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要人物的出場(5)
卜力在李鴻章的這番話中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暗示。暗示的含義是:如果列強願意推舉一個漢人來當皇帝的話,那麼他本人是願意的。卜力說:"西方大概會徵求他們所能找到的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的意見,看怎樣做最好。"李鴻章眯起眼睛,卜力覺得他是在微笑。過了好一會兒,李鴻章才慢吞吞地、口齒清晰地說:"慈禧皇太后是中國最強有力的人。"連最有政治頭腦和最擅長破譯外交辭令的卜力都鬧不清李鴻章的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了。在海面上焦急地等待著李鴻章和卜力會談結果的孫中山最後沒有得到任何結果。"他無意冒險搞什麼'兩廣獨立',而正準備扮演他將來在北京的角色,即充當中國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統治者。"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頁。卜力這樣判斷。所有的人都大大低估了李鴻章的政治狡猾。在策劃《東南互保章程》的時候,有一個秘密的計劃隱約潛藏於各種史料之中,這就是"迎鑾南下"。當京城已經陷入混亂不堪的狀況時,帝國在南方的各省官員預測到一旦洋人真的打進北京,朝廷肯定要按照咸豐皇帝的先例選擇逃亡,方向肯定是往北。與其這樣,不如現在就勸說皇上將朝廷遷移到南方來。張之洞就曾上奏,建議朝廷將帝國的都城遷至當陽。這是漢人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野心:朝廷一旦遷移到了漢人勢力強大的南方,滿族統治被顛覆也就是個時間問題了。然而李鴻章對此說得堅決:"斷不可行!不但太后自己不肯來,一般的旗人亦決不肯放她到南方來!"如果說李鴻章對滿族皇室沒有絲毫的背叛心理是不現實的。在朝廷已經如此昏庸、政局已經如此混亂的情況下,像"兩廣獨立"之類的念頭,甚至"當皇帝"的夢想,肯定也在他的心頭曾經閃現過甚至盤桓過。但是,他在激烈的思考之中算清了一筆政治賬:國家局勢的混亂固然是實現野心的最好時機,這樣的時機幾乎失不再來;但是,當前的混亂也同樣是自己重新確立在這個帝國中無可替代的位置的大好時機。朝廷催促北上的電報不是連續不斷嗎?不是各省督撫都承認目前能夠挽救帝國命運的僅有李大人嗎?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是已經下達了重新任命自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聖旨了嗎?這一切都在說明著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自己將是一個榮譽巨大的、獲取也同樣巨大的"救國元勛"。如果是這樣,滿朝文武,包括那些滿族貴族皇親國戚王公貝勒,從此哪個人能和自己相提並論?一個人為官一生,難道這不是顯赫的頂峰嗎?放著如此巨大的利益不取,"獨立"於兩廣一隅有什麼意義?至於當皇帝,那是旁人的猜測,即使有洋人的支持,也少有動搖這個帝國政治格局的可能。洋人對帝國的皇帝是滿還是漢並沒有興趣,他們的興趣所在是他們的在華利益,這一點,長於洋務的李鴻章認識得十分清楚。李鴻章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斷是:大清帝國是棵衰而未死的參天大樹,在數百年根基的支撐下,決不會因為當前的這麼一會兒的狂風而轟然倒下。它將渡過所有的難關,依舊皇威浩蕩,龍旗獵獵,山河一統,萬民臣服--在帝國的歷史上,李鴻章對滿清皇室的忠貞不貳可謂死心塌地。即使是他的政治死敵,可以攻擊他的任何方面,也沒有攻擊過他的君臣之節。在顯赫榮耀、青史留名的"名臣"和身敗名裂、萬人唾罵的"叛臣"之間,對於李鴻章這樣的一個人,不存在選擇的問題。李鴻章在廣州上船的時候已經把這些想得透徹了。或者說,他是在想透徹了這一切之後才決定上船北上的。輪船離開香港碼頭的時候樂隊和儀仗隊照例歡送。卜力站在一大群外國領事中間,茫然地看著"平安"號漸漸消失在海面上的霧氣之中。"平安"輪沿著帝國的東南海岸北行。