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第50章 北宋興亡，鉛華洗盡的滄桑(4)

雪上加霜的「錢荒」

北宋的貨幣貶值日益嚴重，豪強大戶們的資產更需要保值增值，將流通的貨幣轉化為實物資產，就成為豪強們的必然選擇，這就產生了對普通農戶殺傷力更強的「錢荒」問題。

北宋「錢荒」一詞首次出現並引發朝野關注是在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根源還是出在與西夏的戰爭上。1040—1042年的宋夏三場大戰均以北宋慘敗而告終，巨大的戰爭消耗迫使朝廷開始貶值貨幣，不僅四川交子紙幣出現了60萬貫的增發，而且銅鐵錢也開始貶值，這就是慶曆年間連續8年只發行「以一當十」的銅鐵大錢。

北宋的標準銅錢叫「小平錢」，「當十錢」比「小平錢」大一號，但遠不是小平錢含銅量的10倍，卻被朝廷以法律規定與10枚小平錢等值，這種行為與羅馬帝國的「安東尼幣」「奧勒良幣」簡直就是一個師傅調教出來的。說白了，當十錢就是明目張胆的貨幣貶值，這當然會引起市場恐慌。聰明的商人們開始囤積含銅更多的小平錢，貪婪的商人則大量盜鑄當十錢謀取暴利，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自動發生，流通中的小平錢日益短缺。

朝廷大驚，好處沒撈到多少，弊病卻一大堆，殺頭流放的嚴刑峻法也制止不了人性的貪婪。為了遏制盜鑄，朝廷只得宣布「當十錢」改為「當五」錢。瘋狂的投機仍無法平息，後來改為「當三」，還是難以奏效，盜鑄仍有巨利。最終朝廷不得不「折二」，也就是一枚大錢當兩枚小錢用，這才剎住了投機衝動。和人性的貪婪斗，嚴刑峻法也不好使。所幸的是宋夏戰爭暫時告一段落，這種「當十」錢沒有繼續濫發，小平錢重新回到貨幣流通中，錢荒問題有所緩解。

後來，隨著財政的不斷惡化，朝廷再度發行「當十」錢，由於市場反應激烈，盜鑄嚴重，通脹惡化，後來再度「當三」，最後「折二」。不過，「折二」銅錢逐漸成為貨幣鑄造的慣例，大規模的銅錢減重和嚴重超發的惡果成了北宋長期的貨幣噩夢，錢荒問題開始不斷惡化。

在當十、當五、當三、折二錢泛濫成災時，小平錢成了搶手貨。商人們大量囤積小平錢，然後重新熔化鑄造銅器，轉手就是5倍的暴利。在嚴重的貨幣貶值過程中，北宋的銅器就像今天的和田玉和翡翠，成了資本炒作的一種熱門貨。面對熔錢鑄器的豐厚暴利，就連官員們也紛紛染指其間，加入了「奸民」的行列，朝廷不禁驚呼「居官者不得鑄銅器」。

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有一個隱含條件，那就是法律規定劣幣與良幣幣值相等，否則自由市場中誰會願意接受劣幣？劣幣正是藉助國家權力才能驅逐良幣。良幣從流通領域退出后，總是向重視它們的地方聚集。銅器使良幣中的銅，獲得了應有的市場價值承認，有時在資產膨脹的心理預期之下，炒作之風更加助長了銅器的價格，這就是熔錢鑄器的本質。

良幣的另一個出口就是境外。

西夏、遼國和海外諸國都更加尊重銅的真實價值，於是北宋的小平錢如滔滔江水決堤而去。北宋採用了所謂的「錢禁」來對付錢荒，嚴禁私人鑄錢、嚴禁銷毀銅錢、嚴禁銅錢外流、嚴禁過量儲藏銅錢，其重點是防止銅錢的外流和銷毀。就連一向以「仁慈」著稱的宋仁宗對錢禁問題都異常嚴酷，「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9]，而宋仁宗之前的死刑標準是攜帶銅錢5貫出境。最終的效果是，遼和西夏都不用自己鑄幣，北宋的銅錢在那裡大量自由流通，就連日本和越南都極度渴望得到北宋的銅錢。「番夷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番者，非銅錢不往，而番貨亦非銅錢不售。」

