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7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6)

寧紹幫所發明的庄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了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后，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準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庄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藉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庄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庄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后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庄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僱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凶。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藉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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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陳曾年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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