湊字數6之湖廣

我們熟悉的「湖廣」一詞多出現在和清朝有關的歷史中。作為地名，主要指湖北、湖南二地。其實湖廣一詞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元朝。

元朝設湖廣行中書省，簡稱「湖廣」、「湖廣省」，轄長江以南、湖北、湖南大部、廣西、海南全省、貴州大部、雷州半島。元朝時的湖廣大致包括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廣西、海南全省及貴州大部、廣東雷州半島。明朝清朝的湖廣指湖北湖南。

湖廣或「湖廣行省」、「湖廣省」，為元朝和明朝時期直屬中國中央政府管轄的國家一級行政區。

明朝設湖廣承宣布政使司，也簡稱「湖廣、「湖廣行省」、「湖廣省」，轄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清朝設湖廣總督，轄湖南、湖北。

湖廣行中書省，全稱為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為元朝時直屬中央政府的一級行政區，簡稱「湖廣」或「湖廣省」，在當時曾被稱為鄂州行省，潭州行省，湖廣行省。

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荊湖等路行中書省，因擬取鄂州而別稱鄂州行省。十四年(1277年)，並鄂州行省入潭州行省，治所長沙。十八年(1281年)，遷省治到鄂州，治所武昌（今武漢武昌）。

湖廣行中書省為全國的10個行中書省之一，轄境包括今長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廣西、海南全省及貴州大部、廣東雷州半島，下轄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興國等30路。今湖北、湖南西部、陝西南部地區屬於四川行省管轄。

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其他稱謂有「湖廣布政使司」、「湖廣布政司」，簡稱「湖廣」，民間簡稱「湖廣行省」或「湖廣省」，明朝時期直屬中央政府管轄的行政區，治所武昌（今武漢武昌），為明朝15個「布政使司」（即「承宣布政使司」，即當時的2京13省）之一，轄地為今湖北、湖南全境，下轄16個府。（武昌府、漢陽府、黃州府、承天府、辰州府、德安府、岳州府、荊州府、襄陽府、寶慶府、鄖陽府、長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寶慶府）。

明代分長江以北、大別山、桐柏山以南的河南行省南部併入「湖廣」，長江不再成為行政區劃的界限；明初，兩廣與江西、湖南分開。由於廣西壯、黎、瑤三個民族反明起義猛烈，明朝皇帝朱元璋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及廣西門戶欽、廉州劃歸廣東。

湖廣自古至今有魚米之鄉的說法，「湖廣熟，天下足」首見於明代李釜源撰《地圖綜要》內卷：「楚故澤國，耕稔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清乾隆時還有過「湖南熟，天下足」的說法。當時包括長沙在內的整個湘北地區已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地。

宋元時期，湖南的糧食生產雖有很大發展，但全國糧食產銷中心仍在江浙一帶，民間流傳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到明清時期江浙農村轉種棉花，成為全國棉紡織業中心，江浙糧食已不能自給，需從湖廣一帶輸入，「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遂演變為「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湖南地區的糧食產量有很大的增長。明代湖南糧食外運數量相當大，如1429年（宣德四年），「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糧二百二十萬石於淮安倉」。1472年（成化八年），定全國運京師糧共400萬石，其中湖廣、江西等地「南糧」324萬多石，占絕大部分。到明代後期長江下游的糧食多依靠湖廣等地供應，如安徽的徽州糧食「大半取於江西、湖廣稻以足食用也」。

糧食產量的增加，為糧食生產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條件。明初由於政府採取了招撫流亡、放還奴隸、勸課農桑等有利於經濟恢復的政策，全國人口迅速上升。1371年（洪武四年）國都南京的人口達20萬人。據明嘉靖《長沙府志》載，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長沙府的人口達50.9l萬人，這在當時是個可觀的數字。清代前期，全國人口增長幅度更大，從1741－1790年（乾隆六年至五十五年）人口由一億多人增加到三億多人。由於人口的增長城市就業人數（工商業者）的擴大，要求農村提供更多的與城市人口增長比例相一致的商品糧。有不少地區特別是蘇州一帶人口密集地區出現了「本地所產米穀，不足供食用」的局面，不得不依靠商人從外地販運糧食來接濟。據《清史稿》記載，1775年（乾隆四十年）僅崇明一個縣就從外地運進糧食30餘萬石。因而長途販運糧食量劇增，全國各地之間形成了固定的糧食供應關係，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糧食市場，長沙便是著稱於全國的米市。當時浙江、江蘇的糧食多仰給予江西、湖南、廣東等地。據《長沙縣誌》記載，早在康熙（1662－1722）末年，「浙江及江南蘇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豐收之年，亦即仰食於湖廣」。其時，湘米年輸出在500萬石左右，故「湖廣熟，天下足」為全國人民所樂道。

