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第39章 人民幣的誕生(2)

1941年3月，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走馬上任，他曾在清華大學經濟系學習過兩年。在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朱理治發現，由於邊區處在經濟落後的地區，過去靠撥款和外援，沒有積極發展自身經濟，稅收很少，在短時間內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稅收來彌補因失去外援而帶來的財政虧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貨幣的發行為手段來克服財政危機和擴大生產。

發行邊幣和廢除法幣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被置換出來的法幣，可以用來到國民黨轄區採購物資，可謂「一箭雙鵰」。既可以減輕邊區的通脹壓力，又可以拋售國統區的輸入物資，進一步控制邊區物價的上漲。由於邊區政府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在與國民黨的「貨幣戰爭」中不再毫無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既要發行貨幣刺激經濟發展，又不能讓貨幣泛濫，使已經尖銳的通脹問題失去控制。貨幣發行量和物價的關係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呢？他認識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變，紙幣的流通量增多了，則物價必定隨著提高。依據同樣的規律，市場貨幣流通量假定不變，商品流通量減少了，則物價必定隨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決通貨膨脹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多向工、農、運輸業放款，推動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盡量發展信用，減少貨幣發行，使邊幣不致走到通貨膨脹的境地。」[5]在保障供給和支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以穩定邊幣幣值為主要目標，實行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

1941～1942年，邊區銀行把政府財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減部分轉投到商業貿易和生產建設領域，僅支持食鹽輸出的貸款就接近1000萬元。同時利用儲蓄及政府賣鹽的收入來回籠貨幣，減少貨幣流通量，控制通貨膨脹。

邊區貨幣的穩定和信用，離不開邊區「對外」貿易，而貿易的增長和法幣邊幣之間的「匯率」問題緊密相關。

在邊區銀行成立后不久，由於邊幣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廣，政府採取行政手段干預邊幣和法幣的比值，導致了「外匯」黑市的出現。朱理治認為解決「外匯」黑市的問題不能靠簡單地取締和打擊。「因為在今天的外匯政策下，銀行的法幣只有出，沒有進，黑市決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邊幣初創，法幣共存，邊幣暫時無力全面收兌法幣，這樣，兩者發生交易在所難免。與其行政彈壓，不如市場引導。

朱理治提出了設立貨幣交換所的辦法，來規範法幣與邊幣交易。1941年底，邊區政府建立了貨幣交換所，邊幣和法幣在交換所公開掛牌交易和自由兌換，由邊區銀行根據市場供求來調節牌價，調劑時間和區域上的餘缺，達到消滅黑市，穩定邊幣幣值和邊區金融貿易的目標。

貨幣交換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邊幣與法幣的兌換，促進了邊區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特別是食鹽和土特產的出口。同時對穩定邊幣與法幣之間的比價起到了重要作用，使邊區銀行能夠通過交換所這個平台，打擊貨幣投機。通過使邊幣比價穩中有升，達到邊幣信用增強的效果。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願意使用和持有邊幣，邊幣的流通範圍也越來越大，在對法幣的貨幣鬥爭中漸漸佔了上風。

由於控制了貨幣發行量和發展經濟、增加物資供應，經過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價上漲速度開始低於貨幣發行增長，而且邊幣對法幣比價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邊區在平抑物價和穩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績，邊區自己的貨幣站穩了腳跟。

著名金融學者張宇燕這樣評價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陝甘寧邊區在貨幣金融方面的成就：

「我們不無驚奇地發現，儘管規模和複雜性有所不同，今天人們談論的美元霸權、歐元創立與歐元區擴展、金融自由化、貨幣戰爭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昔日邊區政府尤其是銀行行長都遇到過、討論過並漂亮地處理過了。如果說今天之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來自貨幣金融領域，那麼數十年前根據地共產黨人那一段勇於實踐、積累經驗、利用規律、科學總結的精彩歷史，或許能夠告訴我們許多東西。這其中特別包括那些諸如鑄幣稅理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流通域』理論和通貨膨脹理論。」[7]

同樣的貨幣戰爭，兩年後在山東根據地再度上演。

「物價本位」的北海幣：山東根據地的金融創新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一天，在山東根據地，一位美國記者正在採訪一位八路軍幹部：

美國記者：山東根據地的貨幣既無金銀又無外匯作發行準備，為何能夠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這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迹！

