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貴的船票和姓劉的腦袋(1)

1900年，在動蕩不安的日子裡，張之洞時刻預感著長江上將要出現的異常，他在給駐英國的大使發去電報后，又給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發了一封電報："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各國商民產業，均歸督撫保護，本部堂與兩江總督劉制台（劉坤一）意見相同，合力任之，已飭上海道與各國領事迅速妥議辦法矣，請尊處轉致各國領事。"張之洞之所以讓上海道具體操作這件事，因為帝國朝廷任命的上海道余聯沅現在已是具有帝國官員和實業家雙重身份的人物了。20世紀初，在中華帝國的南方，無論官場還是生意場，其運轉缺了這種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個在帝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盛宣懷就是那時上海"十里洋場"中的一個著名的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物。盛宣懷，字杏蓀，號愚齋，晚年又號止叟，江蘇常州武進人，祖父曾官至浙江海寧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進士，這一年盛宣懷出生。盛宣懷沒有繼承他父親讀書取仕的道路，他僅僅考了個秀才。但由於他父親和李鴻章的"金蘭之交"，就有野史記載他曾經拜李鴻章為義父，因此得以在李鴻章的保薦下仕途依舊得意。盛懷宣27歲時進入李鴻章幕府，從候補知縣開始，最後被保薦至布政使候補道，論級別已是帝國的二品高官了。同治十二年，李鴻章派他去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從此他開始以官員和工商界人士的雙重身份出現在帝國近代歷史的舞台上。創辦招商局是李鴻章規模巨大的洋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起因於海運漕糧。大清帝國中期以後，由於京杭運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調撥的糧食開始部分改為海路運輸，這是一筆營業額巨大的買賣。善於抓住時機賺取利潤的盛宣懷剛到上海便與人合夥買了兩艘海船參與運輸，然後逐漸將規模擴大，最後在李鴻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舊在運營的、在中國民族資本運輸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輪船公司"。招商局輪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業，無論主持商業業務的盛宣懷還是公司的後台李鴻章，都是帝國級別很高的政府大員。招商局輪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為外國公司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為它有壟斷的優勢。帝國政府規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須由這家公司承擔運輸。而那時的帝國政府僅每年從南方運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萬石，即使海運只承擔其中一半的運量，每年的運費收入也在30萬兩白銀以上。同時，由於中國乘客乘坐外國輪船經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輪船公司開展客運業務后，中國乘客大都只買招商局的船票，這是洋人公司所無法左右的。英美合資的旗昌公司不服氣，用降價的方式和盛宣懷斗，但是洋人沒有考慮到，招商局輪船公司不但每年從運輸政府物資中能夠獲得固定的收入，而且當時的兩江總督還劃撥了100萬兩銀子給盛宣懷當做"官本"，結果盛宣懷的公司不但沒被擠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輪船甚至連同旗昌公司所擁有的倉庫碼頭全部買下來。盛宣懷一生創辦的第二大實業是中國的電報業。電報這項當時還屬於"高科技"範疇的營業，於光緒六年由洋人牽頭開始在中國的上海起步。電報剛一在帝國的生活中出現便遭到了北方官員的嚴厲抵制。工部的一個官員為此特給朝廷呈遞了一封奏摺，認為電報的鋪設斷絕了"地脈"，以至最終要動搖中國人"尊君親上"的道德傳統。說嚴重一點就是電報線一鋪，忠臣就出不來了，國家也就危險了--乍聽起來這個官員的推斷實在有些離奇，但其觀點和1900年義和團農民們的觀點如出一轍--此奏摺值得節錄：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本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即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邱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光緒元年九月，工部給事中陳彝奏摺。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冊），（台）蘇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頁。同樣是帝國的官員，南方的盛宣懷們可不管什麼"地脈"不"地脈"，他們只看中了這玩意兒肯定能賺大把的銀子。還是李鴻章支持了他。李鴻章的支持方式帶有帝國重臣大員的蠻橫：當洋人們要求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李鴻章以中國為一大古國存有深厚古風為由堅決不許，他不允許從香港鋪設而來的海底電報電纜在帝國的海岸上上岸，洋人們只有把電纜盤在船上在海邊痛苦地徘徊。等帝國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在無奈之下瓦解的時候，李鴻章不失時機地首先從大沽口炮台鋪設了一條通向天津城的電報電纜線，這是中華帝國的第一根電報電纜線，李鴻章的理由是：為了軍事指揮上的便利。作為帝國出訪過工業革命后的歐洲的軍政大員，李鴻章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價值和民用價值，於是決定開設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這個依舊由盛宣懷主持業務的公司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官商"，它的全部投入資金都是由帝國政府出的銀子，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盛宣懷在上海電報局督辦的位置上一坐長達22年之久，電報局的營業額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長，其攫取的利潤可想而知。帝國"官商"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包攬官方的買賣。比如帝國海軍要向外國造船廠訂購兵艦，這樣的巨額業務只有盛宣懷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筆這樣的業務所得回扣是驚人的。帝國政府為組建北洋海軍上就動用了數千萬兩銀子，估計其中流失的回扣並不會比買一艘軍艦的銀子少。而當盛宣懷把洋人的客運業務擠垮了之後，獨家經營的招商局輪船公司的客票價錢便貴得嚇人了：從漢口乘招商局的輪船到上海，一張客票白銀75兩，當時帝國的白銀還很值錢，一兩銀子約合30美元，那麼這張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後的標準也足可以買張飛機票飛到美國去了。同時，電報局在"官督商辦"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間的商業股份，然後這些資金被投入到同樣是由帝國官方壟斷的鐵路等項目的開發中去，盛宣懷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幾乎無法確切地計算。有了錢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資，同時可以大量地賄賂的官員，以至財源滾滾，官運亨通，"又得銀子，又紅頂子"。盛宣懷的官越當越大，錢越賺越多，成為大清帝國的歷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計算過，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財產，僅僅是他個人擁有的股份、證券、房產和私人商號，就價值兩千多萬兩白銀，而當時帝國政府的全年財政收入才為八千多萬兩，盛宣懷真可謂富可敵國了。他的義父李鴻章自然也就是帝國最富有的大員了--雖然他的財產才不過一千多萬兩，而且其中還包括盛宣懷大量"孝敬"的。李鴻章的發財致富與帝國商品經濟的初期發展和帝國皇權**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帝國南方官員聯合抗旨的主要策劃人之一。李鴻章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南方發生動亂，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要亂了自己的生意。大清帝國政府對各國宣戰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懷為首的一群帝國官僚買辦集合在了盛宣懷家的客廳里，第一次開始正式策劃"東南互保"章程。應該說這樣的策劃如果發生在北京，肯定立即會被步軍包圍，盛宣懷們將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這是在帝國的南方。如果從英國的艦炮打開帝國大門的1840年算起，帝國南方的對外開放已經有60年的歷史了，雖然此時帝國的北方似乎狀況依舊，"謀反"的康有為們最後還是要血濺長街；但在帝國的南方，卻可以從容地開會討論如何對抗朝廷。史書記載當時對帝國整個東南部命運具有決定性權力"三巨頭"，即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其中有兩人派來了私人代表，他們是能夠代表李鴻章的盛宣懷和能夠代表劉坤一的張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