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經濟基礎

葉挺作為一名老**員，自然非常清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他在德國生活期間，也閱讀了大量西方名著，拿破崙的一句話給了他極大震撼：「決定戰爭成敗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葉挺明白，沒有現代化穩健的經濟基礎，要想進行現代化的戰爭以抵禦外侮，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葉挺殫精竭慮謀划奪回廣東的原因：廣東是當時全國最富庶的大省。如果歷史發展不出意料，中日全面大戰在1937年7月爆發的話，廣東足足有5年的和平建設時間，完全可建設為強大的抗日基地，遠超陳濟棠的「黃金時代」。

當時廣東已經陳濟棠數年建設，經濟已開始走上正軌。尤其是廣州，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都有很大發展，一躍而成為華南的「首善之區」和繁華大都市(人口達112萬)。那時，廣州市郊農民常將農產品「拿到香港市場去賣，賣了錢，一頭洋麵粉，一頭洋餅乾，挑回家吃」；「茶樓二分之一以下的廳堂生意最熱鬧，可見平民和勞動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廣州遊覽，常嘆廣州近年物質之進步。蓋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頗足眩人耳目。」

對於陳濟棠「嘔心瀝血」（確實如此）制定的、洋洋洒洒40萬字的《廣東三年施政計劃》，葉挺並不准備大改（陳濟棠之所以同意去福建，保留並繼續實施他這個三年規劃是條件之一。且其中許多項目已經啟動）。根據這個計劃，廣東將建立規模龐大的省營工業體系，並推進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全面發展。葉挺根據蔣先雲的建議（現在兩人已可通過電台直接聯繫），砍掉了其中不切實際的部分，對其進行進一步優化。作為廣東省主席的陳銘樞對搞建設興緻非常高，又炮製了一份《南粵建設五年規劃》，葉挺在蔣光鼐、蔡廷鍇支持下，對其進行抵制，堅持由自己落實廣東的建設規劃，但具體實施可由陳銘樞的省政府負責（因葉挺要將主要精力放在軍隊和軍工建設上），才算解決問題。

要知道陳濟棠如此熱衷經濟建設，中飽私囊、擴大自己的財源也是重要原因。1936年他下野時，攜帶去香港的銀元達2600萬元（1931年，整個中國政府每年財政收入才3億多元，可見陳濟棠一人之財力幾乎相當30年代初全國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手下的各級官員、軍官也有一筆不菲的非法收入。不過現在是1932年7月，廣東經濟剛剛起步，陳濟棠等人的收刮還不算多，為了避免大打出手，葉挺同意陳濟棠等離開廣東去福建時，可帶去私人收入。結果陳濟棠帶走500萬銀元，其他的官員、將領帶走幾萬、幾十萬不等，葉挺又為安置粵軍去福建的部隊（包括家屬）另支付1000萬元，這樣廣東銀行剩下的資金只有2000多萬元，加上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得到的海內外巨額捐款的剩餘，也不足3000萬元，但已非常可觀。

十九路軍領導人蔣光鼐、蔡廷鍇等都以廉潔著稱，在他們的帶動下，十九路軍上下不存在貪污問題。陳濟棠的粵軍官兵新金當時是全國最高的，為了不致引起不滿，歸順的粵軍部隊（達10萬人）待遇不變（還規定至1932年的年底前每月發雙薪）。至於十九路軍從福建入粵的部隊，待遇與原粵軍相同。除去這筆開支，以及每月給廣西的50萬元，葉挺的啟動資金只有1000多萬元，但已足夠。

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吏治，肅清貪污，以集中有限的財力。為了不致引起動亂，十九路軍對選擇留下的各級政府官員全部留用（象廣州市長劉紀文就留用），但毫無疑問其中不少人在陳濟棠時代風氣的影響下成為蛀蟲。葉挺不動聲色，以改造社為基礎，仿造後世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均由蔣先雲告知，不一一註明），大力肅貪。葉挺發布文告：「財政為凡百事業所取資，更為政治建設的命脈。過去政治之病態以財政無根本解決之方案為百病之泉源。本省財政，窘枯已達極點，無論如何困難，如何痛苦，務求達到收支適合之目的。整理財政一要開源節流，二要廊清積弊，並擬具懲治貪官污吏條例。」經改造社調查，留用的財政廳長馮祝萬以籌款應急為名，將好些稅捐項目壓低定額批給奸商承辦，葉挺即將其免職，改任以公正著稱的區芳浦為廣東省財政廳長。區上任后，隨即進行整頓稅務機關，逐漸撤銷承商，收回自辦，嚴追欠徵稅款。同時整理各項稅捐，開徵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稅，保護農業的發展，很快改變了馮任時期的狀況，財政收入從每月500萬元，逐次增至每月800萬元。原財政廳長馮祝萬被懲處，對廣東各級官員以極大震動，貪污盛行之風得到剎止。葉挺又建立一整套防貪反貪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貪污（擰緊水龍頭），又以肅貪為名將一批留用的貪官清除撤換，大大澄清了吏治，同時又以高薪養廉保證積極性，穩定了各級政府官員隊伍。

