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華北屋脊（三）

面對工農紅軍咄咄逼人的兵鋒，閻錫山只能將開赴陝北「剿共」一線的晉軍二個主力師調回山西，在晉西一帶投入戰鬥。同時，又在兌九峪、陽泉曲一帶集結兵力，試圖依據呂梁山隘要塞，阻攔紅軍前行。3月10日，兩軍在兌九峪遭遇。紅軍原計劃將晉軍楊效歐所部(約4個團的兵力)放進兌九峪后，集中了2個軍團的住力，從左右兩翼聚而殲之，但由於口張得太大，閻錫山又不斷派兵增援，結果打成了膠著戰。激戰竟日，晉軍增援陸續抵達戰場，總兵力達3個步兵師又1個炮兵旅、14個團之多。在斃傷晉軍的兩個半團之後，紅軍即主動撤出戰鬥。

兌九峪戰役之後，紅軍東征指揮部決定改變戰術，兵分3路，一邊宣傳發動群眾，一邊大力籌款擴軍。3月中旬，紅軍東徵兵團所屬各部開始行動。**親率紅軍總部特務團和黃河游擊師作為中路軍轉戰於交口、石樓、隰縣、永和，牽制晉西方面晉軍主力。紅十五軍團為左路軍，在介休、靈石等地掩護右路軍的紅一軍團突破同蒲鐵路，挺進汾河流域之後，即揮軍北上，從孝義、介休、汾陽、平遙之間，直插文水、交城，前鋒進至晉祠、古交，並派出騎兵部隊奔襲太原機場。

紅軍騎兵突然進逼太原，令坐鎮省會的閻錫山慌了手腳，他急忙命令晉軍七十師師長、預備總隊司令王靖國指揮所部加強太原城防，同時命令正在晉西隰縣、石樓一帶尾追我中路軍的第七十二師李生達所部兼程北上，尾隨紅十五軍團趕往太原方向，作「決戰太原」的準備。但這一布署卻恰恰中了**的「調虎離山」之計。

紅十五軍團在太原城下兵鋒一轉，經靜樂、婁煩轉戰到嵐縣、岢嵐、興縣地區，掩護紅二十八軍從羅峪口渡過黃河，楔入晉西北地區。在興縣康寧鎮將晉軍二○七旅溫玉如所部一舉擊潰，和紅二十八軍在臨縣白文鎮勝利會師。而日益捉襟見肘的晉軍只能令第六十六師楊效歐所部的第一九六旅前來堵截，結果在師庄、三有庄、大石頭村一帶與紅軍發生遭遇戰。擔任前衛任務的晉軍第三九二團被全殲，團長郭登瀛被俘。

**在紅軍總部保衛局駐地—康城親自接見了郭登瀛，坦率地提出了我軍東進抗日的三點要求，請他代為向閻錫山轉達。這三點要求是：第一，在綏遠讓給紅軍十幾個縣，作為紅軍的抗日根據地。如果難以實現，就來採取第二套方案：在雁北讓給紅軍一條路，以便到河北，察哈爾去打日本。第三點是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民黨、**共同抗日，我們**打第一線，打敗日本后，再進行民主選舉，成立聯合政府。希望郭登瀛他回去之後動員和說服閻錫山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臨行前，**同志讓他給閻錫山、趙戴文、楊效歐等晉軍首領帶回了親筆信件。

**在給閻錫山的信中寫到：「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致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迴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

對於紅軍的東征，日本軍方很快做出反應。土肥原賢二公開表示：「如華北當局不能消滅紅軍，日方願儘力協助。」閻錫山在年初和土肥原的會談中沒能讓日軍想法得逞，此刻對日軍伸出的援手，他依然不置可否。同時，他很清楚自己的晉綏軍根本擋不住紅軍的進攻，權衡再三，只好準備向蔣介石求援。

而當此之時晉軍將領李生達竟然不請示閻錫山，而徑自發密電給蔣介石，請中央速派大軍來晉。面對山西的危局，蔣介石立即於1936年3月任命陳誠為「剿匪」第二路軍總指揮，率第二十五師關麟征所部、第二十一師李仙洲所部、第一三二師宋肯堂所部等10萬大軍開入山西。此時紅軍在山西建立根據地和開赴河北抗日前線已五可能。如果繼續留在山西，甚至會被切斷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於是，**中央決定回師陝北。而由於紅十五軍團自東渡以來一直連續行軍作戰，部隊比較疲勞，因此奉命先行西渡。隨後總部和紅一軍團也相繼回師。

