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戰爭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會議上,蔡廷鍇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講話:『日本人這幾天處處都在向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毀,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佔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下了決心,就是決心去死。』我則當下布置:『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摘自葉挺:《一個軍人的報告》
1932年1月的歷史,按照固定的軌跡向前推進,該發生的都發生了。我所預言的日軍將在上海動手的三大徵兆,一一應驗:
1月3日,日本關東軍攻佔東北門戶錦州,正密謀策劃偽「滿洲國」。
1月18日,上海發生了「三友實業社」事件。三友實業社毛巾廠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業,所產「三角」牌毛巾因質優價廉暢銷各地,在競爭中壓倒了相鄰三的日資東華紗廠的「鐵錨」牌毛巾。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后,三友社毛巾廠的工人們滿懷愛國熱忱,成立抗日救國會,組織工人抗日義勇軍,天天在上班前操練,高唱自編的戰歌,還在廠門口高牆上張貼了一幅巨型宣傳畫,畫面是一個工人義勇軍戰士拿槍對著日本的侵略者。標題為「定要收復東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正當三友社毛巾廠的義勇軍隊員在廠區內訓練時,天崎啟升等5個日本和尚以「化緣」的樣子出現,身穿袈裟、手拿扁鼓,邊敲邊在該廠周圍轉來轉去,不時到廠門口窺探,還往裡面投擲石塊。
見他們行跡可疑,該廠義勇軍營部派人跟蹤監視,在馬玉山路(今雙陽路)趙家宅附近上前攔住盤問,幾個和尚神色慌張拔腿欲逃。就在這時突然圍上來許多工人打扮的「群眾」,一聲喊打便拳腳相加,還有人用界石猛砸,除兩名和尚逃脫,天崎啟升等三人被打得氣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醫院后不治身亡。
這批突如其來的「群眾」,就是日本間諜機關布置的漢奸,製造「中國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劃事件的,當然是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號稱「魔鬼軍人」的田中隆吉。具體操作的,則是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我當然清楚這些,以我的資訊,發現川島芳子的蹤跡並安排人把她幹掉是輕而易舉,但我沒有這樣做。一是這於事無補,日本人在上海動手是鐵定的,剷除川島芳子日本人自會安排其他人搞事,而這,則是我難以預測的。讓川島芳子繼續活動,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後,我還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來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發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勢力立即藉機而發,大肆煽動仇華情緒,孤注一擲悍然擴大事態。1月19日下午,幾千日本僑民在虹口日僑俱樂部集會,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方道歉,並懲辦兇手,賠償損失。20日凌晨2時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憲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團體「日本青年同志會」70餘人,攜帶槍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沖入三友實業社毛巾廠,縱火焚毀廠房6間和棉紗數百包,損壞織布機24台。當公共租界警亭內3名中國巡捕發現火警,急忙用電話向救火會求救時,遭到這伙暴徒襲擊,電話機被破壞,兩名巡捕被砍傷,一名巡捕被剌死。
當天下午,1000餘名日僑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樂部召開日本居留民大會,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上海市政府採取強硬手段,並決定電請本國政府加派軍艦及軍隊來滬「保護僑民」。會後有600多人持械遊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國店鋪的櫥窗,撕毀抗日標語,毆打值勤巡捕,狂呼**口號,高叫「殺盡中國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導演殺日僧、燒工廠、傷害巡警等肇事騷擾的同時,日本駐滬領事村井倉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發抗議、一口咬定殺害日蓮宗和尚的兇手是三友實業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項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須表示道歉;二、賠償被害者;三、取締一切抗日團體和活動;四、搜捕抗日團體;五、中**隊從上海地區撤退30華里。
上海日本紗廠聯合會於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長吳鐵城,如不制止反日運動,將斷絕所雇華工6萬名及其家屬30萬名之生計;自1月25日起聚居閘北、虹口的日本僑民大部分遷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於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領取槍支彈藥,並對閘北火車站、天通庵車站、八字橋一帶進行實地偵察;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寶山路、天通庵路、江灣路等處堆積沙袋、架鐵絲網、設置路障。
隨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海軍少將發出聲明,稱上海市長對五項要求如不作「滿意答覆」,決取「嚴厲對付之行動」。同時日本海軍加緊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軍艦已增至24艘,陸戰隊增加2個大隊,達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裝甲車一批。
