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進「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有個小姑娘沖我樂。一隻發卡斜在她腦門上,耳朵上戴四五個滴哩哩的耳環,掛著兩條耳機線,走哪兒唱哪兒,一條短裙兩條長腿,嘰嘰呱呱,你說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歲,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見不得自己的紅嘴唇,總用白唇膏蓋著,「這樣比較有氣質」。哦,這好辦,我叫她老范。她掙扎了一陣子就順從了。

這姑娘大學畢業自報家門來應聘,領導每次開口問問題,她都立刻說:「你先聽我說……」張潔估計是以一種對女兒般的容忍,讓她留下來的。

「我是三無人員,」她說,「無知,無畏,無恥。」

我心想,你真是沒吃過虧啊姑娘。

她還挺會為自己找理論依據的:「有句話叫『陰陽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題:一周之內,同一班級五個小學生連續用服毒的方式自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獲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體認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處找人,說來說去,沒人搭理,最後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門的事,我更感興趣那個沉默的原因。

張潔看著我倆,心知這種節目多半是白花錢,平常選題都得有個七八成把握了才出發,不然徒手而歸成本太高,但他是個對姑娘們說不出個「不」字的領導。「去吧,省點錢,別雙機了,也別帶錄音師了,一個攝像就夠了……哎哎,也別帶大機器了,帶台DV。」他說。

從機場出來打車,師傅姓毛,一臉西北人的清剛,車上放著一盤鄧麗君,他聽了好多年,放的時候像鋼絲似的。我和老范搖頭擺尾地跟著合唱《償還》:「沉默的嘴唇,還留著淚痕,這不是胭脂紅粉……」毛師傅從後視鏡里看我倆一眼,又看一眼,樂了。

西北壯闊,赤金的油菜花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青蒼的山轉過一彎,還是。

我說我也喜愛美劇《老友記》,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聲撲上來,搖得我披頭散髮。

同行說當地政府不支持媒體採訪。趁著月黑風高,我們找到最後一個服毒的小楊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稱涼州,雙城是這西部邊塞的一個小鎮,三萬多人,過了晚上十點,只有幾戶燈光。小楊家燈是亮的,院子里一塊菜地,堆著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滿了鞋。父親醉酒剛回,紅著臉,粗著脖子敞著懷,說不清話,母親坐著一句話不說。我們剛坐下,大門「咣」一響,來了五六個當地大漢,不說是誰,要趕我們走。老范跟他們吵人權和新聞自由,雙方驢頭不對馬嘴,倒是能互相抵擋一陣子。

我抓住機會問小楊:「你願不願意和我一塊回武威,回我們住的酒店採訪?」那男孩子之前垂著細脖子,只看到兩彎濃眉毛,一直不說話。我不抱指望地問了這麼一句,但他說:「我願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鐘沒回過神,居然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過你關於非典的報道。」

幾個月前做非典報道得到的所有榮譽稱讚,都比不上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師傅老到得很:「後面有車跟。」我們往後看,普通黑桑塔納,只有一個司機,後座上沒人。

我們在酒店下車。第二天,毛師傅來接我們,說昨晚我們走後,桑塔納上下來兩個人,上了他的車,問:「剛才那幾個人是哪兒的記者?」

毛師傅直接把車拉到110,把兩個人卸在警察那兒,回家睡覺去了。

後來知道這倆人是鎮長和他的同事。我們去找:「這事兒還用這麼躲閃啊,跟你們又沒啥關係。」

鎮長心一下就寬了,把遮著半邊臉的大墨鏡摘了。

我奇怪:「當時我怎麼沒看見你們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後一看,我們兩個立刻倒在後座上。快吧?」

採訪小楊,他不肯說什麼原因。我說:「我想去現場看看,我明天會去你們學校。」

他忽然問:「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這孩子帶我去學校。校長來給我們開門,中年人,頭髮花白,一見人就用手往後爬梳,不好意思地笑,「這幾個月白的,」說話聲音是破的,「心裡難受,壓力太大,精神幾乎都崩潰了。」他勉強綳著笑,臉都抖起來了。

