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

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點,我接到同事簡訊:「陳虻病危。」

去醫院的車上,經過新興橋,立交橋下燈和車的影子滿地乩晃,我迷糊了,兩三個月前剛見過,簡直荒唐……不會,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許,就不會發生。

一進門,一走道的人,領導們都在,我心裡一黑。

走到病房門口的時候,他們說陳虻已經沒有任何反應。

房門關著,崔永元一個人站在病床邊上,握著陳虻的手。

我站在門外,透過一小塊玻璃看著他們。

陳虻一再跟我說,評論部里,他最欣賞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說:「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後,我回來工作,抱著混一混的心態。我也干不動了,也沒心思幹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個節目收視率極高,其實是投機取巧。我內心裡其實是看不上那個節目的,一輩子做那個東西,收視率再高也沒意義。」

陳虻那個時候是副主任。小崔說:「他審我的片子,很不滿意,但他體諒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現場觀眾連連爆笑,他坐在那兒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就知道他心裡怎麼想。他不希望我這樣,但又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也不知道怎麼和我說。」

片子錄完,陳虻要簽播出單。

小崔說:「每次去找他簽字,他還問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走了。其實我很難受,我也知道這麼做不好,但我當時沒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邊,握著陳虻的手,我站在門口,從小窗口看著他倆。

崔永元說過:「我們這撥人可能都這樣,或者累死在崗位上,或者徹底不幹工作,沒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東方時空」原來的製片人時間發掘的,剛來評論部的時候,飯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說是時間厲害還是陳虻厲害?」他倆是一個戰場上的戰友,也是業務上的對手。

我第一次參加評論部的會,剛好是時間最後一次主持。他要離開了,坐在台上,一聲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煙,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他開口說:「我不幸福。」

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他是說他倆都在職業上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輕鬆地把它當成生存之道。

說完,把煙按滅,走了。

我開的第二個會,是陳虻主持的。他接手了「東方時空」,正趕上十一長假后,開場是:「我不是來當官當領導的,我就是教練,不負責射門。我只是盯著你們,誰也別想躲過去。」

他讓我們觀摩能找到的所有國外優秀節目:「你們要把每個片子拆分到秒,從每個零部件去學習。」

我接下茬:「看來是這輩子最後一個假期了。」

大家鬨笑。

他正色說:「你說對了。」

散會後他找我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專註一個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須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謀求幸福。」

我聽著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說,「一九九三年我要給『生活空間』想一句宣傳語,怎麼想都不滿意。問到家裡,恨自己,恨到用頭撞牆,咣咣作響。睡到凌晨四點,突然醒了,摸著黑拿筆劃拉了這句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進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工程專業的,孫玉勝任命他當製片人時,他才三十齣頭,部里很多有資歷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麼電視經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著人家不關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話當然讓人不服氣,拿出一個片子讓他評價,陳虻看之前就說:「我跟你們打個賭,這個片子肯定沒有特寫。」

他們不信,一看果然沒有。

他說:「為什麼肯定沒有?因為攝影肯定不敢推特寫。為什麼不敢?因為他不知道推哪張臉。不知道怎麼判斷這個事兒,他怎麼推啊。推就是一次選擇。」

底下竊竊私語,意思是——你推一個看看?

他舉例子:「美國『挑戰者號』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攝影機在場?但只有一位拿了獎,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間,他轉過身來,拍的是人們驚恐的表情。誰都可以作選擇,區別在於你的選擇是不是有價值。」

他沒拍過什麼片子,說用不著以這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可以當領導:「判斷一個運動鏡頭的好壞,不是看流不流暢,要看它為什麼運動。一個搖的鏡頭,不是搖得均不均勻,而是搖的動機是否深刻、準確。」他每年審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審片時,手邊一包七星煙,一包蘇打餅乾,十分鐘的片子要說一兩個小時,每次身後都圍一堆人。做片子的人當然都要辯解:「這個鏡頭沒拍到是因為當時機器沒電了」;「那個同期的聲音質量不行所以沒用」……

他就停下:「咱們先不談片子,先談怎麼聊天,否則這麼聊,我說出大天來,你也領會不了多少。」

膽子大點的人說:「聊天也不是光聽你的吧。」

他搖頭:「你不是在想我說的這個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這是排斥。這不是咱倆的關係問題,是你在社會生活中學習一種思維方式的問題。」

