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第20章 紅色中央銀行(3)

紅色貨幣的誕生

接下來是籌備國家銀行的特權業務，發行中央蘇區統一的貨幣。

中央革命根據地處於經濟落後的農村，尚無工業，只有分散的個體農業和少數的小手工業。頻繁的戰爭，加上國民黨日益強化的經濟封鎖，要保證財政收支平衡極其困難。根據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樣的雜鈔劣幣充斥市場。劣幣驅逐良幣，使得銀元甚少流通。

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之前，根據地流通的貨幣有：江西工農銀行的銅元券，閩西工農銀行的銀元券，還有光洋和國民黨的紙幣，甚至有清朝時期的銅板。人們購買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樣的票子出來，有時連賬也算不清。不僅老百姓頭疼，商家也是不勝其煩。

有些紅軍戰士思想單純，認為革命戰士不用國民黨的鈔票，有時在戰場上繳獲了國民黨現鈔，就放火焚燒，甚至不知道這些鈔票在國民黨統治區可以買到許多蘇區奇缺的物資，比如食鹽、大米等。當時，國民黨的法幣、軍閥和土豪劣紳發行的雜幣，同時在蘇區流通，無疑給國民黨提供了破壞蘇區金融市場的機會。

國家銀行成立后，統一蘇區的貨幣就成為了頭等大事。

要發行貨幣，第一個難題就是，找誰來設計和繪製紙幣的圖案呢？

有人推薦了黃亞光。他曾留學日本，不僅寫得一手好字，還會畫畫。一番打聽后喜憂參半，喜的是黃亞光確實有繪畫才能，憂的是他在席捲閩西的「肅社黨」的運動中，被定為社會民主黨分子關進監獄。毛澤民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考慮再三，決定冒著犯錯誤的風險刀下救人，親自批准讓黃亞光戴罪立功。

當時蘇區正受到國民黨嚴厲的經濟封鎖，工作條件很差，黃亞光連繪圖用的筆和圓規都沒有，加上自己又無設計貨幣的經驗，可謂困難重重。毛澤民從上海秘密買來繪圖筆、圓規、油墨和銅板等，黃亞光僅憑著對所用過的一些鈔票的記憶，開始了貨幣圖案的設計工作。

在設計貨幣圖案過程中，毛澤東要求蘇維埃政府貨幣的設計，一定要體現工農政權的特徵。因此黃亞光在設計貨幣時，都繪有鐮刀、鎚子、地圖、五角星等圖案，並把這些圖案有機地組合起來，給人以既美觀大方，又突出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貨幣的特點。他原想在紙幣上繪製毛澤東頭像，被毛澤東拒絕，後來改為列寧頭像。黃亞光臨摹紅色書刊上的列寧頭像，代表蘇區人民在馬克思列寧思想指導下改天換地的新氣象。

紙幣的發行，還要解決紙張和油墨的問題。由於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印製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鈔版、購置印製材料未果之後，國家銀行只能暫時一邊用白布印刷，一邊自己動手造紙。沒有造紙原料，大家撿些爛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剝樹皮，收集鞋底、繩頭。於是，人們常常在村頭街口看到這支國家銀行的「撿破爛」隊伍。撿回來的東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後搗成紙漿用於造紙。

後來聽老鄉說，用附近山上一種老樹皮造出來的茶葉包裝紙，既耐磨又堅韌，國家銀行的人馬立刻上山採集。最初造出來的紙不甚理想，韌性不好，又厚又黃，後來加入膠水和細棉花來增加韌性和潔白度，才終於造出了適合印刷鈔票的紙。

從白區購買油墨也是歷盡艱辛。從贛州購買的油墨在回來的路上被國民黨沒收。一位錢莊老闆建議用傳統的松煙法造墨，把松樹的松膏燒成煙油，然後摻些桐油即可。一試之下，果然效果不錯，這樣油墨的問題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資金、設計、印刷鈔票等種種問題后，蘇維埃國家銀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國家銀行成立僅5個月後，印製出第一批蘇區紙幣。貨幣是以銀元為本位，紙幣為銀幣券，1元銀幣券兌換1銀元，銀幣券為國幣。有了統一的貨幣，國家銀行會同蘇區財政部門宣布，一切交易和納稅均按國幣計算，國民黨的紙幣禁止流通，原蘇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國家銀行除了發行紙幣外，還發行了銀幣和銅幣。當時國家銀行中央造幣廠還鑄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內外流通的「袁大頭」、「孫小頭」及墨西哥「鷹洋」等3種銀幣。國家銀行貨幣的發行與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種雜幣，使中央蘇區的貨幣實現了統一。

