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第32章 東歐欲曉，中日工業化的角力(6)

但是在道奇計劃中，美國人單方面制定的單一匯率為1美元兌360日元，這樣日本縫紉機在國際市場的價格就變成了66.67美元，競爭力將大幅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只有通過補貼才能抵消匯率過高的不利因素，保證出口貿易的順利發展。當邁出艱難的第一步后，隨著經濟的復甦，兩年之內，縫紉機的月產量從3萬台迅速增加到13萬台，生產成本則不斷下降，當政府不再補貼時，日本的企業照樣能夠實現利潤。到1960年，縫紉機的製造成本從26000日元直降到4300日元，在國際市場中賣到十幾美元還能賺錢，此時，日本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變得難以抗衡。

單一匯率儘管開始對日本並不十分有利，但一旦靠上了美元帝國所貫通的世界市場，那麼日益增長的生產規模和不斷下降的成本，將逐漸抵消匯率的不利影響，而後，固定匯率將越來越有利於日本的出口貿易。

道奇路線奠定了平衡的預算，緩解了通脹壓力，實現了單一匯率，這一切只是建成了日本經濟起飛的跑道，真正起飛所需要的加速度，還是來源於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

「朝鮮景氣」為日本帶來了23億美元的超級戰爭紅利。棉紡業的十大公司的利潤增加了9～19倍，其中90%的利潤形成了資本積累，鋼鐵、化纖和造紙業取得了相似的利潤增長。再加上美國給日本提供的18億美元的援助，日本在歸順美元帝國的選擇中，在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經濟恢復階段，總共獲得了41億美元的「好處費」。不過，背靠著急速擴大的國際市場，日本工業的規模迅猛擴大，同時，日本從世界所吸納的海量新技術，進一步提高了日本產業的利潤率，對美元帝國的依附所贏來的海外訂單「紅利」，遠遠超過了美國真金白銀的援助。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工業化的變軌與加速

日本工業化的底子雖然是明治維新時就打下的，但到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已經被蘇聯的兩個五年計劃大大地甩在了後面。8年戰爭下來，日本的國民經濟全面轉向戰爭機器，工業化的深度與廣度，已嚴重落後於美國和西方國家。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曾考慮讓日本生產重武器系統，以便就近供應朝鮮戰場，但美國的工業專家到日本考察了一圈之後，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日本的工業技術已嚴重落後，根本無法滿足美軍的需要。

當1955年來臨之時，中國的工業化在蘇聯的幫助下，正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而日本雖然從戰後的廢墟中，成功地完成了復甦，但卻是以輕工業為中心的「淺工業復甦」，重工業的技術水準，甚至不如中國直接引進的蘇聯最先進的工廠。如果從硬體條件看，中日雙方大體處於同一工業化的水平上。

但是，這一年也是中日工業化發展戰略錯位的關鍵拐點。中國仍把鋼鐵視為工業化的核心，而日本卻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電子工業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性，並將自動化作為新的發展目標。這種戰略眼光的差距，在隨後的15年中，把中日之間的差距擴大到難以追趕的程度。

日本人對新產業的頓悟，讓他們意識到原來的戰爭行為是多麼愚蠢，石油在世界市場的充分供應，使佔領中國東北煤炭能源基地顯得毫無必要，石油化工帶來的廉價、豐富、優質的合成橡膠，讓南下掠奪東南亞天然橡膠的軍事行動成了不可理喻的冒險。在石油化工成千上萬的衍生品海洋里，輕工業的原料來源幾乎獲得了充分的滿足。日本決心放棄軍事侵略的立國傳統，因為既沒有必要，又沒有好處。

石油化工取代了農業，成為輕工業的主要原料來源，電子工業和自動化則是工業化的加速器，有了這兩個撒手鐧，只要石油來源由美國保證，日本通過工業產品來征服世界，就遠比用軍刀馬靴要簡單得多。

中國和法國一樣，雖然贏得了戰爭，卻輸掉了經濟。

正是在這樣的經濟戰略之下，1960年日本人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通產省的經濟戰略眼光，遠高於中國當時的計劃經濟制定者，他們首先在重化工業中，指定應該優先發展的種類。其中包括：石油精鍊、石油化工、人造纖維、機動車、工業機械、飛機、電子工業等。然後給這些行業提供絕對的保護和發展援助。為了避免國外產品對這些日本戰略行業的激烈競爭，通產省拿出了進口限額、進口許可證、高關稅、對國內產品優惠的商業稅等五花八門的貿易保護手段。

當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后，直接的財政補貼過於扎眼，對於戰略行業的發展，日本通產省怪招迭出，令人防不勝防。當造船業需要補貼時，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錢，而這時日本市場上食糖的價格很高，利潤豐厚，政府就對造船業提供食糖進口許可證，讓他們在國內食糖市場中賺足了差價，作為政府的變相補貼。僅這一招，就讓日本造船業的出口價格降低了20%～30%。

