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團模糊不清的印象(1)

還是這一天，中午時分。從雲層的縫隙中射出來的冬日的陽光照耀在北京城裡一座叫做"賢良寺"的廟宇頂上。這是一座看上去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宗教建築沒有什麼不同的廟宇，但是，賢良寺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華帝國政治的一個敏感之處，因為它是一座可供外省封疆大臣進京時暫住的旅館，還是那些家眷在外省但本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員們長期當做官邸的地方。冬日的陽光下，帝國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官員正站在賢良寺的門廊內迎接英國公使的到來。這位白鬍子的老人因為剛剛結束的中日甲午戰爭而名聲遠播--李鴻章今天的心情還可以，因為擔負帝國戰敗責任的他被解除職務后，就在法國醫生多德福進入皇宮的時候，又得到了重新任命的詔書--到距離京城極其遙遠的南方任兩廣總督。和絕大多數的帝國官員一樣，李鴻章也是讀書人出身，在外國列強第一次用火炮和毒品打破了中華帝國的孤獨與寧靜的1840年，他通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初級考試而成為秀才。七年之後，把中國經典誦記得滾瓜爛熟的他通過了帝國科舉最高級別的考試，名列第三甲第十三名進士--凡是通過這一級考試的文人都有機會走向官場。英國公使竇納爾首先祝賀李鴻章被重新任命，並且說是特意來為他送行的。但是，在酒宴上，竇公使突如其來地、毫不掩飾地向李鴻章提出了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聽說貴國要廢掉光緒皇帝？問話的時候，竇納爾注視著中華帝國這位最著名的官員的臉，他試圖在這張臉上看到哪怕是絲毫的反應，因為皇帝的更迭對於中國人來講是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對於朝廷中的官員。但是，英國公使看見的是一張沒有任何異樣的臉。李鴻章用一種標準的外交辭令態度溫和地說："公使大人，我想，無論怎樣，這應該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吧？"竇納爾對李鴻章的反應感到困惑。其實，自他踏上這個古老的帝國時起，中國人的所思所言無不令他困惑。臨走的時候，竇納爾在門口板起面孔盯著李鴻章一板一眼地說：我是大英帝國的駐華公使，如果以後有外交上的交涉，關於中國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緒皇帝之外，大英帝國不承認任何別的什麼人。李鴻章的臉上還是沒有任何的變化，他始終保持著那種彬彬有禮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可能出現巨大政治動蕩的前夕，竟然能對國家的前途如此冷漠，尤其是對整個西方對這個帝國的嚴厲態度如此漠視，竇納爾感到一種無法描述的吃驚和失落。懷著這種心情，竇納爾坐在中國的轎子里，行進在北京的大街上。這個英國人掀開轎簾，看見的是塞滿了人的熙熙攘攘的街景，他不禁聯想到他在英文報紙《中國北方每日新聞》上看到的一篇美國人寫的文章，題目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國人》。進入19世紀以後，在西方人所撰寫的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文章著述中，那些"平靜富庶的國土"、"樂觀幽默的東方民族"和"金色盤龍下的溫文爾雅的子民"等等溫暖的語句突然消失得一乾二淨，中國人在西方人的視野里一下子變得陌生起來，彷彿是世界上一塊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在中國生活了50年的英國人麥高溫在他的《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是這樣描述的："中國人初看上去並不吸引人，他們的皮膚是黃色的，聲音尖利而不悅耳……他們的顴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鬥中受傷之後傳下來的。他們的嘴很厚，嘴巴寬大無比……那雙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細小的眼球在眼眶裡轉來轉去，就像是在與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為奇特的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居然形成這樣反常的習慣，把前額的頭髮剃光，聽任明顯應該保護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腦後則一律拖著一條髮辮。"《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著，朱濤、倪靜譯，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頁。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變成了"一團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複雜最難理解的人"。中國人沒有確切的時間觀念。儘管機械鐘錶的發明已經有了500年以上的歷史，中國人仍少有鐘錶。他們把一天分為十二個時辰，而"時辰"的概念十分模糊，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從一個時辰到另外一個時辰之間沒有明確的標示。中國人的衣服沒有口袋，寬鬆的腰身裁剪掩蓋著所有人身體的一切曲線。