他有一點好,不管罵得多兇狠,「你認為對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訴你怎麼改,我是要激發你自己改的慾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過於熱衷一樣東西,這東西已經不是它本身,變成了你的熱愛,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點頭說對對。

他又來了:「你要聽懂了我的每一句話,你一定誤解了我的意思。」打擊得你啞口無言,他還要繼續說:「你別覺得這是丟人,要在這兒工作,你得養成一個心理,說任何事情,是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說你。我的話,變成你思維的動力就可以了。」

總之,沒人能討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審完片說「就這樣,合成吧」,那是他覺得這片子改不出來了。只能繼續求他:「再說說吧,再改改。」他嘆口氣,從頭再說。

審完片,姑娘們抹著眼淚從台里的一樹桃花下走過去,他去早沒人的食堂吃幾個饅頭炒個雞蛋,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陳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長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門口,不哭,也不跟別人說話。

我以前不認識她,在她右手邊坐下。過了一會兒,她靠在我肩膀上,閉上眼。她的臉和頭髮貼著我的,我握著她手,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坐著。

老范過一會兒也來了,沒吭聲,坐在她左手。中間有一會兒,病房醫生出去了,裡面空無一人,我把她交給老范,走了進去。

陳虻閉著眼,臉色蠟黃髮青,我有點不認識他了。

最後那次見,他就躺在這兒,穿著豎條白色病服,有點瘦,說了很多話,說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臉盆,一邊還問醫生:「我是把血吐出來還是咽下去好?」有時聽見醫院走廊里的哭聲,他會羨慕那些已經離開人世的人,說可以不痛苦了。說這話他臉上一點喟嘆沒有,好像說別人的事。當時他太太坐在邊上,我不敢讓他談下去,就岔開了。

敬一丹大姐說,陳虻在治療後期總需要嗎啡止痛,後來出現了幻覺,每天晚上做噩夢,都是北海有一個巨人,抓著他的身體在空中掄。

是他最後要求醫生不要救治的,他想離開了。

我垂手站在床邊,說:「陳虻,我是柴靜。」

他突然眼睛大睜,頭從枕頭上彈起,但眼裡沒有任何生命的氣息:床頭的監視器響起來,醫生都跑進來,揮手讓我出去。

這可能是一個無意義的條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覺。

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這些年他總嘲笑我,打擊我,偶爾他想彌補一下,請我吃頓飯,點菜的時候,問:「你喝什麼?」

我沒留心,說:「隨便。」

他就眉毛眼睛擰在一起,中分的頭髮都抖到臉前了:「隨便?!問你的時候你說隨便?!你已經養成了放棄自己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談自己願望的習慣了!」

這頓飯算沒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總看著你,樓梯上擦肩而過,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總結一下:「你現在成熟了,敢跟領導開玩笑了,說明你放鬆了。」

我哈哈笑。

他一看我樂,拿煙的手又點著我:「別以為這就怎麼著了,你離真的成熟還遠著呢,就你現在青春期這小資勁兒,毛病大著呢,不到三十多歲,不遇點大的挫折根本平實不了。」

討厭的是,他永遠是對的。

八年來,我始終跟他較著勁,他說什麼我都頂回去,吵得厲害的時候,電話也摔。

他生病前,我倆最後一次見面都是爭吵收尾。他在飯桌上說了一句話,我認為這話對女性不敬,和他爭執以至離席,他打來電話說:「平常大家都這麼開玩笑的。」

「我不喜歡這樣的玩笑。」

「你是不是有點假正經啊。」他有點氣急敗壞。

「你就這麼理解吧。」

「這麼點兒事你就跟我翻臉,你看你遇到問題的時候我是怎麼教導你的?」

「教導,這就是你用的詞。你為什麼老用這樣的詞?」我也急了。

他氣得噎住了。

「你不要總把我當一個學生,也別把我光當成一個女人,你要把我當成一個人。」

他狠狠地沉默了一會兒,居然沒修理我。

一個月後,我在機場,他打了個電話來,說一直顛來倒去地想這事,想明白了,說:「我錯了,我們還是朋友,對吧?」

我心想,這廝還是挺厲害的。嗯了一聲說:「當然。」

數月後,聽說他胃出血動手術了,我沒當回事兒,誰出事兒他也不會出事兒。他不是說過嗎,我是只網球,他是那隻拍子,「你跳得再高。我也永遠比你高出一厘米」。他會帶著個難看的光頭出院上班,絮絮叨叨講生病的經驗:「哎,我最近想到了十個人生道理……你怎麼不拿筆記一下?……每句都記說明你根本抓不住重點……」到了八十歲還披掛著他花白的中分長發,拐棍戳地罵我:「你昨天那個蠢問題是怎麼問的……」

