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只欠東風

1月15日，鄧演達、葉挺、梁華盛與張學良的秘使解方乘坐廣東空軍的法國大型運輸機前往北平。

不出葉挺所料，一系列大事接連發生。

1月17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表宣言，主張立即停止內戰，「保障群眾民主權利，保衛中國，爭取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鬥爭，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歷史學家認為，這個宣言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早起源）。與此同時，以極左著稱的王明、康生等聯名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步驟，強烈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把對象擴展到願意抗日的除了國民黨以外的所有黨派團體，發出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具體綱領，建立中華民族推進反日運動和組織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這個綱領後來經過宋慶齡等1779人聯合簽名公開發表，對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關王明、康生等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學術研究，參見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軍史所研究員江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劉晶芳等專家的研究成果）。這些宣言和信件，仍屬於「反蔣抗日」的範疇，中國**以「抗日反蔣」之名，目的在於聯結地方實力派與國民黨內不滿蔣介石的勢力，欲藉此推翻蔣之勢力或靠其它聯結的勢力以對抗之，但與之前**主張的打擊國民黨一切派別、特別是「中間勢力是最危險敵人」的論斷，是個巨大突破，畢竟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良好開端。

此時中國**「抗日反蔣」的立場表面上是堅定的，實則內部對此並非全盤加以肯定。**公開宣稱：在抗日的前提下，**人將不僅停止沒收土地，且將停止一切反對國民黨的宣傳和行動，直至「援助南京」。及后劉向**中央的報告亦指出：「我早就感覺到反蔣與停止內戰兩口號是矛盾的，我早和同志們討論過這問題。」

1月21日，蔣介石的特使黃紹竑來到廣州，傳達蔣介石要兩廣軍隊開往江西「剿共」、騰出中央軍北上抗日的意見，兩廣首腦早有準備，當即拒絕，隨即發表聲明，兩廣組成「抗日救**西南聯軍」，請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復失地」。李濟深、蔡廷鍇、李宗仁等在廣州對記者發表《痛論中日問題重要》談話。指出：「目前中國所最迫切需要者，為整個民族救亡問題，為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尤必須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本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覆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後中國始有生存可能。」「中國之生死存亡，全繫於中國本身之能否抗戰。」「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為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提出了「不分界域黨派，歡迎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及一切抗日民眾力量加入抗日救國民族革命戰線」的口號。

對兩廣的抗日宣言，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負責人**發表談話，指出：「關於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動，是直接對於日本大舉進攻熱河的一個回答。這一行動說明什麼，說明全中國四萬萬同胞以及廣大白軍部隊是不願做亡國奴，而決然地發動抗日的民族戰爭了。」「蘇維埃政府對於西南這次出兵抗日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蘇維埃中央政府鄭重聲明，願意與西南以及一切願意抗日的武裝部隊立即進行緊急談判，來共同商計抗日作戰大計，成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正式進行對日作戰。」

黃紹竑在廣州不得要領，但他處於超然地位，也無所謂。當李宗仁、白崇禧告知葉挺預言他將被蔣介石免去內政部長職務、就任華北軍分會參謀長一職時，黃紹竑大笑不已，謂葉挺其它預言或許應驗，但對他的預言絕對荒謬，他堂堂一個內政部長會屈居一個小參謀長？

蔣介石在兩廣的巨大壓力下，又察覺兩廣與中國**的遙相呼應，深感驚恐。在國內一片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唯恐兩廣與**這兩大對手聯合，只得發表聲明，承諾「以中日現狀為基礎，積極準備抗戰，如日人再前進一步，立即實行全面抗戰」。

面對日本越來越猖狂的挑釁，蔣介石認定日本大規模的侵略即將來臨。還在1932年，蔣面對國聯調停的失敗，感覺到僅憑中國實力抗擊日本侵略力不從心，決定必須從蘇聯方面尋求援助。3月他派時任中國陸軍大學校長的楊傑出使蘇聯；8月又派蔣廷黻博士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訪蘇；隨後再派隨從秘書、黃埔一期生鄧文儀出任駐蘇武官。選擇鄧是經過精心考慮的，因為鄧還是王明的同學，可在適當時候接觸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國的分裂狀況顯然不利於抵抗日本侵略。為了組織力量對抗日本侵略，必須使中國統一起來。而鄂豫皖的慘敗表明，武力統一是來不及的，經與陳立夫商討后，蔣決定和平談判統一中國一切武裝力量，共同抗日。

而最關鍵的莫過於與**領導的紅軍實現和平統一。在應付熱河事件的同時，蔣做出決定：尋找**談判和平統一共同抗日，此事委派陳立夫負責，秘密開展工作。陳立夫本名祖燕，是蔣介石拜把兄弟陳其美的侄兒，從小便稱蔣為「三叔」。留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回國后，從1926年初就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起，一直是蔣介石的心腹。此時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

陳立夫首先接觸剛到任的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諾夫，鮑請示莫斯科以後建議陳秘密前往歐洲，等待斯大林選擇合適的時候再進入蘇聯直接與斯大林面談。12月下旬，陳和助手張沖均化名與駐德國大使程天放同船前往德國，等候進入蘇聯的時機。