陳濟棠給廣州留下最深印象的代表作，是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市府大樓、海珠橋。葉挺接手時，各項目都未完工，於是對其進行有選擇建設。市府大樓稱市府合署，當時工程分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樓的南半部分，作為市政府辦公大樓，至於二、三期工程則停工。同樣道理，華而不實的愛群大廈當時還在圖紙階段（歷史上1934年開工），也立即下馬，節省有限的財力。至於中山紀念堂、海珠橋則繼續建設完工，其中海珠橋於1933年2月15日通車，從此一橋貫通南北市區，促進了廣州市的經濟發展。海珠橋南面的市區廣州人通稱「河南」（今海珠區），當時農田居多，葉挺趁當時地價便宜，大量購買土地，逐步將該地的農民遷去新發展的番禺、南沙等地（這些地方當時荒地多，葉挺用這些荒地置換「河南」農民的田地，大大節約了成本）。陳銘樞對葉挺在偏僻的「河南」大量買地甚為不解，多次詢問不得要領，只得實施。實際上葉挺此舉頗有深意，未來廣東的強大有賴於此，只有蔡廷鍇等極少人知道其中奧妙，對其他人則天機不可泄露也。

陳濟棠為了振興民族工商業，將荔灣西村規劃為省營第一工業區，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才，大力發展化學工業，先後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廠（水泥廠），化學工業廠硫酸分廠、玻璃廠和西村發電廠等，使西村成為廣州最重要的工業開發區。對此葉挺基本照陳濟棠規劃行事，特別是「士敏土」（水泥）堪稱積累建設資金的「搖錢樹」之一。位於西村工業區內的士敏土廠於1931年6月正式投產，很快就供不應求，獲利不菲。除民用外，以後的國防工業建設也需要水泥。硫酸廠也是如此，因為硫酸是製造炸藥的最重要原料。

其它項目如洲頭咀內港、西南航空公司（與廣西合作成立，通航廣西、四川等地，開創了廣東民用航空事業）、市立氣象台（這個重要！不然葉挺預測暴雨得來的「人中龍」稱號就要「穿煲」）及30條新辟馬路（主要是繁榮商業用途）等都繼續建設完工。

最大的建設項目是粵漢鐵路全線通車。粵漢鐵路從廣州到武漢，當時武漢至株洲、廣州至韶關段均已建成，只剩下中間韶關至株洲段尚未建成。完成此段鐵路、使粵漢鐵路全線通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歷史上1933年初的熱河抗戰，十九路軍曾組織了援熱部隊，但因韶關至株洲段未通車，部隊只好在南嶺的山間小道中步行，好不容易開到湖南耒陽，熱河就已淪陷，何應欽與日本簽了停戰協定，使十九路軍含恨而退。另外，當時蔣介石中央政府對抗日進行整體規劃，確定株洲為重要軍工生產基地（許多著名的兵工廠遷來此處），而葉挺已規劃將韶關作為最重要的軍工基地，所以韶關至株洲段粵漢鐵路的通車對全國抗日大業至為重要。

這段鐵路遲遲未建成，湖南軍閥何鍵的態度是關鍵因素，主要是害怕粵軍通過鐵路「入侵」湖南。十九路軍重返廣東后，已向全國發出通電，表示為了抗日大業，絕不主動挑起內戰，並由蔣光鼐親赴長沙與何鍵商談，私下也贈送何鍵整整100萬銀元。此時國民黨著名領袖人物胡漢民、鄧演達、李濟深等也呼籲儘快開通粵漢鐵路，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鍇等則暗示如何鍵不同意，則兩廣聯軍將二次北伐，奪取湖南。何鍵一是迫於國民黨眾領袖的壓力，二是對中原大戰時10萬湘軍被桂系輕易打垮心有餘悸（現在兩廣聯合，加上連日本人也懼怕的十九路軍，以及擴充到6個滿員師的張發奎「鐵4軍」……何鍵不敢想象），三是被100萬銀元晃花了眼，終於同意建設該段鐵路，但由廣東方面獨家出資。

