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15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3)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著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財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財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於急於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適角色。

「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樑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於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道，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干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后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項目」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后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礙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佔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璈。張嘉璈早年就讀於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璈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佔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璈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璈，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后，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嫻熟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凌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衝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布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並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麼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麼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併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后，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佔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於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於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於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於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係。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翻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於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渠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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