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11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4)

11.第11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4)

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徹底淪喪,使得中國政治喪失獨立,經濟發展資金匱乏,軍事國防積貧積弱,科技、教育、文化無米下炊,淪落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這一切,正是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最本質的差別。

漢冶萍公司的命運就是這一比較的典型事例。

金融毒奶喝殘了漢冶萍公司

1894年,在湖北漢陽,一座集鍊鋼、冶鐵、煤礦為一體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拔地而起。其高爐容積達到470立方,是當時整個東半球最強大、最先進的鋼鐵聯合公司。它的出現在國際上造成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國際輿論稱之為「中國之雄廠」,視其為中國睡獅初醒、與歐美爭雄的標誌。1894年5月,漢陽鐵廠試產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鐵所(後來日本最大鋼鐵公司新日鐵的前身)早了兩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7000多人,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佔大清帝國全年鋼產量的90%以上,成為洋務運動的樣板工程。

漢冶萍公司全稱「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江西萍鄉煤礦三部分組成,是中國第一代新式鋼鐵聯合企業,完全具備問鼎世界鋼鐵托拉斯的潛力。如果漢冶萍公司能夠成功,那麼其帶動的上下游產業鏈,將極大地拉動中國經濟結構的巨大飛躍,在鐵路、輪船、軍工、機械製造、冶金、礦山等一系列重工業領域,帶來一場真正的工業革命,由此將徹底改變中國20世紀前期的悲慘命運,甚至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

鋼鐵工業是一切工業的脊樑,缺乏鋼鐵工業的國家在現代國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來的。大清帝國的洋務派們也明白這個道理,湖廣總督張之洞就是力主開辦漢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邊疆有效保護的情況下,漢冶萍公司難逃悲慘的命運。

漢冶萍的降生從一開始就存在著隱患。1889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向朝廷上摺子準備籌辦煉鐵廠,其實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國訂購煉鐵設備,英國人詢問礦石和焦炭的性質以便決定採用哪一種鍊鋼爐,張之洞拒絕回答:中國之大,什麼類型的礦石焦炭沒有,何必多此一問?英國人只好按照英國酸性鍊鋼的標準供應相應的鋼爐,結果湖北大冶礦含磷較高,漢冶萍鋼爐煉出的鋼含磷過高,不符合路軌鋼材的要求,造成產品大量積壓。「中體西用」理論的提出者張之洞,既沒守住「體」,也沒做到「用」。

什麼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學習如何在經濟領域實現崛起的具體辦法。這種學習必須要有踏踏實實和認認真真的態度,來不得半點虛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國議會決議設立八幡制鐵所后,政府就責成商務大臣組織專人對鐵礦、生鐵、鋼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產費用、廠址的選定等問題展開調研,經過11次反覆試驗和調查,最後才確定預算與計劃。

第二個隱患是工廠的選址有問題。漢陽鐵廠應該設在近煤礦或近鐵礦的地點,以減少運輸成本。但張之洞力排眾議,一定要把廠址設在漢陽大別山下,以便就近監督。漢陽距鐵礦基地大冶約120公里,距萍鄉煤礦約500公里。每噸生鐵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運費。漢陽又是一個低洼地,為了防洪,在建廠前填土9萬餘方,耗銀30萬兩,這樣就導致了產品價格過高。

第三是燃料隱患。鍊鋼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籌建鐵廠時,張之洞心中有一個「中國之大,何患無煤」的朦朧概念。建廠以後,張之洞先後花了幾年時間派人沿長江中下游探測煤礦,結果一無所得。由於燃料缺乏,漢陽鐵廠無法正常生產。1894年6月第一次開爐鍊鋼,但由於焦炭供應不上,同年10月就閉爐停產了。不得已,只能用高價購買開平煤,甚至日本、德國焦炭。當時生鐵市價每噸20兩,而開平煤的漢陽到岸價格每噸已達18兩,洋煤則更貴。漢陽鐵廠的煤焦成本幾乎為當時外國鋼廠的3倍,煉出來的生鐵和鋼,在市場上沒有競爭能力。開爐鍊鋼要虧本,閉爐不煉,每月固定開支也要8萬兩,同樣要虧本。真是進退維谷,走投無路。[15]