八路軍幹部：我們有物資作發行準備。你們有40%的黃金準備金，我們有50%的物資準備量。

（美國記者不解地望著對方。）

八路軍幹部：我們每發行1萬元貨幣，至少有5000元用來購存糧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資。如果物價上升，我們就出售這些物資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反之，如果物價下降，我們就增發貨幣，收購物資。我們用這些生活必需品，來做貨幣的發行準備，比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優越得多。

（美國記者一邊記筆記一邊思索。）

八路軍幹部：在實現紙幣制度以後，貨幣代表的價值決定於它的流通數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物價也上升10倍。法幣、偽幣如此貶值，原因是他們濫發紙幣。我們物價相對穩定，原因是我們適當控制貨幣流通數量。

美國記者：這個道理很有意思，請您再仔細講講。

（八路軍幹部跟美國記者比比劃划講了4個小時，才使他懂得了這個道理。）

美國記者：你認為美國能不能實行這樣的貨幣制度？

八路軍幹部：美國現在掌握著世界2/3的黃金，還可以實現金本位制。[8]

八路軍幹部萬萬料想不到，30年後，美國也被迫放棄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貨幣發行量來穩定物價，並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學說成為西方顯學。但他的理論要比山東根據地的貨幣實踐晚了幾十年。八路軍幹部接受採訪時，弗里德曼還在大學讀博士，是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對貨幣的認識還遠未形成理論。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貨幣實踐遠比西方的貨幣理論更前衛。更為重要的是，親手實踐干出來的感覺和紙面上的理論探討，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這就如同大學里的MBA教授大講企業應該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學問再大，也無法和王永慶或李嘉誠的管理實踐相提並論。

改革開放以後，一度將「弗里德曼們」奉若神明，輕視自己用貨幣實踐創造出的偉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論的迷人光環中，完全背離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最高原則，實在令人扼腕長嘆！自從學了美國的貨幣思想，人民幣的真實購買力30年來嚴重縮水，20世紀80年代初令人羨慕的「超級大款」萬元戶，現在已成為中國的「低保戶」的標準。

美國記者的真實身份：經濟學家。

八路軍幹部：薛暮橋，小學文化，「畢業」於上海監獄「大學」，山東根據地工商局局長和貨幣政策主持人，新中國貨幣制度的創立者之一。

薛暮橋到底搞出了什麼樣的貨幣，弄得美國經濟學家像探索核武器機密一樣，萬里迢迢來到中國呢？

原來，山東根據地從1938年開始發行「北海幣」作為法幣的輔幣，由於根據地缺乏發行紙幣的經驗，北海幣信用一開始不及法幣。

當時法幣和英鎊、美元掛鉤，在各種政權統治區內都十分堅挺。不僅根據地掌握大量法幣來保證當地的貨幣穩定，日偽政權也在淪陷區發行偽幣，收兌法幣，以換取外匯或者購買物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沒收了英美在中國的金融機構，無法再利用法幣套取外匯。於是他們變換手法，利用法幣鬥法幣，把日偽控制區內的幾十億法幣送到國民黨統治區和抗日根據地，來套購物資。僅在1942年，流入山東根據地的法幣就高達幾億元。這不僅造成大量物資流向敵占區，還導致根據地的法幣數量遠遠超過了市場需求，法幣的購買力大幅下降，與之關聯的北海幣也快速貶值，通貨膨脹愈演愈烈。這與今天美元大量湧入中國，在大量「套購」中國產品、資源與原材料的同時，也導致人民幣過度增發，從而導致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和物價上漲是同樣的道理。

快速通脹的結果就是，在一個傳統上信奉「民以食為天」的國度里，1943年的糧食價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況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橋恰巧路過山東根據地去延安，被根據地領導「扣留」下來，幫助根據地對敵開展貨幣鬥爭。

當時的根據地政府不了解貨幣和物價的規律，允許法幣和北海幣同時流通，但禁止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在淪陷區的黑市上，偽幣高於法幣。在根據地，法幣高於北海幣。山東根據地用行政手段強壓法幣的比值，宣布北海幣以1：2的比例兌換法幣，結果根本不起作用。