雖然沒有達到預定的戰略目的，但是在紅軍渡河東征進入山西的75天里，通過打土豪和沒收官僚資本，籌集了40萬銀元的抗日經費。加上物資合計，共有50萬元左右。此外，還繳獲了幾千支槍支和大量彈藥，使紅軍得到物力和財力的補充。更在山西腹地宣傳發動群眾，通過對俘虜的教育和改造，補充兵員七、八千人，解決了長征之後部隊急需補充的問題。更在呂梁山區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為不久創建這裡的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晉軍方面雖然順利的「送走」了工農紅軍的東征大軍，但卻迎來了更為難纏的中央軍。「紅軍到處都是幫助蔣介石解決雜牌軍隊的」在長征沿途，蔣介石借追擊紅軍的名義，在貴州罷免王家烈、瓦解桐梓系，重創川系軍閥劉湘的種種伎倆，不能不令閻錫山有所防備。而號稱晉綏軍「十三太保」之一的李生達勾連蔣介石的行動，更令閻錫山有如芒刺在背。

國民黨陸軍第十九軍中將軍長李生達是晉軍元老，早在1926年的軍閥混戰之中便已嶄露頭角。當時曾經一度在長城沿線兵戎相見的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進攻佔據北京馮玉祥，而為切斷馮玉祥的西北軍沿平綏路西退之路，張、吳二任以冀、察兩省地盤為誘餌，邀請閻錫山出兵阻截馮玉祥部西撤。

為了清除後路威脅，馮玉祥命令麾下悍將石友三、韓復渠兩軍猛攻雁北。兩軍在雁北一線展開了激烈的鏖戰，西北軍士氣如虹，全殲晉軍一旅之兵，旅長酆玉璽被俘，並攻克了懷仁縣，把晉軍壓迫在大同城內。在此關鍵時刻，李生達率部苦守大同，打退了西北軍的多次進攻。馮玉祥又調來西路軍總司令宋哲元前來指揮。宋哲元使用了炮轟城牆、雲梯爬城、地道暗進等辦法，俱未奏效，只好令韓復渠作長期圍困，最終西北軍圍攻大同五個月未能攻克。

隨後奉軍汲金純、湯玉麟率騎兵由熱河向西迂迴進攻，相繼攻陷了多倫、沽源等處，張家口受到威脅，馮玉祥只能棄守南口，沿京綏線向西潰退。閻錫山乘機出兵天鎮、陽高，直至孔家莊車站，截擊西北軍。西北軍遭受前後夾擊，秩序大亂，潰不成軍，官兵互不相顧，各自尋路逃生，最終潰退到歸綏、包頭一線。從此，李生達得到了閻錫山的賞識和垂青。大同戰役之後閻錫山將李生達連升三級，從營長升為團長、旅長，后又升任山西陸軍第十五師師長，兼晉北鎮守使，從而進入晉軍高級將領的行列。

然而，李生達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逐漸覺得閻錫山的實力範圍有限，為圖謀發展，開始暗暗向當時中國名義上的最高領袖蔣介石方面靠攏。1928年10月，蔣介石乘火車自津浦路北上，赴北平與閻錫山、馮玉祥會晤之時，李生達便主動從天津乘火車向南駛出五站遠迎蔣介石，首次謁見並談話多時，得到了蔣介石的器重。與此同時，李生達還與蔣介石的親信聯繫得更加密切。他與熊式輝、陳誠、顧祝同、劉峙、孔祥熙、陳果夫、賀耀祖等常有信函往來。在信中，他們稱兄道弟，互相吹捧。每逢過年過節，或有婚喪嫁娶，也都彼此互相饋送，關係日益親密。1932年冬，李生達去南京時，便帶了汾酒3000瓶等，都送給了南京政府各方要員。

1933年春，長城抗戰爆發。蔣介石北上石家莊，在井陘礦務局駐地，兩次秘密會見李生達，並給李生達專用的密碼本，指定石家莊秘密專用電台直接與其聯絡通訊。從此，李生達不斷與蔣介石直接聯繫。為了避免閻錫山的注意，李生達還特地派其親信副官王占魁到石家莊轉發電報，有時也派專人直送南京，還曾派其第七十二師師部譯電主任陳濟川親自到石家莊專用電台發報。

