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第54章 什麼不是「中國夢」(2)

令人絕望的是，40年來美國醫療費用佔GDP的比重從來沒有下降，而是不斷地攀高再攀高。在美國100萬億美元的隱性負債中，醫療開支的「貢獻」最為突出，而且還將繼續突出下去。

美國的醫療系統，越來越像羅馬時代的包稅商和承包商制度，成了侵吞全民稅收的第一大窟窿。醫療不改革，美國財政必將被拖垮。

奧巴馬看到了醫療費用膨脹下去的危險，就如同他看到了華爾街的貪婪一樣。他動不了華爾街，同樣也動不了醫療體系。

美國政府對醫療系統「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是美國醫療費用持續惡性膨脹的根源。《時代周刊》評論道：「美國的法律不僅阻撓政府限制藥物價格，還規定最大的買家（即聯邦醫保）不能議價，這是國會送給製藥公司的永久大禮（國會還接受了他們的理由，即不受限制的葯價和利潤是研發風險的必要保障）。國會曾多次禁止美國健康與社會服務部下屬的醫療保障和醫療補助中心，與製藥商協商藥品價格。聯邦醫保只要確定平均售價，再加6%的補貼。」這簡直就是北宋商人運送糧草到邊地，邊地官員高估費用，再加上商人利潤的做法的美國現代版。

如此荒誕的政策，只能說明法律制度在貪婪面前已經失效，全民稅收被少數豪強大戶所劫持。

奧巴馬不敢動製藥公司的利益，更不敢動保險公司的蛋糕。他曾經試探著宣布成立一個國有保險公司來與私人保險公司進行競爭，不料遭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反對，媒體更是一片嘩然，指責奧巴馬是在搞社會主義，甚至冠以納粹的帽子。一些人公開宣布要刺殺奧巴馬，甚至帶槍去闖奧巴馬的競選集會，嚇得奧巴馬趕緊收回提議，迴避了最重要的降低醫療成本的關鍵措施，使醫療改革名存實亡。

簡單地說，沒有醫療保險，在美國生活不亞於超級冒險，不是因病返貧，而是一病破產。正是因為保險費用昂貴無比，導致了美國5000萬人無力承受，奧巴馬的醫改降低不了醫療成本，只能以全民稅收來繼續補貼豪強大戶。

奧巴馬的醫保改革強制這5000萬人買保險，無異於再次向豪強大戶進貢，保險公司做夢都能笑醒過來。

對於一個年收入5萬美元而沒有醫療保險的自由職業者而言，如果購買「奧巴馬保險」，每年的保險費用將高達7200美元，4倍於正常保險的價格，而且真看病還要先自付14000美元，保險加看病的費用高達兩萬美元以上，占稅後收入的60%！

這是保險嗎？這是打劫！它不是服務於民眾，而是造福於保險公司、製藥公司和大醫院。

你如果嫌太貴，不想參加行不行？不行。「奧巴馬保險」屬於強制保險，拒絕參加將被罰款，你將收到每年高達4000美元的罰款單！你要是不交，先是駕照被吊銷，對於「輪子」上的美國人而言，這等於砍掉你的雙腿；如果連續24個月拒絕交罰款，而你恰好擁有房產，那你的房產將被加上政府的索取權，這意味著你將有可能喪失房產。你一怒之下準備賣房，對不起，這筆累計的罰款及利息將首先被政府扣除。

有限看病，無限責任。這就是「奧巴馬醫保」的真諦。

金融改革只及皮毛，醫療改革更是捨本逐末，政府已經無力扭轉財富分配的格局，美國制度性糾錯的神話可以休矣！

奧巴馬任內的兩項重大改革，並不是在抑制財富兼并，而是在助長豪強大戶瓜分社會財富的貪婪之心。平民出身的總統，卻沒有救助平民，他既沒有格拉古兄弟的勇氣，也沒有王安石的品德。

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第二次財富兼并大潮，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勢頭還在繼續強化，正常狀態之下的一切改革，都已不能阻擋財富兼并的步伐，貧富分化的矛盾將更加尖銳，下一輪金融危機的烈度將進一步升級。

如果歷史可供借鑒，那麼美國正在步入財富兼并、稅負不公、財政虧空、貨幣貶值、階級對立的惡性循環。

什麼不是「中國夢」

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羅馬、北宋、美國分別代表了貨幣經濟大爆發的三次浪潮，儘管它們相隔千年，跨度萬里，但卻呈現出相當類似的邏輯線索。沿著這一線索，人們不僅能夠審視過去，分析現在，還能遠眺未來。

