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們可以在紐約讀這些材料……」

22 「我們可以在紐約讀這些材料……」

可是當我開始證明薩戈爾的非法行為時,代表政府的喬賈菲排山倒海般地發出陣陣抗議,企圖保護薩戈爾使他免於就自己的行為作證。面對我對政府律師的頻頻攻擊,鮑曼法官則越來越坐立不安,不斷批准賈菲的抗議。隨著惱怒和挫敗感的增加,我要求法庭允許我提出證據,即如果允許我繼續對薩戈爾進行質證的話我將證明的東西。我開始提出這些內容:

我們將提出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曾有意識地精心地企圖對即將對複查請求作出答覆的聯邦最高法院隱瞞實情這份戈伊備忘錄就沒有讓最高法院知道

根據我知道的事實,提出這種證據似乎是夠合情合理的。我沒有預料到鮑曼法官的反應會如此激烈。他從座位上站起來從上朝下瞧著我,搖著兩根手指做出威脅的姿勢:我認為這個指控是極其嚴重的,他說:你最好能夠證明這些指控。

這裡面包含的威脅是明確無誤的,就像在猶太人保衛同盟案審判時一樣,鮑曼法官還是用他的老把戲企圖用威脅恐嚇被告辯護律師的方法扭轉對政府的嚴厲指責。他想把我推上法庭受審,因為我想把政府推上法庭受審。他想對我先下手為強,正像我想對政府先下手為強一樣。

那天早晨餘下的時間可苦了我。每次我想要對證人進行質證時鮑曼就會上前切斷我的話頭:我還在等著你就聯邦檢察官有意識地、精心地企圖對聯邦最高法院隱瞞實情作證哩。我希望你立即就談這一點這可能是明天早晨報上的頭條新聞,可我要你現在就把證據拿出來。

隨著這個攻擊,他宣布上午的聽證結束,並指示我在下午兩點鐘開庭時證明那條具體指控。他起身而去,用力把身後的門砰地關上。

我們後來從法院的傳聞中得知,在鮑曼法官的更衣室里發生了什麼。鮑曼指示他的助理一位剛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年輕人去起草對我的正式指控,因為我毫無根據地對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進行指控。鮑曼說他吃完中飯回來就要看這份東西,然後把它送到律師協會紀律監察委員會去。說完他轉身就走,留下那個充滿疑惑的助理伏案疾書。

當鮑曼回來時,那個書記員對這位法官說,他不想參與起草指控被告辯護律師的工作,因為他不認為該律師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如果鮑曼法官想要呈遞指控書,他就得自己親手去寫。鮑曼怒氣衝天,卻不得不說他可以自己動筆。

進入法庭以後,鮑曼法官要我再斟字酌句地念一遍我對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指控。他假模假式地舉著一根鉛筆,說:我要徹底搞清楚你到底說了些什麼。你說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有意識地、精心地對最高法院封鎖證據。他一邊說,一邊當著法庭里所有的人把這些字句寫下來。很明顯,他想設圈套讓我上當。

我開始對薩戈爾進行質證。可是薩戈爾不回答我的問題,他學著鮑曼法官的樣子想把矛頭扭轉過來對準我。當我問他,他在午間休庭時是否查對了一個他應該加以查對的日期。法官竟然允許他做如下回答:坦白地說,德肖維茨先生,我感到你的指控勇氣如此可嘉,我覺得與其去查對日期不如出去吃午飯。

在另外一個問題上,他回答說,他只能把他的聲明建立在你德肖維茨先生在法庭上公開聲明的基礎上,而我不想就這種聲明是否確切發表評論。當我宣讀文件中薩戈爾修改過的那部分時,他打斷我的話,說:我們也可以在紐約讀這東西嘛。

聽證會已經失去控制,而鮑曼法官絲毫無意去控制形勢。有時候薩戈爾好像忘了他是個證人而不是檢察官,他忘乎所以地吼叫著命令我德肖維茨先生,我對記錄內容很熟悉,別光坐在那裡不動,提出你的問題只是當薩戈爾企圖徹底與我們調換個位置,竟然向我問起問題來時,鮑曼法官才轉向證人,說:等等,好像應該是你回答問題來著。

