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裡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這麼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麼臟？」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污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乾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髮：「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噁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覆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乾淨。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裡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干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乾乾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面捉虱子呢！」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教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

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髮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髮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髮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髮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裡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里感到一點兒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

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

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吁吁。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兒文化將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

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裡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后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犟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台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老師又問：「哪一課？」

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

「看過幾遍了？」

「兩遍。」

「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后，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裡，就講述到哪裡。」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后，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裡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裡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后，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麼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不久，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了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並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制，就苦了我。家裡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兩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裡，我常常於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面，不是過於肥大就是過於短小，不僅破，而且臟，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污。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過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里的唯一的一個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

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樹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將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由聽故事到講故事。

語文老師牽著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髮。

語文教員室里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著她。

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兒不知道？」

她笑笑，什麼也未回答。

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將我的頭髮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別生老師的氣呀！」

教員室沒面鏡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髮卻短得不能再短了。哪裡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禿頭。蟣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並未生她的氣。

隨後她又拿起她的臉盆，領我到鍋爐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熱水，兌一盆溫水，給我洗頭，洗了三遍。

只有母親才如此認真地給我洗過頭。

我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臉盆里。

她給我洗好頭，再次把我領回教員室，脫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無法洗掉的污跡。她身材嬌小，毛坎肩是綠色的，套在我身上儘管不倫不類，卻並不顯得肥大。

教員室里的另外幾位老師，瞅著我和她，一個個搖頭不止，忍俊不禁。

她說：「走吧，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們班級去了！」

她帶我走進我們班級的教室后，同學們頓時鬨笑起來。大冬天的，我竟剃了個禿頭，棉衣外還罩了件綠坎肩，模樣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氣了，嚴厲地喝問我的同學們：「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鬨笑一個同學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恥的行為！如果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誰再敢鬨笑我就把誰趕出教室！」

這話她一定是隨口而出的，絕不會有任何針對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師的臉一下子拉長了。

班主任老師也對同學們呵斥：「不許笑！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師的話，更加使我感到被當眾侮辱，而且我聽出來了，班主任老師的話中，分明包含著針對語文老師的不滿成分。

語文老師聽沒聽出來，我卻無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她對班主任老師說：「曲老師，就讓梁紹生上課吧！」

班主任老師拖長語調回答：「你對他這麼盡心盡意，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市教育局衛生檢查團到我們班檢查衛生時，沒因為我們班有我這樣一個剃了禿頭，棉襖外套件綠色毛坎肩的學生而貼在我們教室門上一面黃旗或黑旗。他們只是覺得我滑稽古怪，惹他們發笑而已……

從那時起直至我小學畢業，我們班主任老師和語文老師的關係一直不融和。我知道這一點。我們班級的所有同學也都知道這一點，而這一點似乎完全是由於我這個學生導致的。幾年來，我在一位關心我的老師和一位討厭我的老師之間，處處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力不勝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碼的角色。扮演這種角色，對於一個小學生的心理，無異於扭曲，對我以後的性格形成不良影響，使我如今不可救藥地成了一個憂鬱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銘記語文老師對我的教誨，學習努力起來，成績漸好。

班主任老師卻不知為什麼對我愈發冷漠無情了。

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試，我的語文和算術破天荒第一遭拿了「雙百」，而且《中國少年報》選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廣播電台「紅領巾」節目也廣播了我的一篇作文，還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寫在「兒童電影院」的宣傳欄上。同學對我刮目相看了，許多老師也對我和藹可親了。

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表揚了我的語文老師，充分肯定了在我這個一度被視為壞學生的轉變和進步過程中，她所付出的種種心血，號召全校老師向她那樣對每一個學生樹立起高度的責任感。

受到表揚有時對一個人不是好事。

在她沒有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前，許多師生都公認，我的「轉變和進步」，與她對我的教育是分不開的。而在她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後，某些老師竟認為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了。「文革」期間，有一張攻擊她的大字報，赫赫醒目的標題即是——「看機會主義者××是怎樣在教育戰線進行投機和沽名釣譽的！」