李鴻章長久地坐在甲板上,望著波瀾起伏的海面和遠方隱約可見的大陸。沿海的幾乎每一個地名都能和這個帝國的屈辱聯繫在一起,也和他的官場生涯聯繫在一起。他貪婪地欣賞著每一處風景,根本不理會隨行人員讓他進艙休息的勸說。已經蒼老不堪的李鴻章知道,他已經沒有可能再一次欣賞帝國大好的河山了,這個遼闊的帝國的每一排海浪、每一片岩岬,都是他今生今世得以相見的最後一次。天色已黑,海浪拍打著船舷,夜風猛烈地吹來。侍從們把李鴻章連同他的藤椅一起抬進了船艙。在船艙幽暗的燈光下,他們看見這個老人的眼眶裡飽含淚水。沒有人勸慰他。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他是朝廷的寵臣,是威嚴的高官,是冷酷的上司,是一個古怪陰鷙的老者。三天之後,李鴻章到達上海。前來歡迎他的官員和在場的所有報館記者個個都想接近這個當今朝廷最寵信的重臣,但是他們都有些失望:他們看到的不但是一個衰老不堪的李鴻章,而且這個老頭兒一身民間衣著,一言不發,甚至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便匆匆離開了碼頭。幾乎是同時,一個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也許是"平安"號輪船上的水手們透露的--總督大人不走了。所有的人都一頭霧水:李大人不是奉詔入京的么?老佛爺等他正等得著急上火呢。進入寓所,李鴻章斥退左右,再次細讀他的兒子李經述發來的急電:天津失守,北京將不保,萬勿冒險北上,切切。本來想在聯軍攻打天津之前趕到天津直隸總督府,經過周旋把聯軍的攻擊制止在天津城下。天津不失,京城無險;京城無險,朝廷無恙。但現在一切都晚了。李鴻章沒有直接給朝廷寫奏摺,而是給袁世凱打了封電報,請袁世凱為他代奏:奉命於危難之中,深懼無可措手,萬難再當巨任。連日盛暑馳驅,感冒腹瀉,衰年孱軀,眠食俱廢,奮飛不能,徒增惶急。《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十三,第33頁。朝廷的回電很快到達:"現在事機甚緊,著仍遵前旨迅速北來,毋再借延。"《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32頁。朝廷的電報表明,什麼感冒拉肚子,全是借口。李鴻章拖延了三天才回電,他索性把自己的"病情"描繪了一番,說他連站都站不起來了:抵滬后觸暑腹瀉,本擬稍痊即行,乃連瀉不止,精神委頓。因念國事至急,理當盡瘁,惟半月以來元氣大傷,夜不能寐,兩腿軟弱,竟難寸步,醫藥雜投,曾無少效,擬懇聖慈賞假二十日,俾息殘喘。《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十四,第19頁。這時,聯軍已經向北京大舉進攻,帝**隊楊村一敗,通州再敗,已退抵京城。而京城裡義和團和帝國的正規軍對東交民巷的圍攻沒有絲毫停止的跡象。李鴻章預感到京城肯定要破,如果這樣,將來的時局就更難收拾了。原來他想的舌戰聯軍,消除兵禍,以為朝廷建立殊勛而晚年登上顯赫地位的夢想驟然黯淡--國家危難之際,李大人周密思考的核心仍是他自己。李鴻章產生了回廣東的念頭,並且對慈禧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因為他突然意識到他對朝廷的所有勸說、建議甚至警告,現在看來在慈禧那裡都形同廢話--"其苦口力諫之言,竟不能勝太后一念報復之心!"榮祿致許應■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頁。在上海寓所里的日子是李鴻章最絕望的日子。如果說原來稱病多少是個借口,現在他真的病了。他僅僅是"奉詔北上",沒有任何實際的權力,他沒有與洋人的聯軍、與朝廷里那幫氣焰囂張的載漪之流對抗的實力。李鴻章躺在床上,整日望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聽著晝夜不離的報館記者們在院外喧嘩,於是有了一種人在彌留之際恍恍惚惚的感覺。張之洞發來了一封給洋人們的電報,電報的內容主要是想為朝廷開脫責任以"保全太后"。張之洞請求李大人在這封電報上簽名。李鴻章終於忍無可忍地憤怒了,回電連君臣禮儀都不顧了,對慈禧大加聲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