為了控制紙幣的發行量，蘇維埃國家銀行《暫行章程》第十條規定：「發行紙幣，至少須有十分之三之現金，或貴重金屬，或外國貨幣為現金準備，其餘應以易於變售之貨物或短期匯票，或他種證券為保證準備。」[10]這樣就保證了貨幣有足夠的現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實現貨幣的有效擴張。

國家銀行發行第一套紙幣時，由於條件限制，在製造技術與防偽技術上都是空白，為了能夠做到最大限度的防偽，毛澤民採用在紙幣上加簽他同財政部長鄧子恢的俄文簽名的辦法。但這個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隨著貨幣的流通，國民黨與軍閥開始進行各種破壞活動，輸入了大量的假幣，對蘇區金融秩序進行破壞。

為了解決防偽問題，毛澤民苦思冥想，始終找不到解決的好辦法。一天晚上，他聞到妻子織毛衣時，用火燒毛線頭所發出的臭味，於是突發奇想，在造紙時將一定量的毛線放到紙張中，這樣既可以透視紙幣鑒別，又可以撕開或火燒紙幣，通過嗅一種羊毛的臭味，來辨別出真正的蘇區貨幣，這樣就解決了防偽問題，保證了蘇區貨幣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蘇維埃國家銀行印製、發行銀幣券65萬元，而準備金達到39萬元，準備金占發行總額的60%，是章程所規定比率的2倍。

紙幣在蘇區順利流通，一舉肅清了昔日貨幣市場的混亂。

就這樣，國家銀行的創建者經過了無數的風風雨雨，憑著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意志，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錢袋子。

人民的貨幣，為人民服務

中國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適合農作物耕種，同時，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規律的季風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農作物的嚴重歉收，從而導致大規模的飢荒。

如果同美國相比，1945年的美國，650萬農戶養活1.4億人口，可耕種面積高達3.65億英畝。而中國當時6500萬農戶養活著4億人口，可耕種面積摺合僅為2.17億英畝。

這樣的土地壓力和越來越重的稅賦，使得舊中國農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難以保持溫飽水平。農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維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們拾撿每一片落葉，每一顆枯草，每一個遺落的麥穗，來充當燃料。動物和人類的糞便被小心地收集起來，以恢復土地的肥力。

在中國，農業的目標與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新殖民國家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在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過剩而勞動力緊缺，而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因此，中國農業所追求的目標，是單位土地的最大產出量，而美國追求的是單位人口的最大產出量。中國農民可以在狹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勞動力不厭其煩地精耕細作，美國農民則將農業機械化和化學肥料等節省勞動力的措施放在首位，這些投入被龐大的人均佔有農田均攤之後，成本變得相對便宜。但是，在中國人均土地稀少的情況下，這種投入就變得無法承受。

舊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和土地產出最大化導向的農業經濟，必然產生大規模的貧困和半就業狀態。在非農忙時間裡，農業人口不得不從事各種手工業來貼補微薄的農業收入。從舊中國的農業經濟系統來看，可以說是處在一個相當脆弱的平衡狀態，其抗天災人禍的財富緩衝層薄如蟬翼，農村手工業收入成為這個弱平衡高危險經濟系統的關鍵減壓閥。

此時，西方的經濟勢力以雷霆萬鈞的勢頭壓了上來。

工業革命時代所創造的大規模廉價機器製造的各類商品如潮水般湧進中國，本土手工紡織產品、木材製品、陶瓷產品、服裝鞋帽等越來越難以與西方產品在本土市場相抗衡。在喪失了手工業收入之後，農村經濟系統瀕於崩潰。中國本來可以採用高關稅的手段，來減緩西方經濟力量的破壞性衝擊，但西方列強決不允許落後國家採用自我保護政策，必要的時候，他們將毫不猶豫地採用武力。中國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關稅，並被西方列強把持了海關事務和金融體系。