同時，明清時期兩湖糧食的外運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高度重視。從明清《實錄》中查得兩朝共86年次的外運記載，涉及14個省區，計有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貴州、河南、陝西、甘肅、四川、江西及京城，也就是說內地絕大部分地區與兩湖形成了糧食供銷關係。其中以長江下游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區對兩湖糧食的依賴性最強，在86年次中佔33年次，其次是貴州佔15年次，再次是兩廣、福建佔11年次。長沙在兩湖糧食供應中又佔有重要地位。為了平糶和賑災，湖南府縣兩級普遍設立了常平倉，並規定了定額，據嘉慶《長沙府志》記載，1765年（乾隆二十九年）長沙府儲谷量達62359石，定額為12000石，溢額率達419.7%，是湖南省最高的。長沙府所轄各縣儲谷也達4.1—7.8萬石，在縣級常平倉中也是最多的。

湘米的大量外銷，長沙米市的興旺，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經歷了從農田荒廢到復耕中興的過程。1368年（洪武元年），明政府詔令「許民墾闢為己業，免徭役三年」；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又詔令凡「洪武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宣宗（1426－1435）時更規定「墾荒田永不起科」。長沙府地方官吏忠實執行了這一政策。如洪武中，湘潭知縣王叔「政務休養，勸民耕種，不數年麻菽遍野，戶口倍增」；醴陵知縣黃彥正修舉廢墜，綜理合宜，招撫流移於列邑」；以致長沙地區農業生產恢復甚快並得到大規模發展。明嘉靖《長沙府志》載，1391年長沙全府已有官民田地、山塘共3.209萬頃64畝。

明末清初又重複了元末明初的情況。從明末清初戰亂到清康熙初年「三藩」叛亂，湖南土地大批拋荒。清政府自康熙開始採取封官的方法大力獎勵墾荒，如規定：「貢監生員民人墾地十二頃以上，試其文義通順者，以縣遠用；不能通曉者，以百總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不能通曉者，以守備用」。對地方官吏則實行「有田功者升，無田功者黜」的政策。1665年（康熙四年），湖南長沙、衡州等屬，墾田3133頃16676畝，1667年增至3190頃50畝。上升趨勢一直延續到乾隆（1736－1795）年間，如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湖南田地共13.8923萬頃81畝，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增為31.2287萬頃98畝，81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據《清文獻通考》統計，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724年（雍正二年）39年間，全國增加田地．近76萬頃，增長12.5%，而湖南增加田近17萬頃，佔全國增長田土的22.4%，增長率達122%以上。長沙地區的田土增長更為顯著，如瀏陽縣清初官民田地塘面積為3974頃62畝，1691年（康熙三十年）增至6941頃，到1738年（乾隆三年）增至8942頃48畝。可見，清政府獎勵墾荒的政策措施，對擴大耕地面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地方政府適時採取一些減免賦稅的措施，也對促進農業發展起了一定作用。如1653年（清順治十年）湖南巡撫疏請減免瀏陽田賦，清廷准賦額減至53000擔。

明清時期，長沙農村的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技術都有所發展。明洪武間開築大石壩，溉田數千畝；萬曆間善化知縣唐源修築龜塘，袤延20餘里，蔭田數千畝；隨後知縣胡鋒又開築塞塘、蓉塘、車戎塘、谷塘等。成化（1465－1487）年間，寧鄉縣民謝宗璽等還捐資修築大陽壩，可灌田l萬頃。到清代長沙地區的農田水利建設又有發展，如1644年（順治元年），寧鄉縣雙江口、泉塘等地開始築堤建垸，先後建成同心圍、徐家洲等16垸；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善化縣修築象鼻壩，可蔭田3干余畝。又如寧鄉縣自乾隆以後，大力「鑿井挑塘，築壩蓄水，點滴不肯輕泄；沿河兩岸橫江累壩，架筒車汲灌」。耕作、施肥等農業技術也大有長進，水田、旱田各不相同。如水田施肥方法是「薅草坯燒火士，來青草拾牛豬狗糞，漚田池。栽插后，用石灰散布田中，能殺蟲、肥土。又或用棉枯、桐枯、菜枯及牛骨灰者。秋獲甫畢，即犁田蓄水，曰打白水，以七、八月為美，九、十月次之，有『七金、八銀、九銅、十鐵』之諺」，以致「稻粳無滯穗，萑葦（野草）半歿枯」。山區旱田的施肥方法則是「三伏以鋤轉土覆蓋草於下，候雨過炎蒸腐之，以美疆土。一歲種菸，再歲種薯、蕎、粱、粟，三歲種芝麻」。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長沙農村在清前中期，非常重視水利建設，施肥、保持土地肥力和山地輪作技術已相當先進，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必然大大提高，高的可達「畝歲三石」。「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譽名不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