面對人性的貪婪，連死亡的威脅都顯得蒼白。

難怪大文豪蘇轍對銅錢外流慨嘆道：「利之所在，勢無由止。」

含銅量嚴重不足的各種大錢當道，小平錢卻日益短缺，大錢發行量越大，小錢消失得就越快，嚴重的通脹最終造成小平錢的生產變成了虧本的買賣，北宋的銅錢供應開始快速下降。因為朝廷缺錢，所以鑄大錢；因為鑄大錢，導致小錢消失；大錢多了，東西貴了，小錢的生產虧本了；更少的小錢供應，加劇了更多大錢的發行，如此，北宋的貨幣供應陷入了可怕的惡性循環。

錢荒，準確地說是在貨幣貶值和資產通脹的相互作用下，小平錢快速退出流通的現象。越是在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錢荒鬧得越厲害，這不僅是由於小平錢在經濟發達地區的流通量更大，也是因為這些地區的豪強大戶們有更強的動力進行熔錢鑄器。

江浙地區的農戶遠比其他欠發達地區的民眾更加依賴貨幣經濟，官府的苛捐雜稅和五花八門的田賦「折變」，都要依靠他們變賣農副產品來獲得現金繳納。小平錢鬧錢荒，導致市場流動性奇缺，農戶被迫降價甩賣農產品，對於早已深陷困境的普通農戶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

土地兼并導致普通農戶的稅負加重，田賦的跑冒滴漏以及官府的開支膨脹，致使財政入不敷出，嚴重赤字迫使政府貶值貨幣，貨幣貶值刺激資產通脹，資產通脹加速土地兼并，同時誘發錢荒，而土地兼并和錢荒又加劇了農戶的困境，如此惡性循環，民不聊生。

這就是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所面臨的巨大經濟與社會危機。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

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著名的變法運動。

王安石對經濟弊端的根源洞若觀火，他的思路也切中了問題的要害：「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用為急。」財政枯竭是變法的當務之急，而解決之道就是開源節流。

開源即王安石所說的「理財」，其根本在於發展生產，創造財富。王安石曾在向宋仁宗的建言書中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故臣以為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王安石對國家病情的把脈相當準，北宋經濟的基礎是農業，農業不振則百業蕭條。而如何刺激農業生產呢？王安石更是一語中的：「農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

王安石的經濟思想中「抑兼并」是其最為閃光之處，農戶的疾苦、勞動熱情的低落、生產條件的不便，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更為合理的順序應該是，「抑兼并」在先，而後才能實現「去疾苦」和「便趨農」。

從變法的關鍵措施看，王安石是以「去疾苦」為突破口，間接解決「抑兼并」的燙手山芋。如「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當年借款隨春秋兩稅歸還，借款利息為20%～30%。在青黃不接之時，以官府的農業信貸來緩解農戶的疾苦，如果沒有官府的「低息」貸款，農戶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們借高利貸，官府30%的利息聽起來很高，但金融大佬們的高利貸卻達到了100%～300%。借高利貸就得抵押農戶的土地，一旦還不上錢，土地就被大佬們順手兼并。「青苗法」的目的在於以官府貸款對抗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戶在「凶年」能夠「常保其田土，不為大姓兼并」。

免役法根據各家財富等級、田畝數量、丁壯多少來確定應出勞役的貨幣價值，富者多攤，窮人少攤，民眾可以選擇支付「免役錢」來代替服徭役。自古以來，徭役就是農戶的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戍邊、修宮殿、建皇陵、挖水渠、為官府當差，一去就是一個月以上，不僅耽誤家庭的農業生產，而且也削弱了手工業和商業的勞動力供應，更不公平的是官紳豪強不納糧、不當差是約定俗成的慣例，國家徭役方面的負擔就全部落在了普通農戶身上。

免役法打破了這種不合理的勞役分配機制，豪強大戶們必須承擔勞役的主要經濟負擔，農戶們的「疾苦」則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更重要的是，「免役錢」與田畝數量掛鉤，田畝越多，「免役錢」越重，這就如同現代的房產稅對「房姐」「房叔」將產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樣。所以，免役法在直接減輕普通農戶的「疾苦」的同時，又間接抑制了土地兼并。當浙江一家豪強大戶被迫拿出600貫「免役錢」的消息傳到京城時，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訴宋神宗：「出六百貫或非情願，然所以摧兼并，當如此！」

方田均稅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全國土地，「均稅」則在「方田」的測量基礎上，按照田畝的大小貧肥進行田賦的重新分級估算。方田均稅在全國受到豪強大戶和地方官府的堅決抵制，最後僅在北方部分地區推行。北方5省僅佔全國總面積的20%，而清查出的田畝竟然佔到全國稅田的54%，可見豪強大戶隱田漏稅的情況是何等嚴重。如果方田均稅的政策得以在全國推廣，勢必對土地兼并的狂熱勢頭給予致命的一擊。

