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翻著花樣兒鞏固政權

收其精兵再分權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軍區大院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兒都辦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對皇帝直接負責；第三步是設立樞密院；第四步，實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壯編入禁軍，強幹弱枝。

樞密院的設立是為了和禁軍統領互相牽制，調兵的不指揮軍隊，指揮軍隊的不調兵。禁軍是什麼？大家都認為這個禁軍就是禁衛軍，其實不是。北宋軍隊由四個兵種構成：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正規軍，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禁軍在中央和邊境；地方上的兵被稱做廂軍，相當於各地的武警部隊；鄉兵，相當於民兵預備役。藩兵一般就是在邊境上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正規軍的禁軍統帥叫殿前都點檢，相當於總司令。趙匡胤之所以能夠篡權，就是因為他之前做的是這個殿前都點檢，正規軍總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時候他妹夫高懷德①是副點檢，他們倆就能輕易把這江山給篡了。

趙匡胤深知禁軍統領的厲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后首先就把這個職務給廢了，變成了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這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的過程，總司令由一個變成了仨。他們仨都對皇帝負責，但是你能統率軍隊，調兵卻不歸你，歸樞密院。

樞密院有點兒像我們今天的總參謀部，調動軍隊都由它負責，是宋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執掌「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與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權，號稱東、西二府，直接對皇帝負責。三衙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卻無權調遣，沒有發兵的權力。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這樣可以讓二者互相牽制，利於皇帝對兵權的控制，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

比如說，你統領一支部隊，但你能調動這支部隊嗎？我調一幫人幫我回家蓋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調一個人都得上報。你能指揮這支部隊但調動不了這支部隊，樞密院可以調動但不直接指揮。統兵的不調兵，調兵的不統兵，這樣軍權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這樣，禁軍將領就好像是僱用司機，派不派車不歸你管，車不是你的，但你能開。

而且，樞密院的長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軍，這個有點兒跟今天的西方國家相像。今天西方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律穿西裝，稱呼起來也是什麼什麼先生，不是什麼什麼將軍，而且西方審判戰犯的時候，戰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裝，很少有穿軍裝的。用文官治軍，就是怕武將來干預政治。中國北宋的時候就已經這麼做了。

名將凋零心鬱悶

實行更戍法，就是將禁軍一分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遠去邊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這樣一是為了習慣勞苦不懶惰，二是為了防範兵變發生，推行「將兵分離」政策。因為，第一，根據宋朝的官制，有實權統軍的將領一半都是皇帝臨時指派的，並沒有固定的人選；第二是因為統帥並不隨地易防，皇帝讓他在哪兒守著，他就必須在哪兒守著，士兵可以換地方，統帥卻不可以。於是這樣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軍要外出作戰，則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製定作戰方略，將領還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說，這仗怎麼打，戰略、戰術之類的都是皇帝預先制定好的，將帥只是一個命令的執行者，不能隨意變動，也不許隨機應變。為了監督將領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還派監軍隨同前往，監軍就相當於皇帝的眼睛，監督將領按皇帝的計劃進行，並且還授予了他生殺大權。如果這個將領擅自做主，不聽話的話，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難道說，趙匡胤就能保證他以後的每個皇帝都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軍事家？帶兵的將軍不能擅自修改作戰方略，但他的敵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隨意擺放嗎？可見，禁軍的選練、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而趙匡胤對軍隊的控制欲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

趙匡胤即位之後，還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徵兵，挑選精壯的士兵補充禁軍，還經常親自訓練、校閱，給予很高的待遇。為了挑選合格的士兵，趙匡胤還挑選強壯士兵作為模範，送到全國各地，讓地方照樣招募。後來發現這樣很不方便，於是改用木偶，按照規定尺寸製作木偶，將做好的木偶再下發給地方官，讓他們按照模型來挑選，非常嚴格。可見宋太祖對於禁軍的身體素質要求是多麼高。

