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第38章 人民幣的誕生(1)

為什麼「皖南事變」之前，抗日根據地會喪失貨幣發行權？

為什麼「物價本位」的「北海幣」能夠成功？

為什麼人民幣能夠戰勝惡性通貨膨脹？

為什麼中國一定要儘快償還蘇聯的外債？

早在抗戰時期，根據地就開始了以「物資儲備」發行貨幣的金融創新，這種貨幣在完全沒有金銀外匯做儲備的情況下，保持了幣值和物價的穩定，這在當時世界普遍採用以黃金儲備來發行貨幣的情況下，堪稱驚世駭俗。中國共產黨的貨幣實踐遠比西方的貨幣理論更前衛。更為重要的是，親手實踐干出來的感覺和紙面上的理論探討，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

著名金融學者張宇燕曾這樣評價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貨幣實踐：「我們不無驚奇地發現，儘管規模和複雜性有所不同，今天人們談論的美元霸權、歐元創立與歐元區擴展、金融自由化、貨幣戰爭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昔日邊區政府尤其是銀行行長都遇到過、討論過並漂亮地處理過了。如果說今天之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來自貨幣金融領域，那麼數十年前根據地共產黨人那一段勇於實踐、積累經驗、利用規律、科學總結的精彩歷史，或許能夠告訴我們許多東西。這其中特別包括那些諸如鑄幣稅理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流通域』理論和通貨膨脹理論。」

人民幣的橫空出世，標誌著中國貨幣的完全統一。人民幣之所以能夠穩定幣值，惡性通貨膨脹之所以能夠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觀原因之外，客觀因素就是中國經濟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四大平衡：預算收支平衡，斷了通貨膨脹的根；貨幣出納平衡，固了幣值穩定的源；物資供求平衡，抄了投機勢力的底；外匯進出平衡，絕了貨幣恐慌的路。

人民幣不與任何外幣掛鉤，從根本上杜絕了外國資本勢力染指中國金融體系的可能性。完全獨立自主發行的人民幣，牢牢地守護著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邊區的財神爺

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南漢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楊家嶺的路上。一個小時以前，他剛接到毛澤東的緊急通知，便火速趕來。遙望前面楊家嶺窯洞的燈光，在寒夜中感覺分外溫暖。

大家簡單寒暄后，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明了邊區的困難情況。從1940年開始，日本加強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國民黨政府與八路軍、新四軍之間的摩擦不斷。1941年1月，終於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

之後，蔣介石政府斷絕了對邊區的財政撥款和援助。同時，對邊區採取「封鎖」和「圍困」政策，禁止貨物出入邊區，號稱「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許進邊區」。而邊區從1940年起不斷發生嚴重災荒，造成30年不遇的農業衰退。邊區財政極度困難，可以說軍政人員沒飯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紙用，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

毛澤東對南漢宸說，形勢非常嚴峻，蔣委員長不給我們開飯，我們揭不開鍋了。可是我們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動手。

面對邊區的經濟困境，毛澤東怎麼會想到了南漢宸呢？

因為南漢宸有豐富的革命經歷和廣泛的人脈。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初，他擔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時，協助省主席楊虎城拯救陝西大旱后的經濟危機，把陝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條，財政收入養活了政府人員和5萬西北軍。中央決定讓他擔任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廳長，做「能為無米之炊的巧媳婦」，解決邊區四五萬軍政人員的穿衣吃飯問題。

南漢宸臨危受命，當起了邊區的大管家。

南漢宸的當務之急就是找糧食，沒有飯吃的軍隊不僅打不了仗，連生存都成問題。情況的確相當嚴重，糧食局倉庫已被颳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員小心翼翼地從地上拾起一顆顆米粒，才湊齊了一盆，為中央來的首長做了一頓年夜飯。

經過仔細調查，南漢宸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抗戰初期，邊區脫產幹部和軍隊規模小，外來的援助多，政府實施休養生息與讓利於民的政策，幾乎不向農民徵收糧食。但隨著軍政人員增加，馬匹數量上升，需要的糧草越來越多，但邊區政府仍不願向百姓征糧，才造成1941年的困難局面。

南漢宸認為，如果政府財政總是強調量入為出，而不從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一味強調「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邊區老百姓應該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政府要向老百姓徵收糧食，是因為歷史要求政府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為打敗侵略者進行必要的物質準備，那種片面的「仁政」觀在戰爭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來需要14萬石糧食，卻只征了9萬石，差額還要臨時抱佛腳向老百姓兩次借糧，一次購糧，百姓反而覺得不堪其擾。