葉挺立即全力規劃韶關至株洲段粵漢鐵路的建設，作為頭等大事，傾注大部分財力於此，並為此發行巨額債券。當時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極為拮据（龐大的軍費以及前清遺留下來的巨額外債、賠款，想想僅僅辛丑條約的4.5兩白銀賠款，連本代息共達10億兩！國民政府至1936年才全部付清），但財政一直未曾崩潰，宋子文居然還能奇迹般完成法幣改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間存款極為龐大（碰巧今天中國也是這個問題），通過發行國債大大緩解財政危機（當時外國金融機構對中國財政穩定的評級一直很高）。而廣東更是如此，不但民間富足，而且沿海大部分人有「海外關係」，華僑匯來巨額僑匯。當時廣東銀行的存款利息參照香港英國銀行，年息不到3%，而民間的錢莊、票號利息也最多只有5%左右（當然不能算高利貸）。葉挺發行粵漢鐵路3年期債券，每年利息高達10%！加上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的巨大聲譽、重返廣東后局面的穩定，在觀望一陣后，民間存款掀起購買粵漢鐵路債券的狂潮，還動員華僑緊急匯款，連遠在福建的陳濟棠等上上下下也派人購買升值。一時間粵漢鐵路債券發行竟達1億元！蔡廷鍇對此有點擔心，憂慮還不起利息，葉挺笑曰別說10%的利息，就是50%也付得起且穩賺有餘，蔡廷鍇才將信將疑（詳情後述）。最後粵漢鐵路債券籌集的資金達1.5億元，不但修建鐵路有餘，剩餘的也派上大用途。

資金籌足后，葉挺立即著手施工，動員粵北、湘南十數萬民工，分三班晝夜開工不停，且保證工錢、飲食、睡眠。這些地方是有名的貧窮（就算是當今全國最富的廣東，粵北山區還有幾個國家級貧困縣），看到參與修建鐵路吃飯管飽、工錢足額付給，民工都幹得熱火朝天。葉挺另高薪聘請鐵路專家負責監督施工，保證質量，結果不到半年，粵漢鐵路韶關至株洲段於1933年1月全線通車！（歷史上粵漢鐵路全線通車是1936年）。這樣屆時熱河抗戰爆發，十九路軍就可乘火車直上北平了（中間在武漢的武昌、漢口間須乘船轉換，因當時武漢還沒有長江大橋）。

行政方面，授意陳策（按照協定，海南繼續由陳策的海軍經營）將瓊崖撫黎局改建為3個縣，以提高少數民族的社會地位（註：陳策與在海南島的馮白駒的五指山紅軍游擊隊簽訂停戰協定，停止作戰，雙方各自在自己的控制區經營；對東江一帶的紅軍11軍也如此處理，紅11軍在古大存率領下退入江西根據地，葉挺則將食鹽等大批物資輸入根據地作為交換）；將三羅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飛地」，分別劃歸所在地的縣管轄，解決了長期以來的行政和社會糾紛，將雜亂的行政基層組織形式和職責不明的機構實行改革，規定在縣以下，一律設置區鄉村公所(中、小縣不設區)，明確其職權。設立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對縣長，局長等人員，實行考試，以資選拔。將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吸收到設在廣州燕塘的廣東軍事政治深造班受訓（最多的一期為500餘人）。畢業前，以3個月時間進行實地考察社會動態，然後派任縣、市長或縣、市政府的秘書、科長等職務。另在燕塘設立行政人員訓練所，將各縣現任區、鄉長分期分批調所論訓，學習行政知識，提高行政效率。