1934年，蔣介石命令閻錫山派部隊到江西「剿共」。李生達便率第七十二師及獨立第二旅開赴江西。不久，蔣介石任命李生達為陸軍第十九軍軍長兼第七十二師師長，其部下許多軍官也都晉了級，皆大歡喜。直到1935年，閻錫山為進剿陝北紅軍，電請蔣介石調李生達部回晉。這時，李生達在山西要人中，與閻錫山、趙戴文、徐永昌及傅作義等人同為中央委員，地位日隆。不久，山西又有李生達將任安徽省主席或山西省主席的傳說。這使閻錫山如坐針氈，視李生達為眼中釘，忌恨日甚一日。

而紅軍回師陝北之後，蔣介石任命陳誠為陝、甘、寧、青四省「剿匪」總指揮，李生達為副總指揮，率領第十九軍，晉軍獨立第二旅、第三旅和兩個炮兵團，中央軍第十三軍，第二十一師及第八十四師高桂滋所部，第八十六師高雙城所部，共同赴陝圍剿紅軍。蔣介石還指定在陳誠到任之前，由李生達代行總指揮職務。

此時的李生達已經直接指揮著晉軍的15個團，占晉軍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又能控制中央軍一部及陝北地方部隊，在山西軍界權傾一時。可以想象加以時日，蔣介石利用李生達替代閻錫山並非不可能的事情。閻錫山無法忍受這種空前的威脅，因此除掉李生達便成了紅軍東征之後，閻錫山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

1936年5月30日，李生達自太原到離石軍部，準備6月1日率軍過黃河赴陝北作戰。而5月31日晨2時，李生達突然被其衛士熊希月刺殺身亡，令晉軍上下無不大感震驚。李生達被刺后，第十九軍軍部急電閻錫山，報告事情經過。閻錫山立即回電說：「舒民被刺，使我痛心不已。」他還假惺惺地派親信王靖國到離石弔唁。可是王靖國到離石后，並不悲痛，竟然對旅長段樹華說：「舒民連自己都不能保護，如何能帶兵作戰？」更將這起離奇的刺殺案件歸結於說熊希月與李生達的姨太太有染，李生達與熊希月的妻子通姦等等。而相比之下，蔣介石卻派張學良、陳誠為之治喪，並撥款4萬將之葬于山西晉城姚坡，並追認其為陸軍上將，事態炎涼可見一斑。

刺殺李生達可以說是閻錫山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原本上下齊心的晉軍上下陷入了空前的離心離德之中。不僅曾經的肱股之臣—孔庚、商晨、徐永昌先後離去，就連一些有名的戰將傅作義、楚溪春、陳長捷、郭宗汾也先後離晉他去。民國初年，能夠帶兵獨擋一面作戰的除了辛亥革命元老孔庚之外，只有商震與張培梅二人。帶兵到湖南攻打護法軍的是商震，在晉南剿擊郭堅匪部的是張培梅與商震，在遼縣抗擊樊鍾秀入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國民軍的是商震，北伐時的左翼總指揮還是商震。但就是這樣一員獨當一面的戰將，最終竟以不告而別的方式，率部趁拂曉突然登上火車出娘子關，徹底脫離了閻錫山的體系。

如果說已經羽翼豐滿的商震離晉是「一山難容二虎」的必然結果的話。那麼一直以來對閻錫山忠心耿耿的徐永昌的黯然離去，卻只能歸咎於閻錫山個性的缺失。徐永昌是山西崞縣人，自幼在大同長大。歸附閻錫山之後屢擔重任。北伐之時，徐永昌是晉軍右翼總指揮，奉軍的反撲雖然佔領了雁北地區，卻未能突破右翼防線進入娘子關。