為了加快戰略行業的快速發展，日本開始了瘋狂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浪潮。在進口最新機械的補助金制度上，實行進口價的一半由政府出，國內同類廠商的成本，政府也支付一半的財政補貼。對企業設備實行特別折舊制度，加速設備更新，擴大資本積累。日本政府規定，企業購入新設備的當年，就可以提取相當於設備價格50%的折舊費，從利潤總額中扣除，不需納稅。在政府的鼓勵下，各企業競相增加投資，更新設備。1961年，民營企業的設備投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竟高達23%！此外，日本發展銀行和日本進出口銀行等政府財政機構，還為戰略行業提供長期的低息貸款，而且貸款的成本在利潤中被先期扣除，因而也不需要納稅。

通過各種政策和金融手段，日本企業在世界發達國家中的稅負最輕，1972年日本企業總稅負為21.2%，美國是28.1%，德國則高達36%。

政府、工業家和金融家採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為國家戰略性的工業，受到政府的精細保護和悉心扶持。對於這些行業，通產省和大藏省為企業提出詳盡的行政指導，當他們認為產量過高時，就會建議企業減產，當他們認為投資過多時，會提出投資調整。企業也願意接受這些指導，它們總是蜂擁在政府周圍，以獲得好處。政府對一些企業極為偏愛，對另一些則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見或通知，只要是來自通產省，任何企業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會被打入冷宮。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時的「窗口指導」，也是在日本被廣泛接受的行政指導。它與政府對整個經濟政策密切相關，相當於經濟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對各家銀行的放款總額設置一定的上限，當各銀行來到央行窗口時，這種指示是一種「單純的暗示」，但是，這種暗示卻總是被無條件地接受。在各銀行貸款總額受到行政制約的條件下，它們將優先貸給財閥客戶。對於大藏省來說，資金的供應是基於特定政策的考慮而採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過十年的發展，日本的產業結構朝高利潤率的方向急劇轉化。在工業領域中，重化工的利潤率高於輕工業，重化工業1955年占日本經濟總量的51%，1965年達到了64%，1975年則高達75%，創發達國家的最高紀錄。從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業生產擴大了17倍，其中老產品比重僅佔60%，而新產品，特別是電子和石油化工產品的比重則急速擴大。

日本經濟的發展模式與西方自由市場競爭的模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計劃性的特點十分鮮明。日本政府在工業化變軌與加速的關鍵轉折關頭，高瞻遠矚、魄力驚人，對戰略性行業的支持力度堪稱成功的典範。正確的戰略、完美的執行、悉心的指導、大力的扶持和精細的保護，是日本戰略產業獲得巨大成功的關鍵要素。

關於競爭，日本的觀念與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但不是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是企業集團之間的競爭。公司僱員之間的和諧，對公司的獻身精神，是被日本社會認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僱員之間的競爭則不被鼓勵。所以在國內，日本企業集團存在著競爭；而在國外，則體現為日本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同與外國企業進行激烈的競爭。

日本經濟學家都留重人曾驕傲地升華了日本的奇迹：「『凱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講過這樣一段話，根據過去的經驗，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現實的。即使有很多發明創造，能夠提高得更多些，我們的社會對於1%以上的增長率，也是不能輕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適應的。在過去的幾百年裡，英國大概有過一兩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時候。但是，一般來說，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計算，總多少要低於1%。』凱恩斯的這番話是在20世紀陰暗的30年代中期說的，他在演講之際或許在心理上受到了當時的悲觀主義的影響。然而，歷史卻可以證明，大英帝國從1860年到1913年這光輝的半個世紀里，每人實際收入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9%。因而，當時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懷疑凱恩斯的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實際收入的增長率，在20年間幾乎一直保持在年率8%以上的水平。面對這一事實，凱恩斯將何言以對呢？」

即便考慮到1860—1913年的半個世紀中，英國執行的純正金本位的堅挺英鎊，與1945—1971年，金匯兌本位下與疲軟美元之間的貨幣貶值因素，人們也必須公認日本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的確大大高於英國人的時代。不過，一個客觀因素是當年的工業革命並沒有擺脫對農業的天然依賴，1%以下的收入增長，真實地體現了農業增長潛力的極限。如果沒有工業革命，經濟的實際增長僅在零的上下波動，這就是為什麼農業社會上千年的社會經濟，基本處於停滯的狀態。只有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當石油化工產品大規模取代農業原料，從而突破了輕工業的增長瓶頸時，國民收入才具備了以更高速度增長的可能。

工業化曾給西方帶來了繁榮和富裕，工業化進程中，各國對原材料和市場的爭奪，也給世界帶來了戰爭與災難。當工業化開始在東方擴散后，世界經濟與金錢的權力天平，開始向東方傾斜。中國與日本，無論選擇哪種路徑，也不管要經受何種挫折，前進的方向始終是通過工業化來實現富裕和強大的夢想。亞洲的所有國家，將陸續跟進這一歷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與壯大，將日益打破美國戰後一家獨大的局面，世界將越來越呈現出戰國時代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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