最強壯的人都被皇帝選去做禁軍了，那剩下實力不強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實力就變得很弱，只能捕盜，根本不能打仗，捕盜還經常被盜賊累死，基本上是一幫老弱病殘。於是「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於是都乖乖地聽命於皇帝，再也沒有想藩鎮割據的力量了。史籍記載：「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游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爭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制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麼玩意兒啊！為什麼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裡是插著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著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里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麼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麼——蟈蟈、蛐蛐，高雅一點兒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從宋朝就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將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讓高俅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麼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沖只不過是1/5700。教頭上面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於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①、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著，要激勵將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著將士。

可就是這麼一位受人愛戴的將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誹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著寫著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麼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將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裡說出來，更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復了，知制誥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疑者，今上體平復，大憂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這裡面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儂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儂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只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諫官的嘴裡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衝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只好暫時先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於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只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塊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裡。」後來，果然一語中讖。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並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麼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將，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几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內心多鬱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將，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將的地位壓得這麼低，所以對外戰爭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裡握著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兒啥事就御駕親征吧，那朝里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唄。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著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於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將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裡。解決完帶兵將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制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麼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布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將軍，讓他照著自己制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隨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將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著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著打。你拿著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布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於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將屈指可數。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削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置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將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於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于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於是就成為一種閑職了。

趙匡胤還將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制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於縣裡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並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於是，官就是用於確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只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僕射、侍郎什麼的，現在就只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麼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里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只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麼官就幹什麼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只有皇帝將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麼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發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范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通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於是趙匡胤只要一有機會，除了在許可權制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面前說話，他心裡就開始不舒服。於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摺拿到我面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只能站著奏議朝政了，並且成為定製。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財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只意味著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制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巨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於熱衷於將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採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麼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干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到了趙匡胤這裡，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並設置了「通判」來牽制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里有什麼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發布公文，還須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一樣，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作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著「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太祖趙匡胤設計出這麼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只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幹什麼的，這使得所有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制，並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后，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他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后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不允許，下詔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制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后，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個臨時工而已。因而，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系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對趙普的一段話里道出其中玄機：「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在太祖看來，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一百個文官貪污也不如一個武將造反對國家的危害大。所以你願意貪你就貪，只要你不造反。可見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別人造反。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几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產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趙匡胤除了對中央、地方政權的完全掌控外，對於法律判決權也不放過。由於五代藩鎮跋扈，以致不顧法律而隨意殺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下令，各州判決的死刑必須由刑部進行複審，並且還恢復了縣尉，由縣尉執掌一縣司法治安的權力。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趙匡胤明令，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陳規陋習，任命科舉出仕的文官來斷案，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死刑要報請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殺了人，判死刑，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當然一般不會被駁回，准能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報給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親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硃筆將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稱「勾決」或「勾到」。勾決咨文下達便可執行死刑。勾一個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給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請皇上恩准。皇上說這傢伙太壞，勾了，但大臣還是每一個人要請求三回，別殺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實也就是做個樣子。因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惡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時，還有就是「制其錢穀」。武將出身的趙匡胤，嘗到了手握軍權帶來的甜頭，但他也深深明白軍隊除了將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錢、糧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軍餉，哪個士兵願意為皇帝在戰場上廝殺呢？中唐以後之所以藩鎮割據，是因為藩鎮節度使掌管地方錢、糧，並以此招兵買馬。因此趙匡胤覺得要防止藩鎮割據現象再次出現，就要從地方的錢、糧下手，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據的經濟基礎，極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財權。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頒布政令規定，每年各州賦稅收入，除度支經費外，其餘「悉輦送京師」。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財物，一律上繳朝廷。隨著政權機構建設的逐漸完善，地方財權通過路一級的轉運使、州一級的通判、縣一級的主簿，最終統歸中央。趙匡胤還派京官監督各地場務，場務就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徵收各種商稅、專賣稅。他們制定條禁，整齊文簿，將有關稅收直接納入國家財政，稅收與地方官再無關係。這些措施無異於釜底抽薪，將準備養兵自大的本錢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則以三司總掌財政，號稱「計省」，下設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司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地位僅次於宰執，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長，把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僅收繳了地方的財權，還限制藩鎮享有的商業特權，嚴禁官員買賣貨物，更不允許將經商當成第二職業，利用官職之便賺取外快。由於「外州無守財」，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國財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