當今的「中國夢」理論，應該放在歷史的參照系下，才能呈現出更加完整的輪廓。

知道「中國夢」是什麼的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麼不應是「中國夢」。

一個豪強當道、精英貪婪的社會，不應是「中國夢」！

一個財富兼并、貧富分化的社會，不應是「中國夢」！

一個稅負不公、財政虧空的社會，不應是「中國夢」！

一個貨幣貶值、資產通脹的社會，不應是「中國夢」！

一個民力枯竭、內憂外患的社會，不應是「中國夢」！

中國有豪強大戶嗎？目前沒有，但未來可能有。

1949年新中國建立，在隨後的30年裡，中國社會基本上消除了貧富差距，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超大規模的均貧富實踐，相當於全中國進行了財富分配的「清零」。

均貧富就一定是繁榮富強的社會嗎？答案是否定的。

綜觀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制度之下，社會都是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結構，即居於社會頂端的10%的精英，與位於底部的90%各階層普通民眾，只有這一結構才能保證社會穩定。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每一個時代都有人試圖實現完全平等的社會，但這一目標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即使短暫地出現，也不可能穩定地持續下去。

由於每個人的勤奮不同、性格不同、資質不同、環境不同、機遇不同，最終的差距乃是邏輯上的必然。在任何一個社會裡，總是存在著10%左右的勤奮和聰明的人，只要政策不壓抑他們的工作熱情，他們總是能在社會中很快地出人頭地。他們中也許有人藉助了父母、家庭、社會關係方面的優勢，但更多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和聰明好學，從而獲得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擁有了大筆財富。他們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壓制這批社會精英的熱情，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活力、動力、機會和夢想。

鄧小平提出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有效地調動了中國社會精英群體創造財富的巨大熱情，他們中大多數人敢為天下之先，敢冒令常人卻步的風險，開動腦筋，打破慣例，勇於創新，獲得了事業發展的第一桶金。他們的行為在一個沉悶已久的社會中，發生了明顯的「鰻魚效應」，刺激了更多的人萌生出創造財富的雄心壯志，帶動了整個社會的財富大躍進，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貧窮的面貌。

既然10%的社會精英主要通過自身的努力創造出大量的財富，他們理所當然地應該獲得社會的鼓勵和保護，在財富分配的蛋糕中享有較大的份額，這既是獎勤罰懶的宗旨，也是激勵財富創造的手段。

1979年之後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重新向歷史的常態進行回歸。30多年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財富的爆炸性增長，社會階層正在重新出現，豪強大戶開始生根，利益集團勢力漸現，貧富差距顯著擴大。這是一個社會關鍵的轉折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另一方面財富兼并也開始出現了苗頭。

在生產率快速提高的普遍繁榮時期，富人快富，普通人慢富，社會對富人的態度主要是羨慕；在生產率增速顯著放慢，繁榮僅限於部分區域或行業時，富人財富增長往往更快，而普通人的實際收入增長則出現了停滯，這時社會情緒是對富人的嫉妒；如果生產率增速停滯，富人開始通過財富兼并，而不是財富創造來獲得更為驚人的利益時，進取精神將異化為貪婪過度，普通人的收入出現下降，社會對富人將普遍仇恨。

所謂對富人的羨慕、嫉妒、恨，其實並不是同時發生，而是逐步展開的。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數時間裡，社會對富人的主流態度是羨慕；從2000年到金融危機之前，則逐漸增加了嫉妒的成分；2009年以來，「仇富」這一字眼出現的頻率開始明顯升高，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惠及的範圍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一般而言，在普遍繁榮時期，富人獲得財富的比例可以更高些，這時社會的容忍度更大；而局部繁榮時期，富人需要剋制貪婪慾望的無限膨脹，忍受正常的財富分配比例；在經濟停滯或衰退時期，富人則必須作出妥協，這不僅有利於社會情緒的穩定，緩解仇富心態的加劇，同時，普通人收入的提高和消費的增加，將給富人帶來更長遠的利益。

問題是，10%的富人究竟應該佔有國民收入的多大比例才恰到好處？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抱怨中國社會的數字管理的精細度嚴重落後於西方。他的觀點沒有錯，不僅歷史上如此，現代中國仍然遠落後於西方。