南漢宸詳細算了一筆賬，得出結論：在休養生息政策下，一方面農民負擔很輕，1940年徵收的9萬石糧食，只是年產量的6%左右，而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四川農民的負擔是邊區的10倍！另一方面，農民手中是有糧食的。他在正月里走訪的農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餃子，和紅軍到達陝北前，十戶中有九戶人家沒有隔夜糧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經過深思熟慮后，南漢宸果斷地決定，1941年徵收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並且向農民聲明，以前的借糧一律歸還，第二年不再借。[1]

隨後，財政廳出面組織了大批黨校學員和工作人員到各縣宣傳，向群眾講清道理，讓他們明白：要有軍隊，才能保家衛國；要有軍糧，才能有軍隊。邊區是中國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區，而邊區人民的幸福是共產黨軍隊創造的，也是靠軍隊來保護的。軍隊要保護人民，人民要供給軍隊；沒有糧食，軍隊就無法生存。

通過宣傳，徵收糧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諒解和支持，收足的糧草基本保障了邊區的供給，使邊區渡過了迫在眉睫的難關。後來，南漢宸考慮到土地革命后，農民貧富相差不大的情況，提出以各戶實際收穫量為依據的農業累進稅制，使大部分農民負擔農業稅，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為抗戰做出貢獻。

糧食問題得到緩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從邊區外運進來，而國民黨又搞封鎖卡脖子。南漢宸苦苦思考對策，他認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資，通過貿易才能打破封鎖。通過調查研究，他發現陝北有三寶：食鹽、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體輕佔地方，搬運起來很麻煩；毛皮產量有限，邊區自己還不夠用。於是，食鹽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時，陝北的食鹽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抗戰以來，海鹽為日軍控制，無法運過來，而臨近的其他產鹽區產量逐年減少。陝北產鹽區的地位不斷上升，成為西北地區主要食鹽的供應地。有了食鹽這樣的戰略物資，邊區就佔據了貿易的制高點。

為了解決鹽場技術落後、產量低和運銷條件差等問題，邊區財政廳專門設立鹽務局，負責食鹽的生產和運輸。鹽務局組織軍隊參加打鹽生產以提高產量；以合理的價格統一收購軍隊和百姓打的鹽；鼓勵百姓運鹽，運鹽戶運費收入不交公糧，還可分得賣鹽利潤；財政廳撥款整修運鹽道路，沿途設立客棧，解決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問題。這些措施，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群眾為了運鹽賺錢，連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國民黨對邊區運出來的鹽，先是堵截，後來實在堵不住，又利用運輸分散的弱點，讓運鹽戶互相壓價。針對國民黨的陰謀，邊區鹽務局實行統購統銷，先把運鹽戶的鹽統一收購，等待時機再進行推銷。當鹽務局聽說周圍的產鹽區都被日軍佔領后，馬上把食鹽價格漲了一倍，開始國民黨當局還死撐著，不久鹽務局就得到了準確情報，國民黨當局的食鹽庫存快見底了，就不動聲色等待他們上門。過了20多天，閻錫山方面就主動上門求購，幾天後，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這樣，政府的運鹽計劃順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保證了邊區的物資供給。

為了溝通邊區和國統區的貿易，南漢宸還找到西安的幫會龍頭。南漢宸早年參加革命，為了發動群眾，曾經廣交三教九流，在幫會中資格很老。此時他到西安，當地龍頭大哥都要尊南漢宸一聲前輩，聽他調遣。南漢宸通過他們調動胡宗南部隊里的幫會成員，把邊區土特產送到西安出售，然後購買藥品、布匹等邊區急需的物資，解決了邊區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戰略物資和打通貿易渠道，南漢宸和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提議獨立發行邊區貨幣，掌握貨幣發行權，以自己的貨幣來扶持貿易和經濟發展，使邊區度過了財政困難。

1941年邊區赤字超過500萬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實現盈餘1000多萬。從沒有學過經濟學的南漢宸，就是靠著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和調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邊區的「能為無米之炊的巧媳婦」，挽救了邊區經濟。

邊區貨幣的艱難重生

「敵後的經濟戰線鬥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於軍事戰線。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是發展生產與對敵戰爭的重要武器。」[2]