陳立夫走後，蔣又布置宋子文並經他找宋慶齡幫忙尋找與**和談的途徑。宋子文早有此意，經與宋慶齡商議後於1933年1月由宋慶齡秘密約見原**臨時中央局成員董健吾。董為宋子文在聖約翰大學的同窗學友，於1928年在河南開封秘密加入**，以傳教為掩護在馮玉祥部工作，後來馮部「清黨」，董潛返上海，在聖彼得教堂以牧師身份潛伏作黨的地下聯絡工作。他在宋慶齡的資助下，開辦了「大同幼稚園」，秘密收養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滬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以及彭湃、惲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獲得董首肯后，由宋家出資，宋子文並經孔祥熙親筆簽名，授予董「財政部調查員」身份，化名周繼吾。宋子文還交付董電台密碼一份，以交江西**當局，為日後和談時聯絡所使用。

除宋子文經二姐尋得董健吾之外，陳立夫另安排CC繫心腹、鐵道部次長曾養甫秘密尋找與**聯絡渠道。曾養甫想起了他的下屬、鐵道部勞工科的科長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鄧穎超熟悉，便要他與**聯繫。諶小岑通過覃振熟悉的進步學生翦伯贊的介紹，約北平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來南京同曾養甫見面。呂當時還不是**黨員，但同北平地下黨有聯繫，**北方局王世英便批准呂振羽去南京商談。諶小岑又通過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左恭同上海地下黨接上關係。上海地下黨派**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曾養甫布置下屬諶小岑、諶又經過翦伯贊介紹致函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表示了國共合談、共同抗日的意圖。呂教授把這個信息報告了**北平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周小舟。經各種檢驗與接觸，周小舟於1933年1月到達南京會見了諶小岑。

中國**這邊，形勢也發生巨大變化。

歷史上，**掌握紅軍的領導權是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掌握黨的領導權則是長徵到延安后）。現在，一切有蔣先雲暗中操作，將這一日期提前到1932年底，提前整整2年。

1932年8月10日中午，上海吳淞口。

從大連駛來的英國郵輪「白星」號停靠在碼頭上，一名瘦高的歐洲白人遭到海關人員的盤問。

「姓名？」

「奧托.布勞恩。」

「國籍？」

「奧地利。」

「來中國幹什麼？」

「考古。」

「對不起，你的旅遊護照有問題，請跟我來。」

這個奧地利人一下緊張起來，但被迫進入旁邊一個小房間。

裡面有數名看上去頗為精幹的青年人。其中為首一人道：「自我介紹一下，我叫袁殊。奧托.布勞恩先生，你是以個人名義前來中國考古呢，還是代表某機構？」

「我受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考古系委託，前來考察中國的瓷器文化，準備去江西的景德鎮一行。我的旅遊護照是維也納領事館簽發的，絕對沒有問題。」

對方笑道：「護照是沒有問題，只怕委託你的不是什麼大學，而是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的某機構吧（莫斯科高爾基大街是共產國際總部所在地）。你去江西不假，但不是去景德鎮，而是贛州吧！」

奧托.布勞恩一下臉色蒼白：「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你還不清楚嗎，華夫先生？」

奧托.布勞恩癱坐在地上，作聲不得。

這個奧托.布勞恩，就是著名的李德。

他是中國**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博古狐假虎威弄出來的莫須有「共產國際派來的紅軍軍事總顧問」。

「九一八事變」后，奧托.布勞恩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東北當軍事觀察員，他寫的報告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於是指派他到上海和江西的中央蘇區繼續擔任軍事觀察員，化名華夫（李德這個名字是到江西后取的），報告中國革命的軍事情況。由於**同志在紅軍中的崇高威望，博古必欲奪之兵權而後快，於是謊稱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總顧問」（實際上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當時是弗雷德.施特恩，以後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之名而著稱），狐假虎威輕易篡奪了紅軍的領導權。正是李德的到來導致了中國**和中國工農紅軍進入了充滿磨難的歲月：紅軍損失了90%以上的兵力（從1933年冬的30萬人減少到長征后的不足3萬人），中國南方的紅色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各個根據地的紅軍被迫進行大規模軍事轉移（長征）。

蔣先雲自然清楚奧托.布勞恩這個德國人如何帶著幾百美元和奧地利旅遊護照乘英國商船從大連到達上海的吳淞口碼頭（甚至其抵達上海的具體時間），如何冒充考古專家通過了海關的嚴格審查等等驚險的情節，於是通過胡底向袁殊發出指示。袁殊立即向中統頭目徐恩曾報告，徐立即安排人手在碼頭截住了這條「大魚」。