而我們班的幾乎所有同學，都不知掌握了什麼證據，斷定我那三篇給自己帶來榮譽的作文，是語文老師替我寫的。於是流言傳播，鬧得全校沸沸揚揚。

四年二班梁紹生，

是個逃學精，

老師替他寫作文，

《少年報》上登，

真該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學，還編了這樣的順口溜，在我上學和放學的路上，包圍著我譏罵。

班主任老師親眼目睹過我被凌辱的情形，沒制止。

班主任老師對我冷漠無情到視而不見的地步。她教算術。在她講課時，連掃也不掃我一眼了。她提問或者叫同學在黑板上解答算術題時，無論我將手舉得多高，都無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課堂上，同學們做題，她坐在講課桌前批改作業本。教室里靜悄悄的。

「梁紹生！」她突然大聲叫我的名字。

我嚇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來。

全體同學都停了筆。

「到前邊來！」班主任老師的語調中隱含著一股火氣。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講桌前。

「作業為什麼沒寫完？」

「寫完了。」

「當面撒謊！你明明沒寫完！」

「我寫完了。中間空了一頁。」

我的作業本中夾著印廢了的一頁，破了許多小洞，我寫作業時隨手翻過去了，寫完作業后卻忘了扯下來。

我低聲下氣地向她承認是我的過錯。

她不說什麼，翻過那一頁，下一頁竟仍是空頁。

我萬沒想到我寫作業時翻得匆忙，會連空兩頁。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謊！撒謊！當面撒謊！你明明是沒有完成作業！」

我默默地翻過了第二頁空頁，作業本上展現出我接著做完了的作業。

她的臉倏地紅了：「你為什麼連空兩頁？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頭，訥訥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這個用意！你別以為你現在是個出了名的學生了，還有一位在學校里紅得發紫的老師護著你，托著你，拚命往高處抬舉你，我就不敢批評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學鑒定還得我寫呢！」

我被徹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語文老師！我愛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親近的人！我覺得她像我的母親一樣，我內心裡是視她為我的第二個母親的！

我突然抓起了講台桌上的紅墨水瓶。班主任以為我要打在她臉上，吃驚地遠遠躲開我，喝道：「梁紹生，你要幹什麼？！」

我並不想將墨水瓶打在她臉上，我只是想讓她知道，我是一個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是會憤怒的！

我將墨水瓶使勁摔到牆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牆壁上出現了一片「血」跡！

我接著又將粉筆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筆盡斷，四處滾去。

教室里長久的一陣鴉雀無聲，直至下課鈴響。

那天放學后，我在學校大門外守候著語文老師回家。她走出學校時，我叫了她一聲。

她奇怪地問：「你怎麼不回家？在這裡幹什麼？」

我垂下頭去，低聲說：「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說：「好吧，我們一塊兒走。」

我們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問：「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吧？」

我說：「老師，我想轉學。」

她站住，看著我，又問：「為什麼？」

我說：「我不喜歡我們班級！在我們班級我沒有朋友，曲老師討厭我！要不請求您把我調到您當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說著想哭。

「那怎麼行？不行！」她語氣非常堅決，「以後你再也不許提這樣的請求！」

我也非常堅決地說：「那我就只有轉學了！」眼淚湧出了眼眶。

她說：「我不許你轉學。」

我覺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說：「別跑。你感到孤獨是不是？老師也常常感到孤獨啊！你的孤獨是窮困帶來的，老師的孤獨……是另外的原因帶來的。你轉到其他學校也許照樣會感到孤獨的。我們一個孤獨的老師和一個孤獨的學生不是更應該在一所學校里嗎？轉學后你肯定會想念老師，老師也肯定會想念你的。孤獨對一個人不見得是壞事……這一點你以後會明白的。再說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應該主動去接近同學們，而不應該對所有的同學都充滿敵意，懷疑所有的同學心裡都想欺負你……」

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這篇紀實性的文字中，表達我對她虔誠的懷念。

教育的社會使命之一，就是應首先在學校中掃除嫌貧諂富媚權的心態！

而嫌貧諂富，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為我小學畢業后，接著進入了中學，而後又進入過大學，所以我有理由這麼認為。

我詛咒這種現象！鄙視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