靜都沒有。」

快到傍晚,客廳已經漸漸暗了下來,他停了一下,說:「沒有,真的,人死如燈滅。」

葯家鑫死後,葯慶衛開過一個微博,寫:「葯家鑫的事情上,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平時管教孩子過於嚴厲,令孩子在犯錯之後害怕面對,不懂處理,最終釀成大禍。」

葯家鑫幼年時,父親隨軍在外,讀幼兒園時開始按母親要求學琴,母親一個月工資五十塊錢,三十塊交上課費,學不會被尺子打手,一邊打葯家鑫一邊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學一次得多少錢」。

母親說:「從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兒,只要打架了,不管誰對誰錯,他回來肯定是挨罵的。」她哭著問我:「不是說嚴格管教才能成材嗎?難道嚴格管教也錯了?」

小學一年級,葯家鑫的同學逼著他背自己,不背要給一塊錢,他就背了。老師找他父親去,把對方孩子也叫來了,讓他父親處理。他說:「我想著孩子玩兒嘛,小事沒必要太汁較,背就背一下嘛,我沒有幫助他。」

中學里有同學打葯家鑫,按著他頭往牆上撞,他害怕父母說他,不敢說,又不敢去學校,害怕那個學生再欺負他。

母親說兒子的個性太「奴」,陝西話,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葯慶衛說:「因為我,當兵的可能都有點……自己說了命令性的東西,你該幹啥幹啥,我也沒給他去說什麼理由。」

我問:「批評也有很多種方式,您……」

「我可能說話有點尖酸,我對別人不會這樣,因為我想讓我兒子好,一針見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說完補了一句:「但是過後去想想我的東西,都是比較正確的。」

「他一般是什麼態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說,那我就是咋也不對。」

他又補了一句,「男孩不能寵,我怕他以後給我惹事。」

葯家鑫在庭審時說:「從小,上初中開始我就特別壓抑,經常想自殺,因為除了無休止練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覺得活著沒有意思,覺得別人都很快樂,我自己做什麼都沒有意義。」

他對同學說過:「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學說。他沉迷一事時往往近於狂熱,喜歡日本歌星濱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標成中文,在KTV只唱這個人的歌,在網吧里下載一個關於濱崎步的遊戲時,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個人坐在裡面,說「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開始上網,打遊戲,逃學,父親認為這是網癮,有段時間專門不工作,只在家盯著他。一個月,葯家鑫被關在居民樓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課,吃住都在裡面,沒有窗,從外面鎖上。

葯家鑫是什麼感受,葯慶衛並不知道,「他沒有跟我交流,我們也體會不了他心理的鬥爭過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後很正常了,他好了。」

葯家鑫對父親的意志有過一次反抗,中學上了法制課後,他拿著書回來說爸爸壓迫他、管著他。葯慶衛陪著兒子翻了一遍書,告訴他:「我是你的監護人,當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錯就要我來承擔責任。」

去做節目之前,老范發過一個報道給我看,說葯家鑫做過雙眼皮手術,還說夢想有了五百萬就去整容。底下評論里都在罵「變態」,我當時看了,嘴角「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裡,我們想拍攝他過去的資料。發現初中后他沒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沒有他,他母親說他初一發育變胖后不願意再拍照,當時體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頭壓迫肌肉產生劇痛,醫生說再不減肥有生命危險。葯慶衛說:「他在特別胖的時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見,尤其一笑的時候,眼睛就沒了,別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說要整容」

「你怎麼說?」

「他說這個我就打擊他,」葯慶衛說,「我說好不好都是父母給你的,如果破壞了以後就是對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過我說的話有可能有點……像他媽說的,讓人有點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說的應該是正確的。」

葯家鑫之後繞過父親,有什麼事跟母親說,他媽說:「他太在意了,總是說,總是說,說這個遺傳怎麼這樣啊,我爸的雙眼皮為什麼我沒有?我可憐這孩子,盡童滿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讓他去割了雙眼皮。」

他用了四個月時間減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潰瘍。

日後他考上大學,外公獎勵了他一萬塊錢,他花了一半去做了雙眼皮的整形手術。

葯慶衛說這麼多年他從來沒有鼓勵過兒子,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熱衷乾的事我都會打擊他,我就是不讓你過熱,我就想澆點涼水,不要那麼過激。」

他不願意讓兒子考音樂學院,極力想讓他學理科:「其實也是從經濟考慮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說這個話。」他背地裡去找了教鋼琴課的老師,讓老師多打擊兒子。