不久后，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三名常委之一盧福坦被捕后叛變，臨時中央自然懷疑盧福坦是內奸。果然，繼李德被捕后，紅13軍的軍長鬍公冕也在上海被捕（后叛變）。臨時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得轉移（歷史上於1933年1月前往江西的中央蘇區）。不料從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交通線被破壞。這是袁殊根據蔣先雲授意破壞的，當時從上海去江西蘇區，是在上海乘船前往廣東汕頭，之後經大埔進入江西，中途有聯絡站接應。中統派出的特務暗中加強了上海碼頭的盤查，1932年底，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在吳淞口乘船時被捕（后叛變，這是蔣先雲送給袁殊晉陞的「禮物」）。由於唯一的交通線被破壞，臨時中央不敢冒險，在共產國際指示下，博古等只得乘火車沿津浦路北上，從天津乘船，輾轉到了莫斯科與王明會合。這樣，左傾教條主義者大多雲集莫斯科，在江西的蘇區中央局成為臨時中央，由周恩來、任弼時、項英3人組成常委，這大大有利於**同志地位的改善。

自**同志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以來，已連續取得漳州、南雄水口大戰的勝利。特別是水口大戰，中央紅軍繳獲粵軍數萬人的武器，大大改善了裝備，又與廣東的葉挺互通款曲，消除了根據地南面的威脅，葉挺還將大批根據地奇缺的食鹽、糧食、布匹、藥品等物資源源不斷輸來（紅軍也以部分贛南的鎢砂作交換），改變了以往根據地極端貧窮的狀況，原本工商業雕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飢荒的窘迫景象，已大大得到改善。項英畢竟不是博古，這些新氣象和軍事上的連續大勝使他逐步改變了對**的看法，加上周恩來、任弼時的影響，**更加可以放開手腳大幹。

1932年8月，**、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發起樂安、宜黃戰役，殲滅西北軍27師2個半旅，接著乘勝發起南城戰役，擊潰中央軍28、43、59師，奪取了南城、南豐。戰役中紅五軍團副總指揮趙博生犧牲。自第一次反『圍剿』以來，中央紅軍已犧牲3名軍職幹部，第一個是紅3軍的軍長黃公略；第二個是紅4軍的軍長王良；這次是趙博生。

由於南面無憂，使中央紅軍得以集中8萬大軍攻打南城，加上「紅軍炮」的巨大威力，終於取得南城戰役的勝利。只有蔣先雲知道，這次戰役事關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前途與命運！

歷史上的南城戰役，直接導致1932年10月寧都會議的召開，按照外國評論家的說法，這是**一生最黯淡的時期（見作品相關：**一生最黯淡的時期——寧都會議）。

歷史上1932年10月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免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一舉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一方面接受**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從維護黨、紅軍的願望出發，對**表示充分尊重。項英、顧作霖、鄧發曾聯名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和爭論情況，對周恩來十分不滿：「他（指周恩來）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

就在寧都會議后**被搞得灰頭土臉的時候，周恩來還叫他「主席」，以致**晚年在王洪文長沙告狀事件發生的時候，還曾經說過：「恩來是個好人，不整人！」。

但寧都會議后確實是**一生最失意的時期，他曾對贛南軍區參謀長龔楚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竟凄然淚下！（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550頁）。**自己則回憶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5年8月5日）。

而現在，歷史條件已經劇變。首先，引發寧都會議的南城戰役勝利結束，這又完全符合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局的意圖，中央紅軍在**指揮下連續大捷，缺乏軍事指揮才能的項英、顧作霖等不得不顧及**在紅軍中的崇高威望。臨時中央被迫離開上海去蘇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觀察員李德又被捕（后同著名的牛蘭夫婦一起被釋放），左傾教條主義分子沒有了軍事上的依靠，也不得不藉助**的卓越軍事才能。在周恩來、任弼時等領導的推動下，1932年底，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在寧都召開了會議，決定成立軍事指揮「三人團」，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者」，補選**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實際上擔負起具體的指揮責任。

在中央核心層，周恩來、任弼時、**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准）。但「教條宗派分子」的具體工作大多隻限於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紅軍的影響力。與此同時，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

寧都會議后，周恩來還將和莫斯科有較深聯繫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它次要工作，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由**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由鄧穎超負責**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系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將原由顧作霖負責的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於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

這樣，現在這個寧都會議事實上等於提前2年召開了遵義會議，確立了**同志在紅軍中的領導權，這對即將到來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現在關鍵是蘇聯的態度。

1933年1月31日，歐洲局勢發生劇變，希特勒就任德國新政府總理，一貫叫囂徹底滅亡「布爾什維克」、充當反蘇急先鋒的納粹黨的上台，使蘇聯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此時東方的日本在佔領中國東北后也咄咄逼人。為了全力應對歐洲的危機，轉嫁遠東日本的威脅，蘇聯也鬆動了要**打倒一切國民黨派別包括「中間派」的極端主張，有條件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支持兩廣宣言的聲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了王明、康生、史平（即陳雲）聯合寫的給**中央書記處的電報稿，其要點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前提，不應該是削弱蘇維埃，不能把紅軍溶合於一般性抗日軍隊，把**溶合於一般性政黨之中。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是各派政治力量：**、國民黨和其它抗日力量在抗日基礎上的聯合和協定，各派力量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為自己的地盤負責，但服從統一指揮，完成共同的軍事計劃。國防政府應當是真正代表各派抗日力量和政黨的政府。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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