到1896年,漢冶萍共消耗白銀568萬兩,張之洞再也撐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懷來收拾殘局了。

當時中國能夠有實力吃下漢冶萍的,恐怕就只有掌控著大清帝國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企業部門的盛宣懷了。作為洋買辦的代表人物,盛宣懷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辦企業也很有一套。對漢陽鐵廠覬覦已久的盛宣懷,在接到張之洞的力邀之後,提出了反報價,要接收漢陽鐵廠就必須兼辦鐵路,因為掌握了鐵路就掌握了鋼材的銷售市場。張之洞被迫同意。而鐵路融資必然通過外國銀行借債,盛宣懷在其中將大有好處。

1896年5月24日,盛宣懷到任。

漢陽鐵廠面臨最急迫的困難是焦炭,沒有燃料就無法生產。為此,必須對萍鄉煤礦實行新法開採,同時還要修築鐵路把煤運出來,這需要白銀500萬兩,改造適應大冶鐵礦的高爐,建立軋鋼、鋼軌、鋼板廠等,又用了白銀300萬兩。直到1909年,漢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鋼材,這是中國人真正意義上的「煉出的第一爐鋼」。此時正趕上中國大規模興建鐵路的寶貴時機,大量的鋼軌和鐵路器材訂單如雪片一般飛來。粵漢、京漢等鐵路的鋼軌都用上了「漢陽造」。當年漢冶萍就實現了盈利。到1912年,漢冶萍的資產有940萬兩白銀,但負債高達2400萬兩。

顯然,漢冶萍需要再融資。就在此時,致命的問題出現了。

盛宣懷在國內局勢已經穩定下來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牽頭,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大舉借債1500萬日元。與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樣,條件非常苛刻,而且變本加厲。提出了貸款時間延長,只准以原料償還貸款,以礦山為抵押品,以極低的價格向日本提供礦石和生鐵並長期鎖定,以及未來貸款只能由日本提供等無理條件。

日本是一個鐵礦資源非常貧乏的國家,隨著本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對礦石和生鐵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鐵所創立初期的全部礦石、生鐵供應幾乎都取自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日本的戰略目標非常清晰,將漢冶萍作為日本鋼鐵的原材料供應基地,保證八幡制鐵所生產高附加值的鋼材。於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漢冶萍礦石產量的56.40%、生鐵產量的54.87%都輸往日本。漢冶萍生鐵與礦石的供應對日本的軍事鋼鐵工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戰爭時,日本的軍艦和武器所需的鍊鋼原料,大多來自漢冶萍。[16]同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中,又有多少屠殺中國人的槍炮彈藥,是出自中國自己的鐵礦和生鐵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鋼鐵價格暴漲數倍。由於對日借款將生鐵和礦石價格鎖定,導致漢冶萍無法根據市場價格調整,戰爭期間,售給日本的生鐵和礦石相當於給日本無償貢獻了1.15億銀元!足夠償還幾遍日本的貸款!儘管如此,戰爭期間,漢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萬兩白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鋼鐵價格暴跌,漢冶萍重現虧損。

1915年,日本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專門提出漢冶萍問題:「俟將來機會相當,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未經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力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準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既然日本貸款的目的如此險惡,難道精明的盛宣懷不明白嗎?他當然明白,但他卻幫日本方面積極想辦法、出主意。他的出發點是如何保護自己龐大的家業不被革命黨人查抄,為此不惜引狼入室,挾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凱曾想過將漢冶萍收歸國有,盛宣懷堅決反對,他迫不及待地密電日方,希望儘快將漢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於迅速,以免夜長夢多」,「鄙見總以秘密速辦為第一要義」。[17]日本很「關心」盛宣懷的健康情況,估計他「肺病咯血,今後只能活五后」,恐怕五年以後,「別以取代,關係突然變化,購買鐵礦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爭在盛宣懷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把貸款一筆一筆敲定。出於私利的盛宣懷也就一步一步地投進日本人的圈套,使漢冶萍陷於日債而不能自拔,最後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才被國民政府收回。

事實表明,一個由官僚買辦階層主導的洋務運動,要取得成功是難以想象的。正如毛澤東所論述的:「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庸於帝國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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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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