均輸法、市易法的實施，重點在於抑制商業流通中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賈形成的價格壟斷，為小商販的自由競爭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間，同時增加國庫的收入，減輕民眾負擔。

除了開源，新法同時強調節流。王安石大刀闊斧在全國進行大規模裁軍，將廂禁軍總數裁減了45萬之多，常備軍規模縮減至79萬，軍費開支至少降低了1/3。針對「冗員」，變法派對全國州縣進行了合併和裁減，共裁州、軍、監機構38處，撤縣127個。王安石變法的5年間，北宋財政出現了極大的盈餘，土地兼并之風受到沉重打擊，普通農戶的稅賦壓力得以緩解。

雖然王安石變法並沒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這也許是他的政治韜略，唯恐樹敵面過寬，引發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彈，導致變法難以實施。但他的各項措施招招擊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團看在眼中，恨在心裡，痛在身上。

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數官員都是「為窮人說話，替富人辦事」。王安石如此動真格地「既為窮人說話，又替窮人辦事」，不僅壞了官場的規矩，更直接觸動了官僚士紳和豪強大戶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早已結成了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變法勢必激起制度性貪婪的瘋狂反撲。

而王安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個志大才疏、意志不堅的宋神宗。從五路攻夏遭到慘敗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徒有勵精圖治的雄心，缺乏殺伐決斷的手段。面對以司馬光為首的文人鋪天蓋地的聲討，以及朝野官僚豪強集團的明抗暗爭，甚至包括太皇太后、太后等皇親國戚的巨大壓力，開始擔心皇位穩固的宋神宗終於打了退堂鼓。

變法不到5年，王安石就黯然下台。雖然宋神宗維持了變法的條文，但失去了大批變法大臣的嚴厲督促，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眼看變法派的失勢，哪裡還有心思去認真落實變法的細節。王安石下台後，變法已經名存實亡。

北宋最後一次制衡豪強大戶的改革終於失敗。1085年司馬光上台後，盡廢新法，北宋開始醞釀一場更大規模的貪婪擴張。

在中國歷史上，改革最終能夠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晨星，就是因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擊破已經固化的制度性貪婪。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源在於，他要挑戰的不僅僅是進行土地兼并的少數豪強大戶，而是朝野內外各種利益集團糾結在一起的貪婪慾望。如果沒有秦孝公那樣的鋼鐵意志，則變法難竟全功。

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進行第二次革命，而且是在自己身上動刀子。

貪婪的最後瘋狂

後人稱蔡京是「北宋六賊」之首，這個評語恰如其分。蔡京以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幹將起家，辦事雷厲風行，善於見風使舵，是歷史上最為典型的小人樣板。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非常深刻地定義了君子與小人，他認為，德大於才的是君子，而才大於德的為小人。然而，就連司馬光這樣看透歷史的人，也不得不倚重小人去辦事。

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感天下皆知，他一上台自然是全面復辟。王安石的改革派幹將一律遭到清洗，蔡京也不例外。在司馬光廢除新法時，首先開刀的就是讓既得利益集團非常不爽的「免役法」。急切之下，他下令全國5天之內恢復以前的「差役法」，這意味著所有執行細則必須全面更改，牽扯麵之寬，涉及人員之廣，說服甚至彈壓民眾的工作量之大，顯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各級官員紛紛表示難以按時完成。但是，這個從前變法派的幹將蔡京，居然在限期內完成了所有「差役法」的恢復工作。頃刻之間，蔡京從新黨的幹將變成了舊黨的能臣，司馬光對蔡京的才能刮目相看，盛讚蔡京：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依法行事，天下哪有行不通的法律呢？

司馬光點評歷史時眼光老辣，但真要辦起事來手下離不開蔡京這樣的能人。不過，朝廷的清流們最痛恨首鼠兩端的小人，司馬光雖然對蔡京印象深刻，卻也只能暫時擱置不用。

王安石與蔡京最大的區別不在於做事本身，而在於做事的目的。王安石變法是要經世濟民，報效國家；而蔡京打著變法的旗號，甚至用著變法的手段，謀求的卻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於小人而言，無所謂對與錯，也不存在正義或非正義，只要對自己有利，錯的就是對的，非正義的也是正義的。歷史上的小人，無一不是才能卓著，但最終他們的才能越大，對國家的危害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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