找到六年級的瓦房,一張張桌子看,有一部分課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後來刷的紅漆也蓋不住。小楊在其中一張桌子邊停下來,低頭不語。

桌子是第一個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號,與她同時服毒的女孩小蔡經搶救脫險。兩天後,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學小孫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楊服毒,經搶救脫險。

幾個孩子桌子上都刻著「519」,苗苗父母認為他們是集體約定自殺。

鎮上的人卷著紙煙,眼裡放著光,說不清是興奮還是恐懼:「跟你說吧,肯定是個什麼教,聽說還有白皮書呢。」眼鏡掃一掃旁邊的高台,「還有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閣,說是一個供著魁星像的高大石閣,他們說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頭待著,還刻了什麼字。

我跟老范對視一眼,心裡一緊。

小楊不肯多言,說你們去問苗苗的一個好朋友小陳吧,她都知道。

我們找到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歲,穿件碎花白襯衣低頭掃地,髮根青青,小尖臉雪白。看見我們進來,不慌不忙,揚揚手裡的掃帚說,「等我掃完地。」一輪一輪慢慢地掃,地上一圈一圈極細的印子,掃完把掃帚繩往牆上的釘子上一扣,讓她媽給我們拿凳子坐,轉身進了屋。我隔著竹帘子看她背身拿著一張紙,打了一個電話。

她撩了帘子在我對面坐下,我問什麼,她都平靜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說:「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她說:「我們班上的人多了,哪個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這個事情你不關心嗎?」

她不緊不慢地說:「學習這麼忙,關心不過來。」

她看著我,禮貌地等著我往下問。我看著她,飽亮黑圓的眼裡沒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問不下去了。這時候窗外鞋聲敲地,幾個成年人進來,說:「你們有記者證嗎?」

他們穿著深藍夾克黑皮鞋,這次不是鎮上的,看來是市委宣傳部的,不希望我們呆在村裡,一車直接拉去了當地的雷台漢墓:「報道這個多好。」前後都有人跟著解說。老范倒隨遇而安,她第一次到鄉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後面跑,又笑又叫,宣傳部的同志沒見過這麼天真的記者,再嚴肅都看樂了。老范又吃驚西北壯麗的天色,大叫著指給我看:「雲!」

走在前頭的宣傳部負責人三十多歲,名字結尾正是「雲」字,他驚喜又羞澀地轉頭:「叫我?」

眾人鬨笑。這一笑之後,都不好意思再綳著臉了。

之後再聊節目。我們說:「這個事情誰都困惑,處理起來也棘手,但是不公開,被認為是邪教,對誰都不好。我們多了解一些,你們也多些處理的經驗,是不是?」

雲嘆口氣:「這事我們都查了這麼長時間了,一開始也當邪教查。沒有這事,搞不明白,你們去看吧。」

我們去了魁星閣,門已經被鐵絲扭住掛了鎖,有小孩子手腳並用,沿著斜的牆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磚被他們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開了門,沿台階轉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沒了,空空蕩蕩的像個戲檯子。有個原來刻著文字的照壁,出事後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蓋住。照壁不大,我沒帶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來,小鉛筆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見鍾情」或是「武林盟主」,不過如此——我在小地方長大,不奇怪小孩子為什麼常常待在這兒,大概這是小鎮唯一有文藝氣息,能帶給他們一點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沒有電腦,沒有書店,學校里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乒乓球檯子,兩塊磚頭壘起來算是球網。地攤上賣的還是鄭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帶。小楊的房間里貼著一張四方大白紙,上面抄著愛情歌曲的詞,和歪歪扭扭的簡譜。

政府的人說他們搜查學校的時候,有學生確實把幾本書扔到了房頂,是青少年雜誌,有一頁折過角,是一個女孩為了愛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問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小楊有點不耐煩的不屑:「怎麼可能?她們都看。」

農村孩子上學晚,雙城小學是六年制,苗苗已經十三歲,我在她這個年紀已經快初中畢業,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愛情故事,喜歡那種戲劇化的感傷氣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貼畫跟我那時的一樣——翁美玲。

「那我們就理解不了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說,「我不相信我女兒能影響別人也去自殺,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藥自殺的,當時另一個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們找到小蔡家,她母親攔住門說:「不要拍,我女兒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帶壞了。」