文化教育上，取消陳濟棠一手發起的「廣東復古運動」，廢止「讀經」運動，減輕學生負擔。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大力提倡職業化教育，尤重理工科，將大學文科（含經濟、法律）的比例壓至不足十分之一。葉挺為此專門頒布文告：「現代求學者仍未脫科舉時代之惡劣心理，以服務于軍政機關為唯一之出路，其危險實不忍言……基於此目的，上學校須增設職業課程，並增設職業學校。大學之文法、政、經等科之擴充，應適可而止，並悉力擴充農、礦、工等。鄉村學校尤須實行農場化。」城市教育為職業化，學生勞動化，社會紀律化，並獎勵專門技術的研究及發明。提倡民辦中、小學校，實行6年義務制教育（當時9年義務制不現實，高小文化已是「高學歷」，大致相當於當今擴招之「大專」），在葉挺施政計劃施行的5年中，全省中、小學數量和學生均增加了一倍以上；又繼續擴建了華南著名學府中山大學，創辦了勷勤大學、中山圖書館、廣州音樂學院、廣州國醫學院及數十所省立、縣立師範學校。在職業教育方面，由省教育廳直接舉辦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農業學校和第一職業學校。還仿效日本陸軍小學、陸軍中學的做法，建立起一批職業性軍事學校，學生以學習軍事工業、現代化武器使用為主，為今後的技術兵種建設儲備了大量人才。

農業是葉挺關注的重點。挺深知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農業建設上，葉挺以製糖業為帶動整個廣東經濟起飛的「龍頭」。原來陳濟棠就以製糖業賺得「不清不楚」，各大糖廠的煙囪尚未豎立起來，市面上已有其產品大量出售。原來，陳濟棠動用緝私艦艇從香港運回洋糖，換上「五羊牌廣東糖廠出品」的包裝，拋入市場牟利。僅1931年下半年，陳就走私白糖凈賺400萬元。而這些走私糖，便被廣州人謔稱為「無煙糖」。

葉挺當然不搞走私，相反大力緝私。由於廣東軍隊待遇全國第一，故原駐福建的2個海軍陸戰隊旅決定留駐廣東，歸十九路軍指揮，葉挺應承陳策，將這2個旅以及廣東海軍原有的司徒非陸戰旅，合編為1個海軍陸戰師，由司徒非任師長（司徒非原為十九路軍的團長，參加過淞滬抗戰，是蔡廷鍇「借給」陳策的），下轄的3個旅分駐粵東、粵中、粵西海岸，在海軍艦艇的支援下大力進行緝私（順便練兵）。

除打擊本省人以及香港方面的走私外，首要還是打擊日本的走私。當時日本將向華南走私作為「國策」。日本在台灣每年要召開一次「華南領事會議」，以協調台灣與華南各地的關係。在1932年5月的會議上，參加會議的有日本駐華南各地的領事（福州總領事、廈門領事、香港總領事、廣東總領事代理、汕頭領事），以及台灣總督府的局部長、台灣軍及海軍馬公要港司令部的參謀、外務省東亞局第二課長、台灣銀行與華南銀行及大阪商船的代表等，會議由台灣總督府總務部長主持，台灣總督中川健藏出席了會議。會議專門討論了向華南的走私問題。達成的協議主要有：以台灣為中心「發展」華南經濟的方策；向華南傾銷台灣產品（日本砂糖、台灣米、鳳梨罐頭等）。

葉挺規定，緝私收入30%劃歸海軍建設所有，故海軍緝私積極性極高，獲利肥厚，而廣東沿海猖獗一時的走私也日漸絕跡，日本（主要是台灣）經濟損失慘重，而廣東政府關稅收入翻了一倍不止。

對於至關重要的製糖業，葉挺採納了嶺南大學農學院教授馮銳的建議，大力發展蔗糖業，並委任馮為農林局局長，將廣東全省分為廣州、惠陽、潮汕、徐聞、瓊崖5個蔗糖區，各劃定若干耕地改種高產的渣華蔗種，在一年內就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日榨量為1500噸的7個製糖廠和附設的酒精廠，稱為稅收的重要財源。

對於鄉村建設，葉挺如上所說，邀請了著名國學大師梁漱溟進行「鄉村建設」實驗。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中國現代思想家，現代新儒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於1924年前往山東辦學，以後又在四川創辦勉仁文學院，而他在山東鄉村建設實驗中倡導的鄉學村學模式突出表現了融社會教育與社會改造為一體的思想，成為「鄉村建設派」的代表人物。