中國人的屋子裡很冷，紙窗根本沒有禦寒的功能，但他們依然人人沒有隨手關門的習慣。中國人養了許多年的羊，卻沒有紡織羊毛的傳統。中國人飼養著各種飛禽，但是對飛禽羽絨的惟一利用是雞毛撣子。中國人喜歡擁擠和熱鬧而不喜歡獨處和安靜。中國的當鋪起的是銀行的作用。中國人有能力把禮節變為生活中的繁文縟節，接著變為人際間的一場頗具規模的社交災難，奇特的是，禮節還是被按部就班地推廣延續為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必須，就像一件件盛裝，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被穿戴起來。中國人的宴會冗長豪華，沒有盡頭的菜肴多得讓人難以置信，這種過分的奢侈常常令西方人驚駭不已，甚至感到恐怖和絕望；而恰恰是中國人在世界上創作了這樣一句極富悲劇性的警言：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到了清末，中國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兩個最強烈的字：麻木。"在骯髒的低雲下的河岸碼頭上，默默地走動著面無表情的中國人。"1881年來到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的一位荷蘭商人這樣描寫道，"他們深顏色的破爛衣服僅僅能夠算做一塊勉強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進行交易的時候，他們的小眼睛里才出現一種機警的光亮。但是，他們的討價還價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進行的，即使最激烈的爭論，在他們的臉上也完全看不出來。"1886年一位名叫利馬的西班牙傳教士來到中國后說："中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善於隱藏自己感情的種族，他們那麻木的、近乎獃滯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什麼叫無助和絕望。"美國傳教士史密斯說他永遠也忘不掉中國人無所事事的"沉默"，他認為中國人忍受精神苦難和**痛苦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們可以在一個地方一動不動地坐很長的時間"。史密斯說："中國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舉了一系列關於中國人"冷漠"的細節，它們來自於這種精神狀態所導致的公共秩序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異常：中國人都對"公共的"不感興趣，國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個人佔有的對象--"鋪路石不見了，城牆上的方磚不見了，某個港口外國人墓地的圍牆不見了，北京皇宮曾經發生過一起著名的盜竊案件，因為紫禁城房屋上的銅頂不見了。"《中國人的氣質》，（美）亞瑟·亨·史密斯著，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頁。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馱炮的騾子是從山東人那裡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來的。天津的商人也和英法軍隊簽有協定，"只要不侵犯他們的利益，他們可以為聯軍提供一切幫助"。而在阻擊外國聯軍的帝**隊所抓獲的俘虜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國人，這些協助聯軍進攻自己國家都城的中國人是聯軍花錢從中國南方雇來的，"氣憤的帝國士兵把這些俘虜頭上表示身為帝國臣民的重要標誌的那根辮子剪掉了。在中國，這是對中國的臣民政治良心的最大的懲罰"。史密斯還記述了1851年發生在中國京城一家客棧里的奇怪的事：幾個洋人在與幾個中國人就皇帝的問題聊天。當時中國的皇帝剛剛"駕崩"，洋人們問中國人對誰來繼承皇位有什麼看法，一個中國人慢慢地站起來說："這是衙門裡的人關心的事，他們拿的是這份俸祿，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同上。中國百姓對自己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恐怕算得上是這個世界上一種極其罕見並且難以解釋的古怪現象了。數千年以來，東方這塊土地上曾經出現過無數位皇帝。如果從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華帝國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開始計算，皇帝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了。雖然中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畏懼皇權的人，但是，關於皇帝的一切，除了能引起那些和皇帝有依附關係的大臣們的關注之外，充滿東方幽默精神的中國百姓們大都對此懷著一種事不關己的輕鬆散淡的心情，頂多在茶餘飯後胡亂議論幾句來調劑貧困而單調的日子，且議論的內容大都與皇帝後院里居住的據說有著驚人美貌的"六宮粉黛"有關。對最高統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對帝國**權威的畏懼，對宮廷私秘生活的猜想以及對皇帝生老病死的調侃，所有這些敬與不敬都融合在中國特有的文化氛圍里，經過數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種生命的基因，構成了中國人**和精神生活必須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