葯家鑫一直不知內情,他對父親說過:「我上一次課,被打擊一次,越上我越沒有信心。」他還是學下來了,專業考了第一。

他從大一開始兼職掙錢,在酒店大堂彈琴,後來當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間往返,他媽希望給他買車,「一個學生晚上十一點才回來,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為這樣太張揚,會把退役的費用全花光,後來是他媽硬作了主,他爸點頭的前提是葯家鑫每個月給家裡一千塊錢。

葯家鑫買過一把電動按摩椅給葯慶衛,他沒有喜意,只說:「我要的不是這個,只有一個要求,將來你掙不著錢,別問我要。」

狂熱與極寒交激,誶出一顆赤紅滾熱的心。葯慶衛帶著疑惑說:「他掙錢好像上了癮一樣,這個月掙四下,下個月就要掙五千。」

他說「上了癮」的口氣像是在形容一個病人。但他也沒問兒子為何如此,覺得「上進就好」。

出事當天,夜裡十一點左右,葯家鑫開著車返回家。

法官問過他,你是向哪個方向開?

他說:「對不起,我分不清東南西北。」

他四個月前才開上。在路上「打開影碟機看濱崎步的演唱會」,邊看邊開。「又開了一會兒,只聽『嗵』的一聲撞上了什麼東西。」他裝著刀的包就放在副駕駛位置上,下車查看時。他是隨身帶著包下去的。因為「我父母叮囑我,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

他看見張妙躺在地上,哎喲地叫著疼,臉沖著被燈照著的車牌,他認為對方在看自己的車牌號,就拿出了刀,他們之間沒說一句話,張妙伸胳膊擋了一下刀,沒擋住。只是「哎喲,哎喲」喊了兩聲,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發當天買的,庭審時他說因為晚上從沒走過這條路,帶把刀防身,之前跟別人發生過糾紛。發生過什麼糾紛?他沒說,庭審沒提及,我問他父母:「他平時說過為什麼事需要帶刀嗎?」

他母親說:「沒有,他就是這一點,心裡有事從來不跟我們講。」

父親說:「我們的街坊鄰居在一起都說,大部分孩子都是這個樣子,跟父親說不到兩句半就竄開了,都是這樣。」

關於殺人的動機,葯家鑫在公開採訪時說過一句「農村人難纏」,這句話後面還跟著一句沒播的:「我害怕她沒完沒了地纏著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張妙胸腔主動脈、上腔靜脈被刺破,開始大出血。她沒有了與家人告別的機會。

葯家鑫開車離開時,把刀子扔在副駕駛座,不敢看,喪魂落魄地往前開,「一瞬間。好像所有的路燈全滅了。」

葯家鑫向家人隱瞞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親,讓她抱下他。說害怕,車禍死了人。葯慶衛從單位打車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沒有問詳情,「太自信太自負都不好,我不問他,就是太相信他不會對我撒謊,他說是車禍我就相信是車禍。」

日後他們看新聞才知道實情,他母親說:「我看新聞才知道他動刀了,動刀了呀……我就是想問他為什麼要帶刀,為什麼要這樣?你撞了人,你可以報警的,車是上了全險的呀,為什麼要動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說「刀」這個字的時候,聲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葯慶衛說:「自首絕對沒有後悔過,後悔就是太匆忙。應該問問他,這個是絕對後悔,後悔一輩子。」

他再也沒機會了解兒子的內心。

葯家鑫臨刑前,他們見了一面,十分鐘里,葯慶衛已經來不及問這個問題。

「進去以後葯家鑫已經坐在那兒了。我一走進去他就是『爸我愛你』,重複了好幾回,我說我知道,我也愛你,你不要說了,我知道,我也愛你。」

他哭出了聲:「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說我愛你。他說:『你們好好活著,我先走先投胎。你們將來走了以後,下輩子當我的孩子,我來照顧你們。』」

他不知道葯家鑫什麼時候被執行死刑,但心裡清楚這是最後一面。「我從不相信人有靈魂,我這時候真願意人有靈魂,我說你有什麼事兒沒辦,給爸托個夢。他說我一定給你托好夢,噩夢不算。他平常說話聲音很細,但是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很大很大。他說我托的都是好夢,噩夢不算,不是我托的。」

葯家鑫對他父母說,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他的錯,他有罪,願意贖罪。

但這一句話讓葯慶衛突然心生疑問,到我們採訪時,他仍認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葯家鑫才說出這話:「他這句話太成熟了,以至於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難道他能比他爸還成熟?」

