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銀河證券首席研究員 左小蕾

劉東華：我覺得張朝陽、吳英這幫人在我們的社會都是佼佼者，但是他們也都是幸運兒，他們把我們這個世界最領先的做公司的制度安排直接帶進來了，而且這是中國轉型到今天，這種方式已經為中國社會所接受，就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這種規則的幸運兒。而中國轉型期，在中國辦企業，實際上我們中國現在是個創業時代，創業時代是靠打破規則，尤其是即有的好多東西，今天幾乎所有的創業者，做企業做了五年以上，更不用上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上，這些創業者實際上都是打破了很多規則，打破的那些規則是應該被打破的，但是他打破了，他成功了，他的成功使媒體把他放到聚光燈下，而我們這個社會幾千年來形成了很多東西，大家不能夠承受，怎麼突然他變得這麼富有，我現在還是窮光蛋，而且大家現在也不願意說因為我無能。所以，現在很多出事兒的企業、出事兒的企業家，有沒有原罪也好，有沒有根本的問題？肯定有，但是，我認為大部分是犧牲品，大部分是不應該被我們這個社會犧牲掉的。若干年前我就說大浪淘沙，大浪也淘金，把那些最優秀的人，體制內的，像黎元江，廣州日報的社長。中國改革做得最成功的，各種各樣的所謂的違規、犯法的事實全部加起來，一共是一百零幾萬。如果是一個合理的、健全的制度安排的話，像黎元江一年的收入至少應該100萬以上，但是我們的社會沒有做這樣的制度安排，但是實際上逼良為娼的事例很多。

在中國做媒體，目前不存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不存在。所以，有些東西我們的確應該辯證的看，歷史的看，不要冤枉一些好人，而且這些好人還是有能力做大貢獻，而且好多已經做了大貢獻的人。

銀河證券首席研究員左小蕾

左小蕾：我是這裡唯一一個自告奮勇參加會議的人。昨天晚上我看見我先生在看《商道》，他告訴我明天要開一個會，我就把這個會的議程看了一下，看有這麼多大人物，而且討論這個議題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討論這個商道，現在好多的會都是討論怎麼樣賺錢，怎麼樣發財。商道在我的第一印象里是商業道德，我說這些商人很有良心，我看看他們到底怎麼樣建立自己的商業之路，怎麼來討論自己的道德。中國的文化從來都認為中國商人是奸商，我雖然接觸不是很多的商人，但是我接觸最早的是我先生這樣的商人，我覺得是儒商。這麼早就討論這樣的話題，我很有興趣，所以我就自告奮勇，我問他我能不能去，他中午告訴我能去，我就來了。

說實在的，我沒有走上商業之路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在美國念書，把博士學位念完了，做survey，最後我做了老師，後來我在亞洲金融管理學院教了幾年MBA，在我教MBA的過程中，哈佛大學非常慎重的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因為哈佛大學從來的口號是培養年薪10萬，500強的管理人員。可是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而且開創了一門課，就是商業道德。很多學生出去以後面對的是一個企業必須要行之有道，必須有商業道德。但是，我感覺到還是不太一樣，剛才大家講到《商道》這本書，和我們所說的哈佛大學提出的商業道德，像美國提到的東西，他們基本上是基於法律法規這樣的法制環境里，因為他們的公司是私營性質、民營性質的，但是都是跨國公司、大企業，這種情況確實是比較多的，就算大家中小企業的規模比我們大，他們也是多年的企業文化和法制文化的影響，所以他們提誠信非常重要，提顧客提得非常重要，顧客是第一的，然後提尊重每一個人都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誠信是他們的立命之本，建立在這一整套的文化基礎上。剛才有的企業家提到我們幹什麼，我們是誰？他們是跨國企業，要擴張，永遠是創新，永遠是發展，如果你跟不上，就要淘汰，不存在我個人應該做什麼，我個人下一步做什麼，我財產到了一定規模的時候應該怎麼做。像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這些公司就不討論這樣的問題，這是很重要的不同。我覺得《商道》里提到的是比較典型的亞洲模式，提出了很多發人深省的亞洲的問題。對於中國的企業家來說，我覺得不完全一樣，我們這些企業家出身各異，有官員下海，有真正的民營企業家，第一桶金的來源，有農民，都不一樣，但是有個共同的特點，今天我們企業家的水準，可能比商道的水準高，說實在的有很多都是精英，說政府下海的也好，基本水準都是不太一樣的。但是，像剛才提到的褚先生，就是紅塔集團的總裁，他的命運跟他在國有企業有很大的關係。我現在就在一個國有企業，我感覺有些國有企業的問題，道德、制度根本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我覺得今天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中國企業的希望，是中國發展的希望，因為國有企業也有這個問題的討論，但是根本就提不到執行或者怎麼樣做的基礎上。

我對具體的書並沒有很多具體的感觸，今天的社會跟這個時候不太一樣，世道不太一樣，國際化、全球化的狀況。今天我們才有十年發展的企業家就來談商道，我覺得應該放在更高的層次上，像我們怎麼樣走出國界，向全世界發展，這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這個問題不光是跟我們個人做人結合起來，還要和整個的世界發展結合起來。我今天很受教，還要向大家好好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