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不在時，誰也不許進

西花廳後院有前廳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個東西長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來、鄧穎超辦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來的辦公室，客廳兼餐廳，周恩來的卧室，鄧穎超的卧室，以及衛生間。

周恩來的辦公室約有30餘平方米，室內辦公用具很簡陋。本來剛搬入時，衛士成元功找到一張漂亮的大寫字檯，但周恩來非得讓他換一個舊的，一直用到去世。這個辦公室只有三把鑰匙，周恩來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衛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時，任何人不進入他的辦公室，包括鄧穎超和他的秘書。

從這些細微的小事上，也可讓人感到周恩來處事的極其細密和謹慎。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領導核心成員，對組織原則和紀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級別範圍內溝通的事情，絕不外泄，哪怕是對感情最親近的夫人。

後院的東廂房，部分用作倉儲，部分住人。周恩來夫婦剛搬進去時，就是周秉德一人住。過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來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就把他們送入以部隊的孩子為主的八一小學讀書。他們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東廂房。

此時，周恩來的老警衛副官龍飛虎隨部隊在南方，他的兒子、女兒，都在北京的學校讀書。有時，朱德接他們過去住；而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西花廳後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過了些時日，在周恩來夫婦的敦促下，他們的老戰友孫炳文將軍的女兒，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廳後院度周末了，這其間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孫炳文早年隨朱德一同到海外尋找真理，1922年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1927年4月，蔣介石「清共」，孫炳文在上海慘遭屠戮。當時遺下5個孩子。老大孫寧世，老二孫濟世，老三孫維世，老四孫名世，孫新世最小，此刻還沒起正式的名字。

母親任銳難以一面堅持地下工作，一面撫養5個孩子，就將最小的孩子託付給孫炳文好友黃志。為了安全起見，黃為她起名黃粵生，即出生在廣東。粵生在黃家生活得很好，長大后，稱黃志為爸爸。

後來，黃志將粵生真實身份告訴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於1949年7月踏上了萬里尋親認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聯絡地點，找到了喬冠華夫人龔澎。龔澎發報北平，周恩來回電:「做好接待，保證安全。」

在龔澎的安排下，黃粵生乘船從海上北上，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航行，「飄泊」到天津，繼而赴北平。根據龔澎的交代，她找到了中南海新華門，恰巧在門口碰上了鄧穎超。

鄧穎超將她帶到了菊香書屋，見到了住在這裡的周恩來。周恩來看見黃粵生，撫摩著她的肩膀，眼淚潸然而下:「可憐的孩子，總算把你找到了。」黃粵生在這裡得知母親已在3個月前病逝。

據周秉德回憶:孫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孫什麼世。此時，新的人民政權即將誕生，黃粵生的生活，亦將翻開新的一頁，周恩來遂為叫了多年的黃粵生，起名「孫新世」。

因為她姐姐孫維世是周恩來夫婦帶大的，孫維世一直稱周恩來夫婦爸爸、媽媽。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著姐姐叫爸爸、媽媽。孫維世遂將收藏多年的與鄧穎超往來信件給她看，新世從信中感到了她們之間親密無間的母女深情，漸漸跟著姐姐叫鄧穎超媽媽、周恩來爸爸了。

孫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讀書，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孫維世一起過。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攪了。周恩來、鄧穎超知道這一情況后，就提議讓她住到西花廳來。

最初周恩來搬過來時，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家，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後來他調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張元，就帶女兒簫遠音、簫遠麗、簫松幾個孩子住進了水榭。

張元是個老機要工作者。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央長江局。當時，長江局所在的武漢，亦是國民黨政府西遷過程中的控制中心。為了確保機要訊息傳遞的秘密，張元長期不能與他人接觸，一人躲在小閣樓里收發報，吃飯睡覺都在其中。武漢是中國四大火爐之一，夏季閣樓里悶熱難耐，她就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工作生活。

經歷了長期艱難險阻的考驗，張元在新中國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長的身邊，擔任鄧穎超的秘書。再次來到周恩來、鄧穎超身邊，簫遠音還是像以往那樣，稱他們「伯伯、鄧媽媽」。周恩來則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隨「大米」而來，「大米」的名字，實有一番來歷。簫遠音出生時，**另一位老機要工作者劉三源的妻子也幾乎同時分娩。兩個嬰兒在哺乳室里緊挨著，簫遠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劉三源的孩子黑黃而瘦小，像粒小而黃的小米，人們便大米、小米地叫開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簫遠音隨行，廣東人稱呼人喜歡叫「阿什麼阿什麼」，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後來，簫遠音的妹妹簫遠麗出生，周恩來說：「我主張棄繁用簡，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簫遠音印象里，西花廳水榭下既無水也無蓮花，枉稱蓮花池。後來才得知，周恩來進住時，從節儉考慮，不允許蓄水養蓮花。工作人員就在池底種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從此花池成了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