這人是不會心疼人的,他只是盯著你,不允許你犯任何錯誤浪費生命。

他生病時,我發簡訊說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識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說術后的疼痛已經連嗎啡都沒有用了,說「只能等待上帝之手」。

我不信,說想見見他,但他說沒有精力,太疼了,簡訊寫:「電視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體,人不要死不要進監獄不要進醫院。」過一陣子精神好的時候,他的簡訊回得很長,說手術完了,在深夜裡好像能感覺得到舌頭上細胞一層層滋長出來,頭髮荏子拱出頭頂,說「餓的感覺真美好」。我心裡鬆快了,叮囑他「你在病床上能寫點就寫點,回來好教育我」,他響亮地回了句「嗯吶」。

我當時想,就是嘛,這個人太愛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師節,我給他發了一條簡訊:「好吧,老陳,我承認,你是我的導師,行了吧?節日快樂。」

他回說:「妹子。知道你在鼓勵我。現在太虛弱了,口腔潰爛幾乎不能說話。沒別的事,就是疼。沒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嚇死。」「就是疼。」我心裡難受,得多疼呢?

告別的時候,陳姐姐還是不哭不作聲,只拉住陳虻的手不放。過了一會兒,邊上的醫生輕聲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陳虻的手,把它們慢慢鬆開。

這一下,溫暖柔軟。這是八年來,我第一次和陳虻如此親近。最後一兩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請教,有時還跟著別人談幾句他的弱點,認為這樣就算獨立了。他講課也少了,新聞速度加快,大家都忙,業務總結的會少了。有時候碰見我,他遞給我一張紙,說「這是我最近講課的心得」,我草草掃一眼,上面寫「現場……話語權……」回家不知道收到什麼地方。他也不管我:「你這個人靠語言是沒用的,什麼事都非得自己經過,不撞南牆不回頭。」

我遇到過一次麻煩,他打電話來,一句安慰都沒有,只說你要怎麼怎麼處理。

我賭氣說無所謂。

他說:「是我把你找來的,我得對你負責。」

我衝口就頂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別的。」他沒吭聲。

後來我覺得這話刺痛了他,後悔是這個,難受是這個。→文·冇·人·冇·書·冇·屋←

他最後一次參加部里的活動,聚餐吃飯,人聲鼎沸。他一句話不說,埋頭吃,我坐他側對面,他披下來的長頭髮,一半都白了。

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就跟著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車處。他停下腳,忽然問我:「二十幾了?」

我笑:「三十了。」

他頓了一下:「老覺得你還二十三四,你來的時候是這個歲數,就老有那個印象。」

我看他有點感喟,就打個岔:「我變化大么?」

他端詳我:「沒變化。」

頓了一下,又說了一句:「還是有點變化的,寬厚點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話。

他看出來了,笑了一下:「喀,就這麼回事兒。」

手機響了,他掛著耳機線,一邊接一邊沖我揮了下手,拉開他開了十年的老車,車後邊磕得掉了漆。

我轉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機線上的話筒,又回身說了一句:「你已經很努力了,應該快樂一點。」

凌晨兩點半,我跟陳姐姐一起下樓電梯開的時候,看到白岩松,對視一下,我出他進,都沒說話。

他和陳虻,像兩隻大野獸,有相敬的對峙,也有一種奇異的了解。大家談起陳虻時,有人說智慧,有人說尖銳,白岩松說「那是個非常寂寞的人」。陳虻活著,就像一片緊緊卷著的葉子要使盡全部氣力掙開一樣,不是為了得到什麼,也不是要取悅誰,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單,是沒完成。

後來岩松說,那天凌晨離開醫院后,無處可去,他去陳虻的辦公室坐了一夜。那個辦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紙條寫的是:「陳虻,懷念你,懷念一個時代。」

陳虻葬禮那天特別冷,我去的時候,緊閉的大門外,巳經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見到台里那麼多同事,無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裡拿著白菊花在冷風中等著。天色鐵一樣寒灰,釀著一場大雪。呼氣都是白霧,沒人搓手跺腳取暖。