這種心態下,他聽到葯家鑫說死後想要捐眼角膜時,心裡很不受用,覺得也有可能是別人授意,他說:「你不能捐。你的身體每一部分都是爸媽給的,你完整帶來,完整給我帶走。」

葯家鑫說了好幾次,每次他都立刻頂回去,因為網路上一些人說他是軍隊高層,干預司法,叫他「葯狗」、「藥渣」,他內心不平,越說越激憤,兩眼圓睜:「我對葯家鑫說:『你捐了以後,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麼事,我沒有連帶責任我都受夠了。』我說希望你把你的罪惡都帶走,不要再連累別人。」

採訪中,他說到這兒,突然停了下來。

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關於他和父親的關係都只是旁述,是推測,是揣想。但聽到這句話,看到他臉上的表情,這個細節,像把刀,扎透了這件事。

當時葯家鑫沒有解釋,也沒爭辯,說:「好,我聽你的。」

這是他最後一次違背自己的意願,聽他爸的話。

葯慶衛再說起這個細節時,緊緊攥著手,眼睛用力眨著不讓眼淚流下來,憋得滿眼通紅:「我有點偏激了,應該滿足他的心愿,我不知道他咋想,也可能希望藉助別人的眼睛,能再看到我們。所以說,還是那話。人不能衝動,衝動是魔鬼。」

「人最大的慈悲是給生命一個救贖的機會。」他說。

播完這期節目后,我收到柏大夫的簡訊:「看了你的節目,我落淚了,記得宋嗎?他很好,已經從海軍退役。」

宋是我八年前採訪的患有抑鬱症的男孩,在十六七歲時曾經因為網癮被父母送去柏大夫處救治。

小時候被寄養在奶奶家,他認為受到不公平待遇時父親不幫助他。「他從來就沒有鼓勵過我,」他說,「我並不喜歡上網,網癮只是因為現實生活中不快樂,沒有寄託。」

他十六歲的時候體重一百八十斤,醫生對我說:「他為什麼胖?因為他要靠吃來壓抑自己的憤怒。」他安慰自己的方式,是在鏡子上用墨水筆寫「我是帥哥」,再拿水潑掉。

父親那時與他在家中兒乎不交談。說對待他像對一個凳子一樣,繞過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讓他早點出事,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心理治療時,宋面對柏大夫,說起小時候被人欺負,父親不管他、不幫他的經歷,在眾人面前用拳錘打牆說「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

他父親也坐在現場,淚流滿面:「我從來沒想到他會恨我。」

這期節目播出五年之後,宋上了廚師學校,當過兵,交了女朋友,在一個環保機構工作,瘦了四十斤,常常給我提供污染事件的報道線索。

柏大夫發完簡訊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簡訊:「我看了葯家鑫這期節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細問,一年以後,才想起此事,簡訊問他:「你當時為什麼感觸?」

他回:「他平時不是一個壞人。」

我有點不解:「你怎麼知道他壞不壞?我採訪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結論。」

「姐,」宋寫,「我問你,你採訪的時候,發現他傷害過什麼沒有?」

「那倒沒有,他媽說,他喜歡動物,不許她媽教訓狗,狗死了難過了很久,如果看到家裡殺活魚,他害怕,這頓飯就躲開不吃了。這些信息我們節目都沒用,不知道真不真實,你相信么?」

他沒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會覺得動物很可憐,是因為動物不會傷害他。」

我說:「一個有同情心的人會去殺人嗎?」

簡訊斷斷續續,過一會兒才來:「他逃避責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麼向家裡交代。也不知道以後這個事會給他帶來多少累贅,怕承擔。」

「怕承擔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這麼做太極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會兒,才寫了兩個字??「無奈。」

「什麼意思?」

「他心裡有憤怒,」他寫,「所以他覺得,我不讓你張嘴。」

我聽著心裡一凜;「他是在模仿傷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說得很堅決。

又停頓了一下。他說:「他在逼自己。」

他的話像是雨點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覺到震顫,但沒有切膚之感,我接觸不到那個雨,但隱隱覺得這句話里有某種我感覺到但沒法說清楚的東西,只能問他「什麼意思」,他乾脆打電話來了:「路上太冷,發簡訊折騰得很,我在路上走呢,這樣說痛快點,你想問什麼就問吧。」

