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Gear Guy(2)

「為什麼?」愛德問。「這非常重要。四川人喜歡『罵人』，你必須知道怎麼和他們對罵。我在北京很少吵架，但在四川老吵架。這兒的人根本聽不進你說什麼，但你要用四川話罵他們就完全不同了。我坐汽車來找你的時候，身邊站了一個男人，他一直向我腳邊吐痰。太噁心了，我勸他好幾次，讓他別吐了，但他根本不理我。最後我實在氣不過，罵了一句，『龜兒子，你吐了那麼多痰!』他嚇了一跳，再也不吐了。」日記選摘，愛德，德昌，2003年7月13日……我發現話語轟炸是達到目的的最有效方式，這讓人疲憊不堪。僅僅說一句「我是對的」根本沒用，你必須至少10次、以10種不同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是對的。中國人說話很多（Kath說他們很像義大利人），我發現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比他們還能說。如果你說得比他們多，他們就會不知所措，加上這個「能說的人」還是外國來的，他們就更茫然了。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必須要有身體上的接觸。抓住他們的手，使勁搖晃，臉上呈現一個燦爛的笑容，看似真心實意地說:「謝謝你，謝謝你。」最後說你有多高興，還有「我們是朋友」。這種方法屢試不爽。由於愛德學不會四川話，楊肖只能教他另外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面對著永郎瑞祥飯店一盤標價15元的雞樅（會理的雪花飯店只賣7元），楊肖勃然大怒:「胡說八道!」他說要找有關部門說理。他引用法律規定，說飯店的菜單必須明碼標價。老闆去打電話叫警察，然後得意洋洋地拿出菜單，那意思好像在說:「哈!」但發現菜單上根本沒有我們吃的幾盤菜后，他頓時不那麼趾高氣揚了。兩個警察騎著一輛摩托車來，雖然老闆跟他們有關係，但這不能成為他侵犯客人權利的保護傘，特別是客人中還有一位外賓。兩個警察把老闆帶出去，一會兒又回來了，遞給我們一張賬單，上面的價格降了一半。老闆看上去很沮喪。愛德跟警察熱情地握手，「謝謝你，謝謝你!」「如果我不在這兒，你認為他們會理你嗎?」愛德後來問楊肖。「很難說，應該是吧。首先你自己要了解法規，然後讓別人去遵守它。你知道嗎，現在有一條規定，警察在跟你說話前必須敬禮。上海的警察都這麼做，他們很有禮貌。在北京，我的一些朋友比較厲害，如果警察找他們，他們就說:『別廢話，先敬禮!』」「我想見見想出這種法律的人，」愛德說，「我要向他致敬。英國也應該有這樣的法律。」「沒有住的地方。」我們問的第一個男人說。我們又問了第二個，還不行，但第三個中年婦女領我們離開主路，進入石龍鄉狹窄的街道。她把我們留在一棟與周圍環境不甚協調的三層小樓前，房上是新換的白瓦。吳家往西昌賣豬的生意顯然很紅火，他們乾淨明亮的新房子向投宿者開放。我們吃了青椒驢肉、炒雞蛋、雞蛋西紅柿湯，還有米飯。吃飯的屋子非常大，布置得體。牆角有一台電視，吳家20歲的兒子吳濤正和三個朋友在看中央一台。吳濤的祖母一言不發地坐在我們飯桌對面的沙發上，她看起來非常老。「老奶奶，」楊肖說，「你記得紅軍嗎?」有人主動與她談起往事，老婦人很高興。「我記得，」她說，「那時我16歲。我們家是地主，都跑到後山了。我們那兒的地主都很害怕。回來后，發現大部分糧食和衣服都被拿走了。」「你們家有人被農民或戰士打傷嗎?」「我大媽被抓走了，由於年紀比較大，他們在大橋放了她，又在那兒抓了另外一個地主。那個地主被帶到瀘定，最後也釋放了，自己回了家。」好像紅軍有時會抓一批地主，帶著他們到各地進行批鬥，藉以向農民兄弟聲明，紅軍是窮人的軍隊。聽到我們的談話，吳濤和朋友們也不看電視了。這些男孩子說村子里還有紅軍住過的房子，牆上能看見他們塗寫的標語。第二天早飯後，我們出去轉了轉，發現他們的話並不全對。標語已經沒有了，但朱德住過的房子還在，並且保存完好。65歲的吳錫辛邀我們進去坐坐。「朱德任命我父親為當地抗捐同盟軍的領導，等紅軍離開後繼續開展工作。」吳錫辛說，「後來國民黨也來了，他們把我父親抓起來帶到冕寧。我們家花了800大洋賄賂當官的，才把他贖回來。」「那筆錢相當於今天多少錢?」愛德問。「超過10萬塊。」吳錫辛寫了幾份文件，詳細描述他父親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希望政府能夠補償他們那800大洋。「我父親從不為這件事操心，但我認為政府應該還給我們這筆錢。他們說找不到這筆錢的記錄，因此他們也無能為力。我認為這不公平。」出於禮貌我們表示贊同他的觀點，後來楊肖問愛德對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想的。「他的父親冒了很大風險幫助**，」愛德說，「有可能會被國民黨殺害。但我想為革命出生入死的人是不會期望金錢的補償的。再說他並不比其他幫助紅軍的人犧牲得更多。」楊肖贊同他的說法:「對，參加革命本身就有巨大的危險。許多人甚至為此付出生命。如果吳錫辛想要10萬塊，那政府要付給那些烈士的家人多少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