此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已換成汪精衛。在他的妥協指示下,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後通牒,以圖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開戰。
這時的國民政府變換如下:孫科接替陳銘樞擔任行政院長后,入不敷出,蔣介石指使何應欽三天兩頭向孫科要錢,孫科一籌莫展。外交問題上更令孫科頭疼,前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引退後,孫科以陳友仁繼任。陳主張**,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蔣介石的責難,認為是「隔閡國情,徒為孤注一擲」,聲明「對日宣戰,三天可以亡國」。陳友仁一氣之下,憤然辭職。蔣介石又指使何應欽有意向日艦挑釁,引起日艦幾乎炮擊南京,孫科嚇得六神無主,賭氣自行前往上海,不幹了。這時蔣介石來到了杭州,加緊拉攏汪精衛,並派飛機去滬接孫科來杭。孫科即與何應欽、吳鐵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蔣介石在杭州西湖風景幽靜的煙霞洞舉行宴會,汪精衛、孫科、張繼、張靜江等均在座。蔣介石對汪、孫表示:「余不入京,則政府必貿然與日絕交,絕無通盤計劃,妄逞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故余不顧一切,決計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機,本我良心,盡我天職而已。」煙霞洞會議否定了陳友仁對日絕交的外交方針,成立了以親日派蔣作賓為首的外交委員會;同意了孫科辭職,商定由汪精衛出場組織行政院。1月23日,趕抵南京的蔣、汪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孫科以自動讓位姿態宣布辭職。28日,由蔣介石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會議,會上批准孫科辭呈,同時改組南京政府。新內閣由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
在孫科內閣垮台的同時,被迫辭去外交部長的陳友仁滿腔悲憤地說:「余敢正告國人,蔣氏對日的消極政策,必導致日軍的得寸進尺。」陳友仁一語言中,1月28日,日軍在上海動武,蔣介石和汪精衛趕緊把國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陽。汪精衛為了實現他同蔣介石的協議,在洛陽主持召開了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提議由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議一出,眾人反對,一說蔣介石獨裁,二說蔣介石不抗日,三說蔣介石是陰謀家。汪精衛卻一定要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而「主軍」,他知道不辦到這一點,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結果,就在會上強迫通過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參謀長。蔣介石遂發表就職視事通電全國,說:「國難至此,遑計短出;許身革命,義不容辭,進退去留,一惟黨國之命是從,始終生死,無敢或苟。」這樣,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幾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職位從「蔣主席」變成了「蔣委員長」,全**權完全操於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設計的一樣:以退為進,收服了汪精衛,逼走了胡漢民,玩弄了孫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權勢。
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系列挑釁行為,激起上海軍民的強烈義憤,強烈要求政府當局進行正當自衛,回擊外敵進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開會。
與會的是十九路軍駐上海部隊營長以上軍官。蔡廷鍇首先在會議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講話:「日本人這幾天處處都在向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毀,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佔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下了決心,就是決心去死。」
淞滬警備司令戴戟亦在會上作了戰地動員,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只有盡我輩軍人守土禦侮的天職,與倭奴一決死戰。」
作為十九路軍總指揮的蔣光鼐抱病出席並講話,他激勵說:「我們明知物質上不是日寇的對手,但有萬眾一心的精誠,就可以打開一條必勝之路。何況我們還有3萬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國嗎?下面,請葉參謀長作具體布置。」
會議期間,傳來日本海軍又有6艘軍艦、數千陸戰隊抵達上海的情報。由於我的判斷完全應驗,各級軍官均無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這對我今後指揮作戰是很有利的。
我當下布置:「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78師第156旅擔任京滬鐵路以北至吳淞、寶山之線,扼要佔領陣地。第155旅擔任京滬鐵道線(包括鐵道)以南至虹橋、漕河涇之線,扼要佔領陣地。吳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隊固守該要塞,並且與附近要塞之友軍,確取聯絡。鐵道炮隊及北站之憲兵營歸78師第6團團長張君嵩指揮。丹陽第60師黃茂權團,限明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餘沈光漢師、毛維壽師為總預備隊,在原地候命。各區警察及保衛團受各該地軍隊高級指揮官指揮。十九路軍總指揮部移駐真茹。警備司令部仍暫駐龍華。」
與會全體軍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會後,蔡廷鍇電呈國民黨政府,表明十九路軍抗戰決心:「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