我說:「你認為他憑什麼要加害一個已經被他傷害的人呢?」

「他下車的時候並沒有拿出刀來對嗎?他是看到她在記他的車牌號……」

「這個動作怎麼了?」

「這個動作在他看來是故意,」他聽出我想打斷他,「我知道,她當然是無辜的。但是現在是在問我,葯家鑫會怎麼想,我是在試著告訴你他的想法。」

我閉嘴:「好,你說。」

他沒有用「可能」「或許」這樣的推斷詞語,直接說:「他覺得,你記住了車牌號,我爸媽知道了,就饒不了我,這對他是天大的事。」

「出個車禍怎麼算天大的事?」我有忍不住了。

「可能對你來說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說,「這對他來說就是天大的事。」

一瞬間,我想起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打碎了一隻碗,在等我媽回來的時候,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一隻全是碎紋的白瓷碗,窩在一摞碗的最上面,等著她。到現在我還覺得,那個黃昏,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長,那種如臨大敵的恐懼。結果我媽回來,發現之後居然大笑,跟鄰居當笑話講,我當時心理不是如釋重負,而是莫名其妙的鬱悶:「就這樣?難道就這麼過去了?」

「但是,為了這樣的恐懼去殺人?」我無論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風裡走路,說話時氣喘得很粗重。「你當年採訪我的時候,有件事我沒有告訴你,」

他說,「我曾經有一次拿著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們攔住了我,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幾乎是懦弱的,一開始認識時,他都無法與人對視,在抑鬱症治療中心,當著眾人面連上台去念一句詩都做不到。

他說:「我內心是有仇恨的,因為大人老說我,老說我姐姐好,老拿我們倆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覺得大人欺負你,那為什麼你報復的不是大人?」

「因為我打不過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並沒有傷害你?」

「她向他們告我的狀。」

我聽到這,忽然寒意流過胸口,想說什麼,但沒有說。我倆都有一會兒沒說話。

他停了一下,接著說:「從那以後,大人對我好點了,我是發泄出來了。但葯家鑫沒有。」

我們掛掉了電話,幾分鐘后,我又收到他的一條簡訊,他說:「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麼,其實剛才我中間有幾次,很長時間沒回你簡訊,是在寫:如果是我小時候,那時的我也許會像他一樣。後來又刪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真不想再這樣說我爸了,覺得不好,也不用這樣說他,歲數大了不容易,何況他們都只是不會教育孩子。葯家鑫不像我這麼幸運,他就是沒扛過去這幾年。」

六月七號那天。葯家鑫的父親與他見完面,走回家,從正午的電視新聞里知道了兒子被執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鏡頭,眼光漫散向虛空,「我那天去還囑咐他幾句話,我說孩子,現在特別熱,走的時候,你要把買的衣服都穿上,那邊會很冷,他說我知道。那天去我還給他包了點校子,帶了他愛吃的火龍果,就刮成瓤弄個飯盒給他。我走回家,人已經沒了,我就不知道那個時候,他穿衣服吃飯,夠不夠,我想看看他。」

當天下午六點鐘左右,他寫了微博。「好無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罵也好。什麼聲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聳一聳:「這個房子,我回來時候這半拉都是黑的,沒有任何動靜的時候,罵聲不也是聲音,不也是一種安慰嗎?當一個人走在一個深山,連一聲鳥叫都聽不見的時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們走的時候,已經不早了,葯慶衛留我們吃飯,說給你們一人做一碗西紅柿面,我們通常不在採訪對象家吃飯,這一次大家說好,人忙活的時候,能把心裡的事暫時放下一會兒。

我們幾個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邊。他把幾個疊在一起的塑料藍発子拔開給我們坐,在陽台的灶下麵條,一面自言自語:「這兩個月都沒怎麼動鍋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裡沒有別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蔥花,放在桌上給我們下飯,我說,讓他媽媽也來吃吧。

他木板板的臉,說不用叫了,臉上表情與張妙父親一樣。

走的時候,他妻子還躺在葯家鑫的床上,蚊帳放著,她摟著那隻大狗熊蜷著。天黑了,葯慶衛坐在桌邊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臉都垮下來,松垂著,坐在半暗的房間里,我們招呼他,他才反應過來。

節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覆留言,說:「你為什麼耍播一個殺人惡魔彈琴的樣子?讓他父母說話?」

宋打斷我時說過:我知道張妙是無辜的,但你現在的疑問是,葯家鑫為什麼會這麼想?我在告訴你這個。

二十三歲的宋嘗試著以他的人生經驗去理解同齡的葯家鑫,並不一定對,但他打斷我,是覺得,如果帶著強烈的預設和反感,你就沒有辦法真的認識這個人。也難以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樂人高曉松曾經在微博中評論:「即便他活著出來,也會被當街撞死,沒死乾淨也會被補幾刀。人類全部的歷史告訴我們:有法有天時人民奉公守法,無法無天時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視的人會愛音樂嗎?」數萬人轉發他的話。