1900～1940年，中國的農村經濟情況更加惡化，10%的富人擁有了53%的可耕種土地，土地出現高度壟斷。絕大多數農民淪為佃農，每年不得不繳納1/3～1/2的農產品作為租金，這樣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過半數的農民不得不每年借貸維持生存。當時中國農作物的借貸年息為85%，貨幣借貸的年息高達20%～50%！[11]

在這種土地高度壟斷、租金極度盤剝、利息高度壓榨的情況下，農業經濟系統已遭到徹底顛覆，農民喪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經成為必然。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為什麼會在中國農村爆發革命，而是為什麼這麼晚才爆發革命！

毛澤東環視整個中國農村經濟版圖，發現許多地方的農村經濟已處在崩潰的邊緣，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潛力，特別是「在1926～1927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他提出的紅色割據的設想，絕非理論空想，而是基於生活實踐，並在農村經濟系統最為薄弱的湖南、江西開始了他的蘇區實踐。

根據地首先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地權由集中變成大體平均。原來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現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產外，其餘的都分到了直接從事生產的農民手中。

同時，政府還積極進行廢債運動，廢除加在農民身上的各種債務。首先是高利貸剝削制度，「工人農民該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另外，取消當鋪也是廢債運動的重要一環。過去當鋪主要以收取農民衣物為抵押來發放利息極高的貸款，而放款金額在抵押品價值的一半以下，農民遭受的剝削非常沉重。蘇區政府沒收了當鋪，典當物件不需要農民贖回，儘可能無代價歸還農民。

在保證農民有田可種的同時，還免收農業稅，讓農民充分享受勞動成果。這些措施，推動和保證了土地革命的順利發展，農民搞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高漲，對政府也十分擁護。農民聽不懂高深的馬列主義，但是他們非常明白蘇區政府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現實利益。任何一個政府，必須給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才有可能穩定地執政。

另一方面，當時農村的經濟局面卻非常混亂。一是現金外流，農村市場十分缺乏交易籌碼。現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紳和地主，因為害怕革命而紛紛攜帶現金外逃，造成市場現金籌碼奇缺，大小額交易均難以進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現金藏起來，不借給農民。這樣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無法出售換來現金，又借不到錢，有時連日常用品也無現金購買，生產和生活困難重重。二是手工業和商業資金匱乏，使再生產和購銷活動難以正常進行。許多大的工商業者抽逃資金，造成家庭手工業停產，工人和商鋪店員失業。三是金融市場嚴重混亂，流通的錢幣不下十餘種，金屬幣有各種銀元、銅錢，紙幣有國民黨銀行、外國銀行和華商銀行發行的各種紙幣，還有各地商號鋪戶發行的市票和軍閥、土豪們發行的雜幣。其中金屬幣在流通中往往減低成色、降低重量，紙幣名目繁多，價值不一，錢幣間比價行情多變，常常出現紙幣貶值形同廢紙的現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種錢幣兌換時從中漁利，農民往往上當吃虧，勞動所得幾經折價剝削后，所剩無幾。[12]

農民極度渴望擁有自己的銀行和公平的貨幣！

蘇區的國家銀行，通過發行統一的貨幣，徹底改變了錢幣混亂的局面，使農民免受錢幣兌換商的盤剝，又為農村市場貿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籌碼，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國家銀行為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對農民和手工業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決各項生產和經營方面的資金需要，發放低息或無息的貸款，如種子貸款、耕牛貸款、肥料貸款等，農民拿到貸款購買肥料和農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農業產出得到大幅提高。

為了防止糧食價格波動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影響，國家銀行配合糧食調劑局積極調控糧食價格。「為了穩定市場，防止糧食價格大漲大落，國家銀行還向糧食調劑局發放貸款。秋收時，以合理的價格買進；農民缺糧時，再以合理的價格賣出，既保護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保證了農民群眾的利益。」[13]

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決了農民在土地、債務和糧食銷售方面的困難，讓農業生產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恢復，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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