我問她:「你知道她為什麼服毒嗎?」

「……」

「她多長時間沒說話了?」

「十幾天了。」

「你擔心嗎?」

「……」

「讓我試試吧。」

她讓出一條路來。

小姑娘細眉細眼,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我們都痛恨用馬賽克壓在人臉上的醜陋和不尊重,攝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後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藍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葉子。一根倔強的小歪辮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內心的流動。問她,不吭聲。我給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樣斜抱在懷裡。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著小小的「忍」字,用藍墨水染了。

「忍什麼呢?」

她不說話。

「能睡著嗎?」

孩子搖搖頭。

「想什麼呢?」

她不說。

我們倆對著,沉默了一會兒,我跟她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說她不再上學了,第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回家的時候,我特別傷心。後來我長大一點兒了,就明白了,人總是要分開的,但有的東西永遠在的,就像課本上那句話,『天涯若比鄰』。」

小蔡臉上淚水縱橫。

她回身進了屋子,從本子里拿出一張紙條,歪歪扭扭的粗彩筆寫著「我們六個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底下是六個人的簽名。

一個天真的誓言。

小蔡說苗苗自殺的原因是幾個月前的一次聚會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幾個低年級的學生看見,傳了出來,「說得很可怕」。從那時候苗苗就開始有自殺的念頭。

我問:「什麼讓她最痛苦?」

「從聚會的那天起,很多同學罵她……」

小楊後來給我看過他的筆記本,寫到苗苗時說:「她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傷心。」

他不說具體的事,我只好問他:「以你對苗苗的了解,你覺得她最不能忍受什麼?」

他輕聲說:「也就是別人對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賣鋪用五毛錢買了一袋顆粒狀「聞到死」老鼠藥。在周會上,她從抽屜里拿出來吃,被同學看到。「你要吃,我們就都吃。」十幾個人為了攔住她,每人服了兩粒。老師在講台上,沒看到。

我嚇了一跳,問小蔡:「然後呢?」

我第一次見到孩子的苦笑:「那葯是假的。」

這件事後,苗苗說她還是想死,小蔡說那咱們一起。

「朋友比生命還重要嗎?」我問小蔡。

她的聲音很輕:「也許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課外活動,苗苗一個人在操場上看書,同班一個男生用手中的彈弓繩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後放開。她拾起地上的東西打他,沒打著。兩名男生看見了,其中一人故意大聲說:「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學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賣鋪買了一瓶粉末狀「聞到死」,老闆還搭給她們一瓶。她倆打了一會兒羽毛球,在旁邊的小商店借了個玻璃杯,在水龍頭接了水,把老鼠藥溶解,在一個凳子上坐下,背對背,手拉手。

小蔡說:「我們都笑了。」

「為什麼會笑呢?」

「想笑著離開世界。」

「死亡不可怕嗎?」

「不可怕。那是另一個世界。」

「什麼世界?」

「沒有煩惱的世界。」

「誰告訴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褲兜里裝著她的遺書,開頭是:「爸爸媽媽,你們好,當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到另一個世界里快樂生活了。」

苗苗死後,十幾個孩子曾經曠課翻牆去醫院的太平間看她,發現他們的醫生說:「我從沒見過小孩兒那麼痛苦。」

從太平間回來之後,有個叫小孫的孩子再沒說過一句話。老師說:「我沒覺得他有什麼不對。」

中午小孫他媽看他愣愣站著,就說:「你放了學也不吃飯,整天玩……」隨手拿了箱子上黃色的塑料包裝皮,在他頭上敲了兩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沒使勁啊,咋後來就不答應了?那幾天風氣也不好,小苗家喝葯了,我說你是不是也喝葯了?!他氣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轉身就找瓶農藥服了毒。

「小孫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說,「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個晚上。學校害怕學生出事,開始要求每個孩子必須由家長接送。老師在大門口查崗,看見小倪一個人來上學,罵了他幾句,不允許他進校門:「萬一在學校發生意外怎麼辦?」