不過，宋朝還是很可愛的王朝。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時代來臨了，只要不造反，幹嗎都行。漢唐很可敬，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活在那樣的朝代很慘。明清就更崩潰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種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惡，反襯出了宋朝的可愛。

宋朝的財政總收入很嚇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條約》那會兒，清朝的財政收入才趕上南宋。你想兩宋得富裕到什麼程度，都是重商主義發展的，特有錢。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滅掉了，咱中國早就按部就班地發展到近代社會了，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宮中的一座秘殿裡面，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變」后，人們才知道碑上刻的內容：第一條，不得殺害柴氏子孫，咱的江山是從柴家搶來的。這要擱在別人，我從柴家搶了江山，我得把柴家連根刨。宋朝規定不得傷害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何況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滸傳》裡面有個逼上梁山的柴家後人：小旋風柴進，那個是虛構的，不能算。

第二條，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讀書人就沒有死罪。文官沒有被判死刑的。這一沒有死罪，你說貪污怎麼辦？殺還是不殺？祖宗家法是不許殺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種侮辱，還不如殺了。皇上說，那隻能無罪釋放了，一件快意事兒我也做不得。宰相說，這種快意事兒你不做也罷。

不能殺士大夫，士大夫給皇上寫信說事，無罪。宋朝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僕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此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低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藉此還能領取俸祿。

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宰相的工資一年差不多摺合今天三百萬人民幣，是當時兩萬四千畝土地的總收入。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貪污呢，那三百萬是小頭，大頭在後邊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們知道的寇準、歐陽修，這幫人都特講排場，到了可勁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換了你，也一樣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強大，所以才會有空去研究理學，去寫宋詞，這個宋詞和唐詩的風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只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古代，對於皇帝身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誰，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隨時都會有性命之憂。但宋代的文官不會。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宋朝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識分子有錢，皇帝可夠慘。宋朝皇帝慘到都沒錢給自己修墳的份上。皇陵特別簡陋，在河南鞏縣，跟漢唐那種跨山連谷的皇陵沒法比，跟明清也沒法比。別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開始修墳，皇上不死這墳不能修完，不能說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兒成。皇上活著的時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著不能修墳，皇上死了之後七個月內必須完工，只要別豆腐渣，儘快幹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屍體都爛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簡陋。

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當然這一點就沒做好，要是不加田賦。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況他們還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這麼一來，朝內朝外和地方上的權、兵、錢全都沒了，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

藩鎮割據的基本剷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安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強幹弱枝又把地方都給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亂，宋朝以後確實沒再發生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兒，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但官員冗濫，財政開支龐大，又是伴隨而來的弊端。官員冗濫到什麼程度？前面說了，樞密使雖然管軍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變成三省五部呀，兵部還是有的。三司使管財政，戶部也還是在的。如此一來，兵部和樞密使、戶部和三司使的機構就重疊了嘛，重疊就會產生扯皮唄。這事是你干還是我干，所以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於北宋朝廷厚待士人，這幫大爺脾氣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們，官員冗濫造成機構重疊，還不好處理。

再有一個毛病，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下降了。當兵的臉上刺字，當官的昨天晚上才開始看《孫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這仗怎麼打？

要說財政困難，積貧積弱，它並不是真的貧，真的弱。它有錢，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有錢的王朝，只不過這錢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說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語類》中朱熹總結道：「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就說啊，你什麼都收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的軍事力量薄弱，沒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後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滅亡，就是因為這些看起來可以鞏固江山的政策。

想當官？努力讀書吧

相對於唐朝，宋朝選拔官吏的方法有所變動，科舉制度得到了發展。

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級。

省試就是後來的會試。有些外行的書寫成會考，高中畢業才會考呢。這些書說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考，康有為哪個中學的，高三幾班的？後來，科舉又分為院試、鄉試、會試，會試就是省試和殿試。院試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沒中就是童生，古代沒有畢業這一說。