北伐之後，徐永昌出任綏遠省政府主席。當1930年，閻錫山謀划「倒蔣」之時，晉軍上下多是附和之聲，惟有徐永昌提出反對；並一再表示不要用派他擔任前敵指揮官。但在閻錫山的堅持下，他還是出任隴海線倒蔣軍的副總指揮。中原大戰「倒蔣」聯軍軍失敗后，徐永昌先指揮西北軍在鄭州渡河北撤，然後是晉軍撤退。待全部軍隊撤退後，他才渡過黃河鐵橋。之後，閻錫山下野，潛赴大連，行前委任徐永昌為晉綏警備總司，負兩省軍政全責。徐永昌單力與負責華北軍政的張學良周旋，基本上保全了閻錫山的起家部隊。1931年8月，閻錫山由大連潛回山西，蔣介石與張學良都深感憂慮，一面逼閻錫山出走，一面委徐永昌為山西省政府主席，並有意讓徐永昌出任晉綏兩省軍政長官，取閻錫山而代之。但徐永昌卻向蔣介石陳述利害，申明只有閻錫山可勝此任。「九•一八」事變后，閻錫山得意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控山西，徐永昌的支持是主要原因之一。終民國一朝，或許只有黑龍江督軍吳俊升輔佐張作霖可與之相比。（注1）

但與吳俊升貌似憨庸，而心實狡黠不同。徐永昌為人比較溫和，不喜爭論，且生活節約。商震離晉之時從省銀行僅存的40萬銀元之中，提走30萬元，準備行動。晉軍將領聞之，氣憤異常，傅作義拍案而起，曆數商震之罪，其他人則主張武裝攔截。只有徐永昌對他們說：「我們現在並不反對中央，他既與中央拉得很近，我們此地軍隊很多，他這部分隊伍在不在此，無足輕重，我們所缺的是餉項而非軍隊，況他本人與我們亦是多年朋友，他要帶走，讓他帶走好了。」商震的第三十二軍轄第六十六師和第六十七師，結果商震只帶走第六十七師。

但是徐永昌與閻錫山雖然共事多年，但工作作風卻截然不同。徐永昌是軍人出身，自覺能任勞而不能任繁。因此往往抓大事，不問細節，說到做到，用人不疑，鼓勵所屬發揮所長。而歷經了下野和東山再起風波的閻錫山則大小事都抓，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對人皆疑，束縛所屬不敢前進。因此最終的結果就是徐永昌嫌閻錫山瑣碎，閻錫山又嫌徐永昌不夠積極，日久情感漸疏。

而導致兩人最終從不睦走向決裂的卻還是紅軍東征。當時閻錫山為了布署軍隊堵截，親自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徐永昌也列席參加。會上閻錫山大講紅軍厲害。徐永昌聽得不耐煩了，當即發言頂碰說：「照此說，這個仗不能打了，我們只好投降共軍了。」閻錫山一向無人敢駁其言，經徐永昌頂碰，就大為不悅，軍事會議不歡而散。雖然徐永昌會後後悔其出言不遜，回到家中后胃病大發。閻錫山亦一夜未眠，舊病複發。但是最終兩人的合作共事已難以繼續下去了。最終器重徐永昌的才幹與為人的蔣介石授意國民政府任命徐永昌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從此徐永昌正式脫離山西，進入中樞參贊戎機。

而晉系名將傅作義在天津任警備司令之時便與李生達過往甚密，而此二人恰恰都不是晉北人，也引起了閻錫山的懷疑。雖然他和楚溪春、陳長捷等人脫離晉系的原因很多。但是李生達之死卻不可謂不是導火索。一方面是蔣介石的中央政府的百般拉攏，一方面卻是自己的效死多年的閻長官卸磨殺驢，任誰也會心灰意冷，何況當時的晉系風雨飄搖，即便只以「君子不立危牆」考慮，各奔前程也是晉系將領一致的抉擇。

面對外部中央軍、紅軍和日本人三面進逼，和內部眾叛親離的局面。閻錫山不得不召集自己的文武大員、心腹謀士，在「聯共抗日」、「聯蔣剿共」或「聯日**」三者之間妥為籌劃。雖然以一省而論上晉軍戰鬥力並不弱，但是以其自身的力量，單獨對付哪一股都不可能取勝，但是，這三股力量之間又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力量，任何兩股都不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晉系，又使得閻錫山有空隙可鑽，用閻錫山自己的話說：「我們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哪一顆也不能踩破。難啊！」

最終從保全自己的目的出發，閻錫山運用所謂「中的哲學」，最終採取了「擁蔣聯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當然精於算計的閻錫山不會一條路走到黑的，他早已作好後手準備，一切事情不能做得太絕了，抗日要準備和日，擁蔣要準備拒蔣，聯共要準備**。這樣才能攻守兼備。可這個世界上又那來三全其美的事情，閻錫山晉商式的算計最終只能讓他苦心經營多年的「獨立王」國最終成為蔣介石的中央軍、中國**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日本侵華三軍三方角逐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