小倪在門口蹲了一會,回家拿了農藥,在麥田裡服下。

三起極端事件之後,政府成立專案組進駐學校,身穿警服的人傳訊與服毒者親密的學生,在沒有監護人的情況下訊問。小楊被傳訊了,警察詢問他與苗苗是否發生「不正當關係」。

小楊說:「我解釋,他們不聽。」

當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來,他說:「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雙城鎮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農民或個體商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親說:「給她吃好的,穿好的,還要啥?」小楊的父親當著我們的面,手扣在肚子上罵兒子:「你為什麼不幹脆死了呢?給我惹這麼多麻煩。」小楊的母親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臉都丟完了。」

小楊嘴抿得緊緊的,掉頭走了。

我跟上他,他臉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別人說,」他說,「等你調查完了,我就不在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為我們的調查,我今晚就走。」我說。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們停了工作,叫上小楊:「玩兒去。」

當地一個馬場,長著老高的野草,兩匹不知哪兒來的禿馬,腦袋上扎一朵紅花,沒精打采披個破氈。兩個農民抄著手在旁邊收錢,五塊錢騎一次。

小楊不說話,也不騎。

我不知死活,穿著半截牛仔褲就上去了,自告奮勇:「看我給你騎。」

上了馬,我剛拉上韁繩,農民大概是踹了馬屁股一腳,那馬就瘋了。我在馬上顛得魂飛魄散,路過小楊的時候,居然還顧上沖他齜牙一樂。

他看我這樣子,也笑了。老范說,這麼多天,就看他笑了這一次。

到晚上,我兩條小腿內側都是青紫的。

老范這個沒有常識的人,給我端盆水:「泡,熱水裡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麵糰子一樣插在熱水裡發著,一邊寫了封信給小楊:「對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憤怒,也不需要還擊,只需要蔑視。」

蔑視侮辱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當時能想到的,只是用這種說法去激發一個男孩子的驕傲,幫他熬過這段時間。

「痛苦的時候,」我大概還記得信的結尾,因為像是寫給十四歲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樹林,那是永恆的安慰。」

我問過幾個孩子,為什麼你們對苗苗的感情這麼深?

共同的說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來,什麼樣的人能理解人?」

「聽別人說話的人。」小蔡說。

連續服毒事件發生后,從省里來過兩位年長的心理老師,她們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特點就是以夥伴的價值觀和情感為中心。他們這種非常牢固的小團體友情,一旦關鍵鏈條斷了,就很危險。」

鏈條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這姑娘眉目如畫——柔和的蠟筆畫,小尖下巴,笑起來大眼一彎,成績好,還沒有班幹部氣質,鴉黑頭髮向後一把束起,小碎卷彎在額頭邊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馬尾蕩來蕩去。

她在遺書里讓爸媽不要傷心,讓媽媽對奶奶好一些:「爺爺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話不說,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錢,只需要你們的關心和體貼。」去世幾天後,又有一封信寄到家裡,落款是「你們的寶貝女兒」,信里寫:「看到你們哭腫的雙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認為一定是別人的代筆,但司法鑒定這確是苗苗的筆跡,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後投遞給郵局……這個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時候以這樣天真的方式安撫他們。

苗苗去世之後,她仍然是表弟在內心裡「唯一可以對話的人」。

「你現在心裡痛苦的時候呢?」

「忍氣吞聲。」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級。

「有疑問的時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問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嗎?」

他沉默不語,臉上掛著淚。

「為什麼不跟成年人談呢?」

他的話像針落在地上:「不相信他們說的話。」

學生連續服毒后,學校採取了緊急措施,磚牆的大黑板上,寫著「守法紀,講文明」,工整的楷書寫著「看健康書籍,不進遊戲廳,不拉幫結派,不參加封建迷信活動……」五六年級都開了「愛惜生命」班會。「老師怎麼跟你們說的?」我問。

「說服藥會得胃病。」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育他們,」六年級的班主任頭髮亂蓬蓬的,皺紋縫裡都是塵土,他說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學培訓是一九八二年的師範班,「也沒有人告訴我怎麼辦。」