小孩五六歲進學，進學之後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歲考上就是神童，不過你七十歲考上也可以，范進不是五十多歲才考上舉人的嗎？老考老不上，老沒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為什麼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幾次秀才都沒考上。你想，他那學問要能考上有天理嗎？他沒考上說明大清不腐敗，他就是考不上，擱哪個朝都考不上，從十八歲考到三十多都沒達到小學畢業水平。

院試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參加鄉試。鄉試在省城舉行，中試的統稱為舉人。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這邊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參加會試。三年一次由禮部主試，中試的都叫貢士。貢士的第一名叫會元，不是匯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沒被淘汰，中了貢士，於是你就可以去參加殿試。所有的貢士去參加殿士肯定都能中，只不過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狀元，然後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上榜人數若干。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上榜人數也是若干。

你如果鄉試以上的三次考試全中第一，就叫連中三元。幹嗎不連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兩毛五分？它不是連續中獎可以兌換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會元、狀元。科舉制1300多年，連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輅等極少數人。這些哥們兒一人能連中三元，實在太難了，哪兒那麼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後拿了狀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場還有狀態問題和發揮問題嘛。所以，連中三元的哥們兒很了不起。

殿試的錄取權由皇帝掌握，所以進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門生。

以前是高官主試，高官決定錄取，這幫新科進士一旦被錄取就對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結成朋黨。你們都是我錄取的，你們就是我的門生嘛，所以都得聽我的。現在不一樣，錄取權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結黨去吧，不礙事。

明清兩朝殿試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親自出題，親自監考。那考試從早晨起來一直考到天黑，點著蠟接茬兒考，皇上也跟那兒坐著監考。到後來有的皇上，像咸豐，就到考場轉悠一下，說聲「同志們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舉實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們現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齡、籍貫、性別都擋上，嚴格保密。到了明清還得謄卷，考官看不到你的親筆卷子，由十個中書舍人給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筆跡全都一樣，以免萬一我的學生我認識他字跡，就給個高分。當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錄取名額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別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錄取的進士超過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錄三四十個，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錄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難，全國好幾千萬人，讀書的就算有幾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幾百萬，三年一考錄取那麼幾百人，很難辦。結果宋太宗在位的時候老開恩科，今年我生了一個胖兒子，我高興，今年科舉開恩科。明年我又生一個，再開。後年娶一個小媳婦挺好，接著開。再後年我們家那樹上長靈芝了，他老有事兒。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壽的時候，今年不應該科舉，但我整壽，就開一個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應科舉，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朝廷就開了恩科。這就為各階層讀書人進入仕途開闢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舉，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農民都可以去參加科舉，商人子弟也可以參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倡優的孩子不行。

過去小孩念私塾，老師教你念：「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說的是讀書就能科舉當官，讀書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還能造反嗎？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勸學篇》，勸士子們「六經勤向窗前讀」。你幹嗎要讀書呢？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你只要念書，什麼玩意兒都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

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英、語、數、理、化、生、史、地、政，改成這些科目。你要連大學都沒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吧。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讀大學的，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火妞、棒子麵、自行車。

趙匡胤將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歷代都不曾有過的。宋代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取士不問家世」，軍功和門蔭等其他渠道較為次要了，形成了「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的局面，大批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壇，從此便「赫然顯貴」。宋太祖還採用「特奏名」的辦法籠絡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參政，開寶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規定，凡舉人參加過15場科舉考試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賜進士出身。

立國之初，趙匡胤在權力集中的同時，更廣泛地吸收知識分子參與政權，通過科舉制度，不斷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宋朝的科舉「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與強大一時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取士具有規模大、制度嚴謹等特點。

宋朝的科舉制擴大了政權基礎，那麼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來。但是，官本來就夠多了，你還把那麼多人都招來，招來你就得讓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給他錢，北宋的知識分子待遇那麼優厚，給錢還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個結果——冗員，官吏多而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