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八所的門診部和警衛處

在西八所辦公的，還有行政處、警衛處的部分單位和工作人員。

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門診部，在這一帶辦公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包括他們的孩子，患點小毛小病，都在這裡診治。這個門診部規模不大，只有幾位醫務人員，主任是鄭學文，醫生有劉傑、馬蘇高，還有一位醫生，就是那個80年代末到美國，出版了那本許多內容由美國人操刀的回憶錄的李志綏。

李志綏在其回憶錄里說，有一位住在瀛台的工作人員，患流行性大腦炎因誤診耽擱而死亡。此事在中南海引起小小的震動，瀛台離**居住的豐澤園建築群很近，門診部的主任因此被撤換，他自己隨之調進中南海門診部。

李樹槐女兒李延梅印象里確有患大腦炎其事:「我的弟弟也是在那段時間患大腦炎的。我家住豐澤園內，周圍都是**領導人，為防止傳染他們，我媽媽就帶著我弟弟搬到了豐澤園外、隔著一座橋的瀛台住了。」

在這一帶占辦公室最多的機關是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及幾位副處長的辦公室，處辦公室、警衛科、保衛科、治安科、攝影科、保健科都在這裡。但警衛科的人整天圍著自己警衛的首長轉，難得有暇安坐在辦公室里。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大群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中間，還有兩位高鼻樑、藍眼睛的外國人，他們就是由公安部聘請的、給領袖保衛工作做顧問指導的蘇聯專家。

那時中蘇關係還很好，蘇聯對幫助中國的保衛工作現代化、正規化也很重視，來的這兩位專家在國內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負責食品和保健的，叫斯喬賓，是克里姆林宮的保健醫師；一位是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的，叫尼契耶夫。

兩位專家住在公安部的外國專家招待所，上班在中南海警衛處。他們帶來了一大堆條例和規定，有些是有參考價值的，但也有一些過於繁瑣，把首長警衛搞得過於神秘化。

例如斯喬賓，他對工作的確很負責任，整天手裡拿著塊白手巾，到處擦，發現哪裡有一點灰塵和油漬，就要對有關人員批評一通。

他還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須化驗，不問來源。警衛處方面則強調控制來源，抓供應基地，封閉經營生產，讓敵特沒有下毒的機會，減少化驗的工作量。但斯喬賓比較死板固執，為此經常發生爭執。

負責警衛指導的尼契耶夫，也搬來一些脫離中國現實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許多類似沿著中南海圍牆內裝一圈探照燈的建議，這在當時的**領袖那裡，顯然是通不過的。警衛處方面都沒有樣樣照辦。後來中蘇關係惡化，他們就走了。

在警衛處辦公的院落前面，有一片空場。保健科成立時擔任科長的徐福靜的長子張紀宇，還清晰地記得在這片空場上發生的事。

那是在1951年。在這一年的3月3日，山東省軍區的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在一次軍區政治部會議上遭人刺殺。刺殺他的人叫王聚民，是「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1941年混入我黨，家庭為惡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兇後當場自殺。」

**黨內高級幹部被刺殺的案件，在建國后實屬罕見，驚動了**中央。**親自為此擬寫了一份黨內通報，希望「引起全黨警惕」。**在通報中寫道：「據山東分局幾軍區來電說，此事顯系反革命分子在我黨及人民政府堅決鎮壓反革命之際的報復行動。」

為防範再發生這類事情，**提醒全黨：第一要「嚴防反革命的報復」；第二「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

根據**通報的精神，中南海警衛系統從此將此事作為警衛教育的重要事例，**中央辦公廳還要求各單位，非警衛人員將個人保留的槍支上繳，當時稱之為由警衛部門「代管」。剛從戰爭年代過來，當初這些幹部都既是工作員，又是戰鬥員，許多人都有槍，有的人還不止一兩枝。連田家英這樣的秀才，都有一枝挺漂亮的手槍。

「代管」的通知發出后，各單位都開始了收繳工作。康輝說：「我在我爸的辦公室里，看到一木箱子手槍，哪個國家的、什麼型號的都有，是機要室里的老機要們的。」

各單位收繳后，都送到警衛處保管。送到警衛處的槍，種類樣式就多了。有步槍、有卡賓槍，有長槍、有短槍，有老式的、有新型的，還有各種規格的。收齊后的一天，警衛處將這些槍晾在辦公室前面的空場上檢點。

「我那天恰巧從那裡經過，看到一地的槍，各式各樣，眼都看花了。男孩子，見了槍不摸一摸就手痒痒。我走進槍堆里，撿起這枝擺弄擺弄，拿起那枝比劃比劃。恰巧一位常在蜈蚣橋頭指揮交通的警察走過來，我認識他，就舉起手中的槍對著他比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