他只能呵斥他們的痛苦,命令學生把刻在課桌上紀念同學的「519」字樣抹掉。他們拒絕之後,他叫學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課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來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還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學。四年級我剛剛轉學來,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麗麗。她對我很好,把泡著葡萄乾的水給我喝,上課的時候我倆坐第一排,在課桌底下手拉著手。班主任厲喝:「你們兩個,像什麼樣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筆頭,扔在我的頭上,班裡的同學吃吃地輕笑。

一直到放學,我的頭髮上都掛著一縷白色。

二十年之後,我覺得我的老師也很不容易。

我問那位六年級的班主任:「你有什麼心裡話跟誰說?」

大概從來沒人問過他這個問題,他愣了一下:「不說。」

「那你碰到難受的事怎麼辦呢?」

「忍著。」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樣。

這期節目讓我重回電台時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個小男孩說:「我跟媽媽看完節目抱在一起,這是我們之間最深的擁抱。」一個姐姐說:「這兩天正是弟弟統考成績不好的時候,看完節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間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從未有過的長談。」回到家,小區傳達室的大爺遞我一封信,是小區里兩個雙胞胎孩子留給我的,我在這裡租住了好幾年,並不認識他們,信里說:「我們看了這期節目,只是想告訴你,歡迎你住在這裡。」

電視也可以讓人們這樣。

但我的醫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談:「這期節目很好……」

「你直接說『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學青年,還是記者在發問?」

「有什麼區別么?」

「像我們在急診室,實習的醫生都很同情受傷的人,會陪著他們難受,但是如果一個醫生只是握著病人的胳膊,淚水漣漣,這幫不了他們,冷靜詢問才能求解。」

我有點強詞奪理:「你說得對,但我還做不到,也顧不上,我就是那個剛進手術室的小醫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實的傷口。我有我的反應。」

採訪苗苗表弟的時候,他說起死去的姐姐,滿臉是淚水,我覺得採訪結束了,就回頭跟攝像海南說了聲「可以了」,蹲下去給男孩抹一下眼淚,說去洗洗臉吧。

他不吭聲,也沒動,肩膀一抽一抽。

我問他:「你在心裡跟姐姐說過話嗎?」

「說過。」

「說什麼呢?」

「……你好嗎?」

我問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沒去洗臉,跑進了屋子裡,倒在床上。小男孩捂著臉,彎著身子,哭得渾身縮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邊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節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給孩子擦眼淚的鏡頭編進片子里了,她百無禁忌。

這個鏡頭後來爭議很大,還產生了個新名詞,討論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鵬瞪著大圓眼來問我:「你為什麼要給他擦眼淚?」

「那你怎麼做?」

「什麼都不做,這才是記者。」

正好錢鋼老師來參加年會,他是我們敬重的新聞前輩,大家在威海夜裡海灘上圍坐一圈,問他這件事。他不直接說誰對誰錯,給我們講故事,說美國「60分鐘」節目的記者布萊德利在監獄里採訪一個連環殺人犯,問,你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

殺人犯是個黑人,回答說:「因為我在布魯克林區長大。」意思是那個地方是黑人聚集區,治安不好,社會不公,所以把我變成了這樣。

布萊德利是個老黑人,當時六十多歲,鬍子花白。他站起來揪著這個殺人犯的領子,搖著他說:「我也在布魯克林區長大。」

錢老師說:「他這麼做對么?不,先別回答,你要像蘇聯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裡嗆嗆,血水裡泡泡,鹹水里滾滾』,十年之後咱們再來討論。」

十年將至,到底這麼做對還是不對,我在心裡已經過了好幾個來回,還是沒有最終的答案。只是我必須承認,當年面對醫生的辯解,一部分是要隱藏自己的無能。那時我說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這些孩子之間的情感複雜遠超過節目中的描述。

節目里,我們只敘述了因聚會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還知道另外一些細節,這個年級里有很多學生喜歡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總是在上課的時候摸她的胳膊和頭髮……苗苗最反感別人摸她的頭髮,告訴了小楊,小楊揍了這男孩。

小楊是班上年紀最大個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歲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殺之前,他們吵過一次架,因為苗苗認了另一個保安做「哥哥」,小楊不再理她。她請求原諒。在一個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攔住他說「對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從地上撿起塊磚,砸到自己額頭上。小楊說:「血和著磚灰流下來。」他沒停腳,繼續走了。