1927年，梁漱溟提出「鄉治」主張，由於這一主張立足於農村衰敗的現實，反映了農民小富階級的政治意願，因此，很快形成一種潮流。1931年，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和鄉村建設學會的成立以及《鄉村建設》雜誌的出版，標誌著「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主要領導人是梁漱溟、晏陽初、梁仲華等人。鄉建派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根本不存在階級對立。中國的出路不在於哪個黨派執政，而在於「鄉村建設」，建立「鄉農學校」，恢復「法制禮儀」，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廣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定位，有一個詞廣為人知：策源地(或曰「發祥地」)。但「策源地」也好「發祥地」也罷，不管前面加什麼定語，都不如「實驗室」來得更準確、更科學些。因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這100多年的中國歷史，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喜歡用「轉型期」來命名。歷史轉型期最大的特點，就是新文化、新學說、新技術層出不窮。每一項新思想或新技術的出現，都需要進行實驗。而廣東得歷史地理之便，開風氣之先，便被不少有志於濟世治亂的先行者選中作為他們的實驗室。於是可以看到，有人來這裡實驗洋務，有人來這裡傳播變法，有人拿這裡試驗和平改良，有人拿這裡試驗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紀末，種種實驗仍在廣東進行：有個老人來畫了一個圈，試行改革開放；有個專家來種了一片田，試驗雜交水稻……

所以1927年梁漱溟也選擇廣東實驗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時，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雖然梁本人說，選擇廣東只是因為他的好友、孫中山的部下李濟深在廣東當權。但因緣際會，廣東又多掛了一塊「鄉治實驗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譽為「最後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謂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項背。但他又不是一個僵化、教條的儒家思想者，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就是為了能在中國實現他所推崇的英國式憲政而做準備的，也是為了證明他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對。他覺悟到「英國公民的公民權、參政權、對國事的參與過問權，都是英國人自己要求和爭取來的……在民眾沒有要求的情況下，靠賞賜是不行的」(《回憶鄉村建設》，選自《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國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這理論，跟另一個也是姓梁的廣東人——梁啟超的《新民說》不謀而合，可見廣東確實是被歷史選中作為中國實驗室的。至於梁漱溟的具體實驗方法，是將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互助，進行農業技術的改革和改良，使農民生活得到改善，進而提高農民參與國事的要求和可能。這些理論和實踐，80年後的今天看來，仍然是有建設性和可行性的。但它有一個歷史條件：就是必須在「治世」中方能實現。

可惜，梁漱溟開始實踐他的理論時，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亂世時代，這就註定了他的實驗是曇花一現——果然，他的政治靠山李濟深在軍閥派系鬥爭中失敗，被蔣介石一軟禁，他的實驗也就泡湯了。後來他得到時任河南省主席的韓復榘支持，便到河南搞村治，不到一年，韓惹火了馮玉祥，不得已投向蔣介石，蔣派他任山東省主席，梁漱溟便也跟著到山東繼續實驗。可惜，在山東搞了6年多，日軍佔領山東，鄉治計劃也就全部終結。亂世之中求治，的確也難為了這樣一個只有筆杆子、沒有槍杆子、空負報國之心的文弱儒生了，這是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的悲劇。

80年過去，鄉村建設問題依然是中國的老大難問題。新一屆政府確立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國策，提到「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或多或少都暗合了梁漱溟當年的鄉治理論。

而現在，十九路軍重返廣東，李濟深主政兩廣，葉挺也就有機會讓梁漱溟再次來廣東實踐他的鄉村建設理論。

1932年，一位39歲的北京人帶著他的鄉村建設理想來到廣州，對這位當時推崇英國憲政模式的人來說，南行廣州的目的，帶有實驗的性質。在他眼裡，英國憲政一開始不是靠廣大人民，而是靠中產階級，靠有錢人，後來範圍才逐漸擴大到工人和勞動人民。因此，他認為，只有農業生產發展了，農民生活改善了，他們參與國事的要求才可能增強，這樣一來，憲政才有基礎。

在葉挺支持下，梁漱溟接辦了廣州第一中學。籌辦鄉治實驗，為什麼要擔任一中校長？梁漱溟說，「一是試辦鄉治講習所，極不願設在廣州城裡，而一中地方很寬，頗可借用一部分。所請教師也可兩方通用，很多方便；二是因為友人衛西琴（德國音樂教育家，梁漱溟的外國朋友）先生答應到廣州來辦高中師範班，也以在一中來辦較為適合。我任校長，就可以使衛先生做事便利許多。」