小崔面色鐵青,坐在靈堂邊的小屋子裡不說話。

我坐他側面的椅子上,看著他。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把葯,我給他遞一瓶水,他拿在手裡,沒喝,直接把葯咽下去了。

他心臟不好。

他看看我,說:「別生氣,別生閑氣,啊。」

我說不出話。

陳虻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年會,還是小崔主持,沒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樣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請了趙本山、郭德綱……一個部里的小小年會,搞了五個小時,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陸陸續續,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著手機出去了。陳虻摟著兒子,跟我隔著走道坐著,一直沒動。

羅大佑是壓軸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兩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點,沒上舞台,踩著一隻凳子站在過道上,一束追光打著,沖場下問:「唱什麼?」

幾百條漢子齊聲喊:「光陰的故事。」

羅大佑輕捻弦索,眾人紛紛離開座位,闈攏到他周圍,席地而坐。小崔坐在過道台階上,向我招手,我手腳著地爬過去,坐他身邊,回頭看了一眼,陳虻摟著熟睡的兒子,坐在席間未動,微笑著張嘴不發聲,隨著眾人唱:「遙遠的路程昨日的夢以及遠去的笑聲,再次的見面我們又歷經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舊日熟悉的我有著舊日狂熱的夢,也不是舊日熟悉的你有著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陳虻葬禮上,儀式全結束后,有三四十個人沒有走。

大門關上,大家挨個排隊走過去,再次向陳虻鞠躬。

陳真是原來「東方時空」的編導,他說:「陳虻的一生沒有拍什麼片子,但我們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離開「新聞調查」,很快又離開評論部,去了「面對面」,再離開新聞中心,到了「餚見」,像草在大風裡翻滾成團,不知明日之事。早幾年大概會心如飛蓬。但現在對我來說,想起陳虻的死,這世間還有什麼可怕。

我離開評論部時,白岩松在南院的傳達室里放一個袋子,讓人留給我,裡面裝著書,還有十幾本雜誌,都是藝術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麼都不要影響到生命的豐美。他的書出版,託人轉我一本,裡面寫:「陳虻總說,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如果哀痛中,我們不再出發,那你的離去還有什麼意義?」

我翻到扉頁,他寫「柴靜: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來找我。他結了婚,當了副總,買了房。但不談這些,也不問我工作,「比起身體,都是浮雲」。就拉著我打球,吃飯,吟個詩,談電影。騎個自行車帶著我,大門口還給我買半個紅瓤翠瓜,拎在手上,就這麼半拉瓜,還左手換右手,汗流浹背地走,說起當年辦公室大姐想撮合我倆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樂,臉皺出幾個大括弧:「可不也就過下去了么。」

我說:「你看你,現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長兄看顧遺孤的口氣,「你現在已經挺好的了。」

我說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訴你。」

我笑,覺得我倆都大了,或者說,老了點。

過一會兒他還是沒控制住,說:「給你挑個小毛病行不?」

這就對了。

他說,看你前兩天博客里寫「我抿著嘴往那個方向一樂」,把「抿著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氣的。立刻刪了。

他說,喲我的意見還真挺重要。

「那是。」我說,「你說什麼我總是先假設你是對的。」

他得意:「哎這話我愛聽,那我教育你這麼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現在對這世界特別失望。」

我說:「十年前咱們在『東方時空』,你寫過一篇文章《天涼好個球》,裡頭不是引過一句里爾克的詩嘛——『哪兒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離開「新聞調查」之後,有段時間我主持演播室節目,有觀眾在留言里語帶譏諷問我:「你不再是記者了,以後我們叫你什麼呢?溫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個記者,坐在哪兒都是。如果不是,叫什麼也幫不了你。

不管什麼節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貼在博客里聽大家意見,陳虻當年希望我們每做完一個片子,都寫一個總結:「這不是交給領導,也不是交給父母的,也不是拿來給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給自己的總結。」

觀眾一字一句敲下評論,一小格一小格里發來,不容易,像電台時期那些信件一樣,我珍重這些。有一期談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觀眾留言:「在採訪中,當採訪對象說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時,本來人家緊接著就要說農民的比例,但柴靜非要問一句『那農民呢』,故作聰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為我辯解,說這是節目節奏要求,或者需要這樣追問的回合感等等。還有人說這位留言的觀眾:「你用詞太刺激了。」

