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悖論：美國從凱歌高奏走向徒勞無功

要想理解美國體系所面臨的危急局面，我們還必須認真思考一下，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命題對美國人自己在戰略上究竟意味著什麼。1989至1992年間提出的這一理論使巴黎的學者們很感興趣，令人驚異的是作者對黑格爾的思想作了簡單化的但很容易讓人接受的處理(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PenguinBooks,倫敦,1992,法語譯本由Flammarion於1992年出版）。。歷史的發展是有方向的，其終點是自由民主的世界化。共產制度的崩潰只不過是人類爭取自由過程中的一步，之前的重要步驟還有：南歐國家**制度的崩潰：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土耳其民主運動的發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還有拉美國家民主制度的鞏固。人類歷史的這一理論模型是在蘇聯體系崩潰的時期提出來的，當時大多數法國人將之視為美國人天真、樂觀的典型例子。歷史上的黑格爾臣服於普魯士王朝、服從路德教派的**、效忠國家，把他作為信奉個人自由的民主主義者只能使那些了解黑格爾的人感到好笑。福山筆下的黑格爾是經過迪斯尼式加工的黑格爾。此外，黑格爾對歷史進程中人類精神的發展非常關注，可當福山談論教育的時候，他總把經濟因素放在優先位置，這一點更像馬克思——另一位宣稱歷史終結的人，只不過「終結」的含義完全不同罷了前引文，第116頁：教育似乎是工業社會的一個結果。。福山在其理論模型中把教育與文化的發展放在了次要位置，這使得他成了一個另類的黑格爾門徒，毫無疑問，他是沾染了美國知識界妄論經濟的習氣。話又說回來，我們還是應當承認福山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精闢總結，對歷史的形成有著獨到的看法。他早在1989年就注意到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化成為可能並應當加以研究，這本身就很了不起。歐洲的知識分子對歷史前進的步伐不那麼敏感，當時他們正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清算**，也就是說，他們所研究的是過去。福山的貢獻是能夠關注未來：這樣做難度更大但更有意義。在我看來，福山的觀點中確有許多真知灼見，但他沒能從教育和人口的角度充分認識世界的穩定性。先將福山針對世界民主化所提出來的假設放在一邊，集中精力分析一下他的理論對美國可能產生的中期效應。福山將邁克爾·道伊80年代初提出的「民主國家間沒有戰爭」的理論納入了自己的理論模型，而道伊的理論主要是受康德的影響而非黑格爾(MichaelDoyle,《Kant,LiberalLegaciesandForeignPolicy》,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1983年第1、2期，205～235頁和323～353頁。)。道伊是我們碰到的第二個盎格魯—撒克遜式經驗主義範例，表面上幼稚，但在實踐中非常有效。民主國家間沒有戰爭的論斷是經過驗證的：對具體史實的分析表明，儘管民主國家很難避免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開戰，他們相互間從不動武。現代民主國家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傾向和平。我們不能指責1933至1939年間的實行民主制度的法國與英國好戰；我們只能遺憾地看著同樣民主的美國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一直奉行孤立主義。不能否認，1914年以前，法國和英國也有一小撮民族主義者，但必須承認，是政府不對議會負責的奧匈帝國和德國使得歐洲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常識告訴我們，在一個人民受過良好教育、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議會中很難出現一個能夠把國家帶入全面戰爭狀態的多數派執政黨。兩個制度相似的民族總能找到解決分歧的和平方案。但是，從本質上講，一個不受約束的小集團領導下的非民主、非自由體制在挑起戰禍方面擁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哪怕大部分普通百姓都心向和平。如果自由民主真的實現了世界化（福山），再加上「民主國家間沒有戰爭」（道伊），那麼世界將會進入永久的和平了。秉承歐洲傳統觀念的犬儒主義者將要發笑了，他們認為人類永遠不變的本性是作惡與開戰。先不必理會，繼續我們的思路，探尋這一理論模型對美國的影響。在歷史的作用下，美國的全球使命是捍衛受到威脅的民主制度，這些威脅曾來自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以及俄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使得美國的這一歷史使命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機制化。但是，隨著民主制度在全球的勝利，我們最終會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作為軍事強國的美國變得毫無用處，而它必須接受這一事實，成為眾多民主國家中普通的一員。最使華盛頓焦慮不安的兩個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美國作用的喪失，這也是我們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要害之一。美國的外交領袖們常常流露出這種焦慮的情緒，但其表述方式往往截然相反：1998年2月，柯林頓政府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在不得不解釋美國為什麼要向伊拉克發射導彈時將美國定性為「不可缺少的國家」「我們之所以需要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不可缺少的國家。我們站得高。我們放眼未來。」。沙夏·居特里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真理的反面已經很接近真理了：之所以會在官方場合強調美國「不可缺少」，那正是因為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已經開始受到質疑。國家領導人的口誤傳達的卻是戰略分析家們的焦慮心情。外強中乾的奧爾布賴特從反面闡述了布熱津斯基的理論，後者認識到了美國的偏僻與孤獨，遠離歐亞大陸，而和平時代的世界歷史必將由人口眾多、工業發達的歐亞大陸集中譜寫。布熱津斯基在內心深處接受了福山悖論的潛在威脅，並提出在外交和軍事上保持美國對「舊大陸」的控制。亨廷頓則顯得有些笨拙：他沒有接受福山模型善意的普世思想，拒絕承認民主自由觀念有可能遍及全球。他頑固地認為各國人民之間宗教和種族的差別鮮明，並認為大部分民族從民族特性上講並不適合採納「西方的」觀念。思考到這一階段，我們不再需要在各種歷史假設之間作出選擇：自由民主能夠全面推廣嗎？如果能，它能帶來和平嗎？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布熱津斯基和亨廷頓對福山作出了回答。尤為矛盾的是，儘管全世界都在擔憂美國無所不在的攻勢，這個國家卻很可能會被邊緣化，而這正是美國精英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美國人絕不願意回到過去的閉門狀態，他們害怕孤立，害怕在一個不再需要他們的世界中形單影隻。可是，今天的美國人為什麼這樣害怕這段距離呢？要知道，從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與「舊大陸」的這段距離曾經是他們的生存之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