一個月之後,高曉松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上,他醉酒駕駛導致四車追尾,一人受傷,被判服刑六個月。

六個月後我採訪他,說:「也許會有人問你,一個生命都漠視的人怎麼……」

我沒有問完,高曉松說:「我覺得我活該。每一個犯了錯的人,別人都有權利把你以前的言論拿出來印證你。」

他說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會撞上南牆,明明酒後的代駕五分鐘就到了,非要自己開車走,這不是狂妄是什麼?」

他出身清華,少年成名,二十六歲已經開校同民謠的音樂會,崔健跟他談過一次,說:「你的音樂當然很好聽,但是你有一個大問題,你不了解這個社會,也不了解人民怎麼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們加在一起,就為所有人服務了。」

他現在想起此事,說當年的自己「其實是強詞奪理,就是我真的是對真實的人生缺少……我連敬畏都沒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認識」。

與高曉松關在同一間牢室的人,有受賄的官員,行賄的老闆,打人的貴公子,黑社會,偷摩托車的……從前沒交集、不理解的人,現在關在一塊,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每天輪著擦牢室里的廁所,擦得明光鋥凈。

他原來覺得自己夠文,也夠痞,可以寫「白衣飄飄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後來才發現,「你也就混混清華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寫的歌,也不認識你是誰。跟坐牢比起來,什麼都是浮雲,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蓋子上扎眼做一個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著,「有個響動,有個盼頭」,用蘸湯的紙糊著圓珠筆芯當筆,趴在被子上寫字,生病時有人把攢下的一塊豆腐乳給他吃。「就是世間最大的情義」。

看守所里,一隻不知從哪裡來的小貓,每天會從補充熱水的小窗口裡露出頭來,人人都省下饅頭爭相喂它,「那個貓是個特別大的安慰,你覺得自己還是個人,還能喂別人。你會聽到,隔壁的那個黑社會本來特別厲害,能聽著在隔壁罵人,特別凶。就那貓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別那個。」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電視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車撞人案,長安街上,有人醉酒駕駛撞死四人,被判了無期徒刑,那個人也被輿論形容為「惡魔」,他認識那個人,是一個曾經與他合作過的舞蹈師,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麼說話,婚禮上什麼樣子,對職業的態度是什麼。他看著這個新聞,后怕,也難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採訪完葯家鑫和高曉松。編導和我都討論過,要不要把輿論對他們的各種疑問都積累出來,再一一回答。

我說:「我覺得還是只陳述,不解釋吧。」

老老實實地說出知道的那一點就可以了。

何況我們知道的並不完整,不敢說這就是結論,我只知道他倆身上攜帶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開嶺是我的同事,他說過:「把一個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這個事件對時代生活的意義。」

他還說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話:「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採訪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間的相互探問。」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調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長,採訪結束后我少年意氣,曾發簡訊給她說「贏了」。之後這位局長被捕,三年後,老郝與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攝,在監獄里見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頭,穿著囚服坐在鏡頭前懺悔。

老郝回來后對我說:「他沒有認出我,他就是崩潰了,看著他號啕大哭,我心裡特別複雜。」我沒說話。

這位前局長因為當過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監管部門反映了這個問題,給他調換了一間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說,自己剛進法院時,血氣方剛,豪情萬丈,認為刑事司法的真諦就是主持正義、蕩滌邪惡。但是,他第一次親臨刑場,觀看死刑執行時,臨刑前,死囚突然對法警提出請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塊石頭,如果倒下,這石頭正好磕著我的臉。」法警滿臉迷惑地看了看在場監刑的法院副院長,副院長點一下頭:「給他挪挪。」對在場所有人說了一句:「即使在這一刻,他們也是人,也有尊嚴。」

日後處理死刑案件時,只要在判決前稍有一點法理、情理乃至證據認定上的猶豫,何帆說他都不會作出死刑判決。

他讀書時,抄寫過民國法學家吳經熊一段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經熊曾是上海特區法院的脘長,簽署過不少死刑判決。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在這段話邊上,學生時代的何帆給的批註是:「偽善。」

如今,他拿出筆,劃去那兩個字,在旁邊寫上:「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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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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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採訪是病友間的相互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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