後來他才知道,苗苗轉身回到操場,到處都是學生,她當眾跪下,說:「我對不起楊……」也許她認為只有以這種方式羞辱自己,才會被諒解。

那個出事的聚會上,一個喜歡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願意。小楊對苗苗說:「讓他抱。」

或許是為了讓他原諒自己,這個姑娘聽從了。她是在自己喜歡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個男生擁抱,也許還有更進一步舉止的時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還不止於此,那個聚會集中了幾乎全部的情感衝突……那個在我們採訪時電話通知宣傳部的小姑娘,是當初簽了「有難同當」的六個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績在伯仲之間,聚會上,她當著苗苗的面向小楊表示好感……更細密的人性真相緊緊壓裹著,不可能在九天內剝開。

服毒的當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從操場回到教室,趴在小楊座位上哭泣。之後,她向小楊要了一張照片,說:「謝謝你實現了我最後一個願望。」她在課桌上刻下了「519」,對小楊說「莫忘五月十九日」,轉身離開了學校。

小楊跟我說這些細節時,一再問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無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這個問題的折磨。

將近十年後,再看節目,一個鏡頭拍到了他的筆記,有一行字,我當年沒有留意到,「她和我別離了,可是她永遠地活在」,字寫到這兒停止了。

這些年,我和老范對這事耿耿於懷,就因為這些沒能弄清講明的真相,怕說出這些孩子間的情感糾葛,會讓觀眾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許還會覺得「才十二三歲怎麼就這樣」……雖然大家十二三歲的時候,又與他們有什麼兩樣。

它們沒有被呈現,這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政治正確」。我們敘述了一個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個簡陋的框架,以保護大眾能夠理解和接受這個「真相」。

日後我看到托爾斯泰說,他在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原型是新聞里一個女人做了別人情人後卧軌自殺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極不可愛,她是一個背叛丈夫、追求虛榮的女人,他要讓她的下場「罪有應得」。但寫著寫著,他並沒有美化她,只是不斷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卻有它的力量,它從故事的枝條上抽枝發芽長出來,多一根枝條,就多開一層花,越來越繁茂廣大。安娜的死亡最終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人的心裡引起悲劇的共鳴。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

做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對人的了解還遠遠不夠,只下了個簡易的判斷。

走之前,我們終於找到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孫。看到我們,他撒腿就跑,上了一個土崖,我脫了鞋,拎在手裡光著腳爬上去。我們倆坐在崖邊上,攝像機從後面拍他的背,錄音桿凌虛放在崖邊的坎上。

小孫不看我,看遠處,白楊樹環繞的村子,風吹的時候綠的葉子陡然翻過來,銀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處都是這樣的土崖,我早年爬慣了,常常一個人爬過結冰的懸崖,從那兒夠下頭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問他:「你常常坐在這兒?」

他點點頭。

「因為這裡別人看不見你?」

「是。」這是他這些天對大人說的第一個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傷痕:「用什麼刻的?」

「刀刀。」

他頭扎在膝蓋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細胳膊,他的皮膚曬得發白,把浮土撫掉,能看到三道淡紅色的傷疤。

我想再往下問,小孫忽然站起身,一言不發地走下山坡。

鏡頭注視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願意跟我談,一瞬間電光火石,我沒有道理地覺得,也許他就是那個在聚會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繞過牛圈,再拐過一個房子,頭也沒有回過,消失在一個矮牆後頭。

一分多鐘,我怔怔地看著他的背影,都沒有意識到鏡頭已經搖回來對著我了,直到海南輕聲說「說點什麼」,我愣了一下,說了我的感受:「看著孩子在採訪中離開,我們知道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也許那些話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雙城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能不能打開它,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這個一分四十四秒的長鏡頭用在了節目結尾,後來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常被提起,說這是鏡頭前的即興評論能力什麼的。但這個段落,對我來說,跟那些無關,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頭腦里的一根樁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時候,總認為結尾的評論必須是一個答案,說出「讓我們期待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早日來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這演播室只是一個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個職業。我從來沒想過一個節目會以無解來結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實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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