同時,十九路軍指揮部發出《告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同志書》,揭露日本人「獸性鬼態」已全然暴露的事實,為避免「惶惶五千餘年之華胄,將淪為奴隸牛馬萬劫不復之慘境,」「子子孫孫千秋萬歲,都要罵我們為欺世盜名、亡國滅種不中用的東西」,發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誰敢救我」的聲明。28日,蔣、蔡、戴又聯名發表了《敬告淞滬民眾書》,曆數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種種侵略罪行和準備進攻上海的情況,表示「寧為玉碎而榮死,不為瓦全而偷生」,並提出了軍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項措施。就這樣,十九路軍全軍氣焰衝天,有了充分決心,準備隨時迎擊來犯的敵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館去。我心知肚明將有何事發生。在蔡公館頂層平台上,蔡廷鍇對我說:「希夷,上海市商會主席王曉籟以及杜月笙就要前來拜訪,我找你商量,看他們想幹什麼。」
「在商言商。他們兩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業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軍退出上海,息事寧人。」
「哼,問題是日本人肯息事寧人嗎?我必當面痛斥。」
「沒有必要,他們兩人在台前,幕後自然另有其人。」
「誰?」
「張靜江。他們兩人說不動你,張就會出面。」
不出所料,王曉籟以及杜月笙一見到蔡廷鍇,就說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話:「希望貴軍長體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駐軍,以求息事寧人,保存上海數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同人將無限欽佩。並代表上海民眾慰謝」等等。
蔡廷鍇將兩人趕走後,張靜江果然按捺不住,親自把蔡廷鍇找去說:「十九路軍素來軍紀嚴明,革命戰爭有功。上海日軍處處挑釁,如果不善於應付,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望你體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後方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上海華洋雜處,繁華之區,如果戰端一開,損失極大。倘能撤退,我可報告蔣總司令。」杜月笙和史量才也從旁相勸。蔡廷鍇堅決答道:「上海是我國領土,十九路軍是中**隊,有權駐兵上海,與日本帝國主義毫無關係。萬一日軍膽敢來犯,我軍守土有責,決定迎頭痛擊,張先生也是中國人,應接納我的意見,向蔣總司令報告。」張靜江聽罷,面紅耳赤,無法下台。杜、史二人從中緩和,史量才說張先生和蔡先生雙方都是愛國,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歡而散。張靜江的行動,顯然是蔣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給蔡廷鍇連發3次急電,謂:「著該軍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勿妄動,以免妨礙國防大計。」蔣介石又密令憲兵第6團於1月28日趕到上海,從北站下車,準備接替十九路軍閘北的防務。
蔡廷鍇又把我找去:「軍政部、參謀總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憲兵團接防,我們怎麼辦?」
「軍長有何意圖?」
「我當然準備『頂硬上』(廣東話,硬頂之意),拒不交防。」
「這樣一來蔣介石、何應欽就有了你違抗軍令的口實。雖然現在他們不能拿我們怎樣,但以後必將製造更多的麻煩。」
「那依你之見當如何處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計。」
「拖刀計?又能拖到幾時?」
「就在今晚。」
蔡廷鍇吃了一驚:「何以見得?」
「軍長,你注意到日本已發出最後通牒嗎?今晚就是最後期限。」
「上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不是已承諾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無理要求嗎?那仗怎麼會今晚就打起來?」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軍方還會繼續提出無理要求,並在我方答覆前動手。」我想起,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就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就要立即準備了!但這接防又如何處置?」
「何應欽限制下午6時交代完畢。我們就答覆何應欽,判斷今晚日寇就將動手,如果交防憲兵不熟悉陣地,將吃大虧。十九路軍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來犯即行抵抗,如今夜無情況,明日上午準時交防。這樣可對付過去,不算完全違背軍令。」
「那好,就這樣辦。希夷,今晚真的打起來,你將作何謀划?」
「閘北前線已經布置好了。如果開戰,我希望任命我為前敵總指揮,前往一線直接指揮戰鬥。」
現在十九路軍總指揮將光鼐患病,蔡廷鍇需統籌京滬一線之軍事全局,故我去閘北前線最合適。蔡廷鍇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內心的激動:四年了!自廣州起義以來四年了,我終於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場!日本鬼子,你就等著領教抗日鐵軍的厲害吧!
28日晚發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後通牒的復文是28日下午1時45分送給日本駐滬領事館的。日本得寸進尺,當晚8時30分,日方即以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少將的名義發出所謂「公告」,提出更為無理的要求:「帝國海軍為了維護閘北一帶的治安,預定配備兵力,希望撤退該地的中**隊及拆除敵對設施」,同時「命令上海特別陸戰隊準備配備警戒」,「命令由在泊艦隻編成的第1陸戰隊(乘員的30%)登陸」。日本送出該公告時又故意拖延送達,直到當日晚11時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軍的通牒,而日軍於5分鐘后,即深夜11時30分就開始向閘北的中**隊發起了進攻:日軍陸戰隊一小隊由便衣隊帶領,強佔與日軍陸戰隊司令部緊靠、屬中**隊防區的閘北天通庵車站,並以此為據點,向十九路軍發動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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