——鄧小平

1939年春天，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來函，嚴詞質問邊區政府為何發行面額1元的法幣輔幣和光華商店代價券，並強行流通。

林伯渠回復：「查陝甘寧邊區政府轄境內法幣信用甚高，流通亦暢，唯零星輔幣萬分缺乏，影響物價之提高，有礙小民生活。經當地商會、農會等向邊區政府請求，准許光華商店發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價券。原系暫時權宜便民之計，而其流通範圍只限陝甘寧邊區。發行以來，因準備充足，深得人民信仰，並無武裝部隊強迫行使事情。尊座聽得報告，完全與事實不符。」[3]

當時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是邊區的法定貨幣，正如林伯渠所說，法幣信用甚高，流通順暢，而邊區只是發行了區區面額1元或更低的小鈔輔幣光華商店代價券，既沒有在邊區強制使用，也沒有流通到國統區，怎麼會讓堂堂的國民政府的孔部長如此大動肝火呢？

「西安事變」后，國民黨迫於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的壓力，和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的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國民黨管轄的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從國民黨政府領取軍餉。

國民黨出錢資助當年的死對頭紅軍，這筆生意虧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來，控制邊區的金融系統就成了最好的目標。根據國共兩黨簽訂的關於邊區不設銀行的協議，國民黨發行的法幣被定為邊區唯一合法的貨幣，邊區銀行沒有對外公開業務，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員，領取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軍餉，並維護法幣的流通。

這樣邊區政府就失去了貨幣發行權！

沒有貨幣發行權，就好像一個人，自己沒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輸血保持身體機能正常運行。國民黨隨時可以掐斷貨幣供應，讓邊區陷入經濟危機。

玩錢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奧秘。可是國民黨供給邊區的法幣，都是1元以上的主幣，對於日常生活來說，面額太大，當年的3元法幣在重慶可以擺一桌像樣的酒席了。邊區缺乏輔幣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郵票代替輔幣。邊區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交涉都沒有結果，才從1938年6月開始，以邊區銀行所屬的合作社——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輔幣代價券。

讓孔祥熙惱火和害怕的不是邊區發行的小額鈔票，而是邊區暗中發行自己的貨幣，試圖恢復造血功能，想獨立於國民黨法幣之外而自成體系。孔祥熙深知當年為了統一法幣，從經濟上消除軍閥割據，他們花了多大的代價。因此一旦共產黨出現獨立發行貨幣的苗頭，他就一定要嚴加防範，查辦到底。

由於林伯渠的回複合情合理，再加上國民黨轄區的各省地方銀行，也已經印發小額輔幣券，孔祥熙最後也難以「嚴辦」，只得讓這場「光華券風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慶政府的法幣幣值還相對穩定，通貨膨脹較為溫和，但隨著戰爭的持續，物資消耗巨大，外國援助受阻，財政赤字開始大幅飆升。重慶政府為了填補赤字窟窿，只能開動印鈔機，大搞「量化寬鬆」，結果法幣隨即開始劇烈貶值，通貨膨脹的惡魔開始發威。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完全停止了對邊區的財政撥款和援助，並實行全方位的經濟封鎖。同時，重慶政府啟動了貨幣武器，將劇烈貶值的法幣大量塞進邊區搶購糧食和土特產，並轉嫁通貨膨脹。結果，延安物價飛漲，原來零售價0.1元一盒的香煙，變成100元～300元一盒；原來零售價0.05元一盒的火柴，漲至50元～100元。群眾怨聲載道，經濟貿易萎縮，貨幣問題異常尖銳。

當時，南漢宸的對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幣在邊區的流通，把貨幣發行權和貿易定價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這一建議在黨內爭議很大，一些反對的人認為邊區本來就缺乏物資，如果再發行邊幣，豈不是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嚴重？雙方爭執不下，最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代表中央表態，贊成南漢宸提出的建議。這個決定充分體現出共產黨最高領導層的戰略眼光，他們對金融大局的理解，一點不比財閥孔祥熙差。通貨膨脹只是暫時的困難，任由法幣流通於邊區，才會讓邊區百毒纏身，永無寧日。

邊幣的發行，使邊區恢復了造血功能；驅逐了法幣，又讓邊區體內排毒，保證自身的新鮮血液暢通無阻。在流通中擠出法幣，就為邊幣進入騰出了空間，擴大了邊幣的流通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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