中國的統計部門沒有精確的社會財富分配數字，人們不知道目前中國最富有的0.1%、1%、10%的階層，分別佔有國民收入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也就無法清晰地了解貧富分化的問題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更不用說過去60年、100年的歷史數據。學者們只能憑感覺說話，政府的精準決策也會受到影響。

如果借鑒北宋的歷史經驗，財富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到宋仁宗晚年，北宋6%的權貴和富人集團，佔有全國土地的60%～70%，席捲了國民收入的一半。北宋也正是在宋仁宗的盛世之後，開始糾正尾大不掉的財富分裂的危機，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美國的經驗表明，10%的富人集團如果佔有國民收入的比例超過50%，經濟必將崩潰，社會也會陷入危機。

事實證明，如果10%的富人階層席捲國民收入超過50%的臨界點，他們的勢力將強大到足以阻撓任何改革的程度，制度性糾錯機制將會失靈，國家的命運將處於興盛和衰亡的拐點附近。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北宋僅僅維持了30年的停滯局面，隨著富人集團更劇烈的財富兼并，在最後的20多年中，北宋的社會經濟迅速走向崩潰。

美國是另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案例，2008年之後，10%的富人集團已突破了50%的國民收入臨界點。如果不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或劇烈的社會衝突，那麼制度糾錯已然無力回天。奧巴馬金融改革和醫療改革的失敗，正是這一論點的明證。在如此懸殊的貧富分化之下，任何經濟復甦的期望都只能是海市蜃樓的虛幻。也許美國還能維持20年～30年大致穩定的局面，而財富分裂仍將不可救藥地繼續加劇，直到最後階段的劇烈惡化。

可以說，10%的富人佔有50%的國民收入，乃是一個國家命運盛衰的臨界點，它的重大意義不亞於「18億畝耕地」的農業紅線，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這一臨界點都必須嚴防死守。突破這一底線，貪婪將異化為社會的癌細胞，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它們瘋狂掠奪其他細胞的資源，直至器官衰竭，生命停止。

中國應該將社會財富分配的原則和比例，明確寫入憲法。不如此，則不足以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房地產與財富分配

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必須完全退出市場，否則將會扭曲市場經濟。很多人誤以為市場是平的，而實際上，市場永遠是彎曲的。

歷史證明，政府如果對經濟採取完全的放任政策，無論是羅馬帝國時代的無經濟政策，還是北宋的「不抑兼并」方針，或是現在美國的「去管制」潮流，結果都是財富分配的極度失衡。越自由的社會，財富分裂就越嚴重，其結果不僅將摧毀經濟繁榮，也將導致國運逆轉。

人類有史以來的全部活動，無非就是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兩大部分，其他行為均是其衍生之物。研究如何高效率地創造財富的理論屬於經濟學，而討論如何合理分配財富的理論屬於政治學，只有結合財富創造和分配的政治經濟學，才能透視國家命運的全貌。

政府應該儘可能少地干預市場，但必須強有力地保護財富分配的原則。

最鮮活的例子就是政府到底該不該管房價，又該如何管理房地產市場。

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房價應由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無論高到什麼程度，只要有人願意出更高的價格，它就是絕對合理的，政府的任何干預完全沒有道理。

但如果從財富分配的原則看，上述論斷就必須面對歷史證據的挑戰。北宋6%的豪強大戶佔有了60%～70%的土地，羅馬帝國6個超大型地主擁有阿非利加一半的領土，這是否符合市場經濟？羅馬帝國的崩潰和北宋王朝的滅亡，已經有力地回擊了市場決定一切的觀點。

畸形的房價，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社會財富分配的普遍不公，越是大型城市，扭曲的程度越嚴重。「房姐」「房叔」們佔有了幾十上百套住房，而他們僅僅是暴露出來的冰山一角，房產普遍存在的高房價和高租金現象的根源是流通量不足，而不是絕對存量不夠。

沒有房產稅，等於北宋豪強圈佔大半土地而不納稅，富人只需持有房產坐等升值即可，他們並沒有出租房產的動力，因為租金收益並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同樣也沒有賣房的意圖，因為貨幣貶值而房價必漲，晚賣比早賣更合算。中國城市普遍存在的大量空置房，就是這一現象的明證。在空置率的問題上，再次凸顯了黃仁宇的觀點，統計部門竟然說不清楚空置率到底有多高！15%？20%？30%？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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