我問薩戈爾他是否記得,我曾對他說戈伊備忘錄是政府知道這回事的第一個確鑿證據。他的回答是:你不記得我一笑置之嗎?他的回答引發了鮑曼法官滔滔不絕的猛烈攻擊不是針對薩戈爾,而是針對我:

法庭:我要你們搞清楚,那沒有什麼可樂的。這一切結束后,我要德肖維茨教授告訴我,他打算怎麼證明這件糟糕透頂的

德肖維茨先生:我已經準備好了

法庭:請不要打斷我的話。如果他不能證明,我將考慮採取什麼紀律制裁我自己不會放過這件事,我要窮追不捨直到這件事在適當的地方得到適當的處理。

最後的結果是我有辦法通過薩戈爾自己的證詞來證明就是他出主意不讓總檢察長或最高法院知道戈伊備忘錄的;就是他在得知政府確實知道戈伊備忘錄的內容后修改了總檢察長的意見書草稿,加進了否認政府知道魯齊其他犯罪行為的話。我這樣就確鑿地證明了我提出要證明的東西隱瞞戈伊備忘錄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有意識地向聯邦最高法院隱瞞實情。證明了這一點,我有信心鮑曼法官將會撤銷他對我進行紀律處分的威脅。

我錯了。鮑曼法官不等我把薩戈爾有意識地不讓總檢察長和最高法院了解戈伊備忘錄的事實陳述完,就假裝不知我指控的隱瞞行為是指戈伊備忘錄事。

我絕對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會根據戈伊備忘錄就指責說這是故意對聯邦最高法院隱瞞實情我敢肯定,而且我認為你也知道我敢肯定,這件事遠比受賄50美元嚴重!

可那正是我提出的指控。我清楚明白地提出要證明的正是戈伊備忘錄一事:這份戈伊備忘錄沒有告知最高法院。我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在我成功地證明了我提出要證明的指控后,鮑曼法官現在要改變遊戲規則了。現在,他要我證明遠比它嚴重的指控。他裁定,在戈伊備忘錄中承認的罪行微不足道,關於戈伊備忘錄的問題,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不準再提起。

當晚電視節目中對這件事的報道很不利。一個電視評論員結束他對今天聽證情況介紹時說,如果德肖維茨能證明他的指控,那麼他的委託人就可以免於鋃鐺入獄;可如果他不能證明他的指控,那麼他就得和他的委託人一起品嘗鐵窗的滋味了。

我返回劍橋去謀划反擊事宜,與哈維西爾伏格雷特及珍妮貝克商討一番。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我應該搶在頭裡先去律師協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告鮑曼法官一狀,告他不斷對我進行威脅。我們對律師行為規範和紀律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其中並無法官可以威脅一個出以公心、提出要證明政府非法行為的律師的規定,即使這位律師最終未能向法官充分證明這一點。哈維和珍妮都肯定地說我完全證明了我提出的指控。我們一致同意,不是我正是鮑曼法官的行為應受到紀律處分;正是他提出了毫無根據的指控;正是他允許薩戈爾在證人席上對我胡言亂語喧囂怒號;正是他聲稱警察盜竊200美元是小事一樁,不值得法院認真考慮。

我給赫夫斯特拉法學院院長門羅弗里曼打電話,他是美國刑事訴訟職業道德方面的權威。弗里曼院長聽我講了鮑曼法官的所作所為後十分憤慨:這些檢察官出身的人總是想找那些跟政府作對的律師的碴兒。我看你的所作所為無可非議。我問他對我們準備控訴鮑曼法官有什麼看法,他略微沉思,然後回答說:總有一天有人會起來揭發法官的不檢點行為。可現在這麼干於形勢不利。鮑曼剛剛宣布他要退休,紀律檢查委員會裡不會有人願意處分一個剛退休的法官,我覺得他們總會找到點兒理由來為他辯護。我問他,在他看來我應做些什麼。他忠告我,最妥當的辦法是使鮑曼改變主意,三思而後行。我問弗里曼他是否願意在紀律檢查聽證會上為我辯護,他說他願意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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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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