一周后，梁與他的弟子黃艮庸（廣東人）來到廣州的番禺新造細墟，開始了他的鄉村考察。新造細墟是黃艮庸老家所在地，那裡有一個不小的農場。梁漱溟經常來往於省城和鄉間，而以居住鄉下與青年朋友共度為多。由此，梁漱溟在廣東全面開始了試辦鄉治的實驗，而廣東「新農村」的建設，也為廣東成為抗日基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金融方面，葉挺利用廣東快速增長的雄厚財力和發行債券的巨額收入，通過香港這個對外「窗口」，甚至直接去倫敦、紐約的股票交易所，大肆進行收購。要知1932年正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最深重的年頭，無數公司、企業破產（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大批總裁、經理、經紀人紛紛跳樓自殺），剩下的也在苦苦支撐。葉挺以極低廉的價格，收購了有巨大潛力公司、企業的巨額股票（這些公司再過幾年就將全面復甦），甚至成為某些企業的最大股東，特別是美國的軍火企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度興盛的軍工生產陷入低潮，而且當時美國奉行「新孤立主義」，不干涉國外事務，本**事需要少得可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陸軍才30多萬人，在全世界排第16位，還在羅馬尼亞後面），也不賣軍火給交戰國，加上經濟大危機的打擊，使美國的軍火工業極度萎縮，股票賤如廢紙，工人大批失業。葉挺的大收購，挽救了美國一批軍工企業的生命，甚至得到美國政府的讚揚，視為可靠的合作夥伴，為以後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對於一些即將倒斃的軍火企業，葉挺出資安置其工人後，換得將這些企業的生產線運來廣東，建立起強大的國防工業，這是后話。

葉挺還使出「殺手鐧」：青霉素（自然是蔣先雲告知）。眾所周知，青霉素（盤尼西林）是20年代英國弗萊明的發明，但很難進行量產，生產一直未有突破。青霉素的生產工藝十分複雜。為保證青黴的良好生長，必須向培養青黴的營養液中輸入滅過菌的空氣。否則，辛辛苦苦生長起來的青黴和它的青霉素就會報廢。要使一個玻璃瓶中的營養液獲得源源不斷的無菌空氣已是大費周折了，而工廠中一個裝了上噸營養液的發酵罐如何獲得純凈空氣的供應將是更困難的事情。

葉挺通過中山醫科大學某一名「權威」教授，攜帶「絕密技術」前往美國，與杜邦等大公司商談合作事宜。該教授指出：一種羅馬甜瓜中內有金菌青霉素的黴菌。這種黴菌生產速度很快，產量也比青黴葡萄球菌的氧化酶高上百倍。利用這個菌種，可培養出一種產量更高的黴菌突變種；至於量產青霉素，則要建成2層樓高的巨大容罐，裡面裝上2.5萬加侖的「營養湯」，用象飛機的螺旋槳一樣大的攪棒在罐中不停地攪拌，使純凈的空氣源源不斷地通過容器內的營養湯。這樣，黴菌就不僅僅生長在營養湯的表面，而且也可以在全部營養湯內部生長。有了這兩個方面的突破，可使青霉素的產量飛躍提高。合作條件是該教授必須擁有新產品49%的股份。

杜邦公司一進行試驗，發現果然如此，不禁大喜，雙方當即簽訂合同。到1932年末，有20餘家美國公司開始大量生產青霉素（因美國強制杜邦公司公開技術，當然要支付巨額費用）。產量已能滿足一年治療100萬病人的需要。青霉素大量應用以後，許多曾經嚴重危害人類的疾病，諸如曾是不治之症的猩紅熱、化膿性咽喉炎、白喉、梅毒、淋病、以及各種結核病、敗血病、、肺炎、傷寒等，都受到了有效的抑制。那些染上嚴重疾病的人們心中又有了希望，生命又有了依託。

當時青霉素的價格與黃金相等，由此可知廣東方面從中獲利多少了！（葉挺將所得利潤全部用於購買美國股票，美國政府自然完全支持）。由於兩廣軍隊使用青霉素（其中也支援了紅軍），大大降低了戰場死亡率。當時的青霉素每一小瓶僅10萬國際單位，卻要分兩到三次注射，效果奇佳，比之現在靜脈注射一次800萬單位效果還好（這是因為經過幾十年的使用，人體產生了抗藥性），成為抗日軍隊的救命靈藥。在以後的抗戰中，青霉素成了葉挺的神奇武器，凡積極抗日的軍隊都將無償得到青霉素的治療，從而大大激發了官兵的抗日士氣。而日本軍隊則只有象過去一樣繼續倒霉、大批傷兵死於破傷風了。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