批評我的這位寫了一句話:「當年陳虻說話也不好聽,現在陳虻去世了,我們也要像陳虻那樣對待她。」

我心頭像有什麼細如棉線,牽動一下。

他說得對,去打斷談話,問一個明知對方接下去要談的問題,不管是為什麼,都是一個「有目的」的問題,是為偽。

什麼是幸福?這就是幸福,進步就是幸福。我的起點太低,所以用不著發愁別的,接下來兒十年要做的,只是讓自己從蒙昧中一點點解縛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參加一個演講,題目叫「為祖國驕傲,為女性喝彩」。上學時我常參加演講比賽,通常幾個拔地而起的反問句「難道不是這樣嗎」,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勢:「擦乾心中的血和淚痕,留住我們的根!」狗血一灑滿堂彩。這麼大歲數,我實在是不想參加演講比賽了。但台里說這事已定。當天領導辛苦地起個大早替我抽好籤,十四號。

第一位選手已經開始,我袖口上別著十四號的塑料圓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說什麼好。旁邊有位選手穿了件大紅裙,湊耳過來說:「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覺得有理,混一混,等會兒就結束了。包里裝著北大徐泓老師整理的陳虻生前講課的紀錄,正好翻翻看,有的話以前沒聽過,有的聽了沒聽進去,有些聽進去了沒聽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沒注意,這當口看見刺我一下:「你必須退讓的時候,就必須退讓。但在你必須選擇機會前進的時候,必須前進。這是一種火候的拿捏,需要對自己的終極目標非常清醒,非常冷靜,對支撐這種目標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靜。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兒,退到一環,甚至脫靶都沒有關係。環境需要你脫靶的時候,你可以脫靶,這就是運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標。那是墮落。」

「不要墮落。」他說。

我以為我失去了他,但是沒有。

叫到十四號時,我走上台,扶了下話筒:「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

認識她,正是我十年前掙扎來不來中央台做新聞的關口。認識她,影響我最後的決定。「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這些材料也無從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在這種來不及思考的匆忙裡,才知道誰會浮現在自己心裡。

我說了郝勁松的故事,「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點五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和我沒有什麼聯繫,但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當中。有一天他從山西老家寄給我一個紙箱子,剝開,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裡頭還套了一個塑料袋,紅繩子系著口。解開把手插進去,暖暖熱的碎金子一樣的小米粒,熬粥時米香四溢,看電梯的大姐都來尋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無數他人的部分組成。

我說到了陳錫文對征地問題的看法:「他說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原因不在於土地管理法,還根源於一九八二年憲法。」在那期節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陳錫文的簡訊,他說:「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讓人們繼續對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場座談會上,我曾經問過一個人:「你說年輕記者要對人民有感情,我們自認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說,有一年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他在路邊看見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老農民說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來賣。他拿出五百塊錢讓這農民回家。他說,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是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這個演講場地很小,水泥檯子上放了個噴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紅的仿宋體寫著「為祖閩驕傲,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兒十人,評委坐在課桌后,桌上面鋪著鮮紅的絨布。這是一個有點簡陋的場地,但人站在了這裡,這裡就是真的。

「一個國家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這幾個字,「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聞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結束后坐在台下等著離開,有位不認識的同行移坐身後,拍了下我肩頭:「今天早上我特別不願意來,但聽你講完,覺得有的事還是要把它當真,不然就真沒意思了。」

演講結束時間還早,我去公園。拎了瓶凍得結實的冰水,像平常那樣找個僻靜處,木凳上--躺,滿天濃蔭,蟲鳥聲無已。

長空正滾滾過雲,左邊不遠處是湖,風從湖上來,帶著暗綠色的潮氣,搖得樹如痴如醉。更遠處可見青山,兩疊,淺藍青藍,好看得像個重影,當下此刻,避人默坐,以處憂患。

湖在腳下,乳白色清涼的霧裡全是青草的味兒。沒有人,聽很久,茂密的草叢深處才聽到水聲。水無所起止,只知流淌,但總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亂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峽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勁兒全消,自顧自地緩下來,一個溫柔的轉彎推動另一個溫柔的轉彎,無窮無盡,連石頭都被打磨得全是圓潤結實,就這麼不知所終,順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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