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薛暮橋提出，要穩定北海幣的幣值和根據地的物價，唯一的辦法就是驅逐法幣，使北海幣成為根據地的唯一流通貨幣，獨享貨幣發行大權。辦法就是，用北海幣排擠和收兌法幣，用收兌的法幣從敵占區套購物資，用這些物資來支持北海幣。政府在物價上升時出售物資，回籠貨幣，物價自然就會下跌。

這個辦法確實管用。驅逐法幣后，物價的確回落，但又出現了新問題。由於北海幣的數量滿足不了市場流通需求，物價下降過度。而此時根據地政府不知道應該增發貨幣來穩定物價，反而拋售物資回籠貨幣，又趕上農產品收購季節，農民急著出售，結果是物價猛跌。雖然工商局馬上部署增發貨幣，由於銀行印鈔力量薄弱，錯過了收購農產品的時機。三者疊加的結果是，物價比停止法幣時跌了一半。等到來年春荒時節，政府手裡沒有足夠的農產品回籠「遲到」的增發貨幣，結果導致物價又劇烈上漲。

薛暮橋和同事們認識到在農村經濟中，貨幣發行的季節性和物價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規律：秋冬增發貨幣收購農產品，春天拋售農產品回籠貨幣，這樣才能使物價基本穩定，而穩定的物價正是貨幣信用的標誌，是衡量貨幣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這樣的貨幣實踐中，他們創造了以物資為發行準備的貨幣金融創新！

薛暮橋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提到：「銀行發行的貨幣，必須以一半交給新成立的工商局，用來收購各種農產品，隨時吞吐，以此穩定物價。我們發行的貨幣沒有用黃金、白銀、外匯作儲備，是用物資來作儲備的。隨著物價的漲落，工商局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金本位制，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問題。我們這種從實踐中取得的規律性的認識，可能是貨幣學說史上的一個新的發現。」[9]

根據地稱這個貨幣制度為「物價本位制」，就是說「我們的貨幣既不是同金銀保持一定聯繫，也不是同法幣、偽鈔保持一定聯繫。我們的本幣是與物價聯繫，是把物價指數（不是某一種商品的指數，而是若干種重要商品的總指數）作為我們決定幣值高低的標準」[10]。

完成了「驅逐法幣，穩定物價」的貨幣鬥爭后，根據地著手開展貿易鬥爭，而根據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盤手。

「戰略物資」與貿易戰

同南漢宸在陝甘寧邊區以食鹽作為「貿易戰略武器」一樣，山東根據地工商局把海鹽、花生油這兩樣根據地富有而敵占區急需的戰略物資，作為進行貿易鬥爭的主要武器。

過去政府沒有統一機構來管理海鹽，由鹽商中間轉手倒賣，剝削兩頭的生產商和消費者，加上政府的高鹽稅導致鹽民偷稅抗稅，引起很大的矛盾。海鹽由工商局專賣后，趕走中間盤剝的鹽商，由工商局的鹽店統一收購，同時減低鹽稅，鼓勵老百姓加入食鹽的生產和運輸，並保證他們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別的銷售策略，越靠近敵占區，鹽價越高，在與敵占區接壤的地區，鹽價提高了50%。這種梯次鹽價的設計相當巧妙，既保證了根據地核心區的鹽價低廉，有利於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敵占區獲得食鹽的代價大幅提高，從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據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場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購后，以私商的身份銷售到上海，換回根據地需要的工業用品，包括印鈔票的紙張器材和軍用物資。上海的日軍對花生油的來源心知肚明，但因為上海市場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護。

由於工商局採取有利的貿易政策，實行戰略物資專賣，根據地對外貿易大量出超，從而有力地保證了換回根據地急需的各種商品。這樣工商局對北海幣的幣值與物價穩定，控制起來得心應手，積極支持了貨幣鬥爭。

誰控制了戰略物資，誰就控制了貿易的貨幣結算權。法幣穩定時就用法幣結算，法幣貶值后又用偽幣結算，偽幣貶值后根據地限定物資交易必須用北海幣完成，這樣敵占區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幣，而後來這些商家也認識到北海幣比敵占區貨幣穩定保值，因此很樂意持有，北海幣就這樣深入敵占區並紮下根來。山東根據地已經發現了北海幣作為敵占區的「外匯儲備」，將能夠有效調動敵占區的資源為我所用，這就是一種變相的「鑄幣稅」收益，這與美國的美元國際貨幣戰略的設計幾乎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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