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上帝給的日子

曾經說用三隻眼睛看世界，並非標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鄉、兵營、都市三塊生活令我終生眷戀。

我在故鄉度過了美麗又艱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膠東半島海防戍邊奉獻了最燦爛的青春，現在北京為軍隊文學藝術創作、出版，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

江南水鄉、海防軍營、首都北京的環境、文化、大米白面、玉米高粱、牛奶麵包、空氣、陽光、雨露，養育了我，造就了我。

自小到今天，是父老鄉親、戰友、同仁朋友與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嘗人生的苦澀和甘甜；經受生存的艱辛和殘酷，感受人間的歡樂和溫暖。

是他們給我生活，給我智慧，給我靈感，給我毅力。生活把我與他們融合，血肉相連，息息相關，唇齒相依。

我不能不關注、凝視、遙望他們，不敢有半點疏忽和懶惰。《兵謠》、《鄉謠》、《街謠》，算是對戰友、父老鄉親、同仁朋友的一個交待。

《兵謠》獻給部隊同甘共苦的戰友們，《鄉謠》獻給故鄉生我養我的父老鄉親們，《街謠》獻給書業界艱難創業的同仁、朋友和哥們兒。

自己是以這樣的一種誠意來寫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戰友、父老鄉親、同仁朋友們叫好，他們讀了作品，只要承認我是他們的戰友、鄉黨或者哥們兒，就知足了。

故鄉是我人生的出發點，也是我文學的根。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寫作的根，根植得深與淺，獲取的養分豐富與單調，成長的土壤富饒與貧瘠，決定著作家的寫作生命。

除了山水、地域文化和風情的熏陶，我以為賦予作家文學天資和靈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爺爺或奶奶。

父母對兒女考慮更多的是責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對立會導致距離。爺爺奶奶則不同，他們給孫兒孫女更多的是疼愛。

隔代老小之間幾乎沒有距離，相互間可以無話不說。家族的歷史，村裡的故事還有民間的傳說，常常是爺爺奶奶與孫兒孫女間永恆的話題。

爺爺除了告訴我那些歷史、故事、傳說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寬厚的性格。

他是當地方圓幾十里有名望的"牛頭"，現在叫經紀人。做中間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離開了公平、公正，這碗飯就吃不下去。

我跟爺爺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從沒見爺爺與誰有過糾紛，也沒見他跟誰吵過架。

就是我娘與鄰居發生口角，他也會把我娘叫回家。我記得他總是這樣勸我娘："大小姐，誰對誰錯都擺在那裡，你讓她去說，她不佔理再罵人，村上人就會說她，一人說她一句，她三天三夜不睡都罵不夠本。

"很小的時候，我陪爺爺睡，我問爺爺，我們家的屋子為啥比左右鄰居的窄，床要是橫著擺，連過道都沒有。

爺爺說造屋的時候家裡沒有人，把活兒都包給了他們，他們把自己的牆溝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

爺爺跟我說："忠厚才能有后。人一輩子不能占別人的東西，尤其不能占別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佔到棺材坑那麼大，他就該死了。

"當時我無法判斷爺爺的話是否靈驗，可鄰居的長輩們不到四十就短壽倒是事實。

爺爺的寬厚影響了父親，父親在鎮上豬行掌秤，也是一輩子做中間人，完全繼承了爺爺的品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

寬厚待人成了我們家的祖訓。現在想起來，太爺爺活到八十七，因帶短工下地搶收麥子中暑而死；爺爺活到八十三，因患腸梗阻醫院不給治療而死；父親今年已經九十一了，還常跟兒子們搓麻將，八十九歲那年跌斷了大腿骨，居然還能長起來，如今走路連拐杖都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館喝茶聊天。

現在再品味爺爺的話，道理深在其中。我的作品沒有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大悲大喜；也沒有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深仇大恨；即便寫心地陰暗的小人，也總是以規勸的寬容讓其反思。

這怕是直接受爺爺寬厚性格的影響，可以說是長，也可以說是短。我們家的生活境況，從太爺爺開始，一直處在叫富不富，叫窮不窮的中間狀態。

這種狀態讓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窮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褲子的貧寒，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對貧民的同情；這種狀態還讓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寧願拿剩茶剩飯餵豬也不給叫花子一口飯吃的勢利，我與叫花子一起對富裕小人充滿憎恨。

同情與憎恨讓我過早地成熟，我的情感變得細膩，對人情特別敏感，思維活躍豐富，世事記憶永久。

或許就因為這些，我的小說才生活紮實、細膩逼真、人物鮮活，人物故事才顯得新鮮、獨到，與別人的不一樣。

三部小說，冠以"日子三部曲"，該有點想法。寫小說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書寫人生。

在部隊一個青年作家讀書班上我說過這樣一個觀點：凡是一個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獨到的視角。

比如魯迅先生的平民視角。他的眼睛始終盯住社會最底層的貧民，他的愛與恨都交織在國民的那根脊樑上。

無論阿Q、孔乙己還是祥林嫂，都傾注著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複雜情感。

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視角。他的全部作品中，無論是秦始皇、屈原還是王昭君、高漸離，在他們身上放射出來的藝術光芒，都飽含著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視角。他喜歡用童真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世界，無論是現實還是歷史，世界在他的童真目光里，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實可愛。

無論是《透明的紅蘿蔔》、《紅高梁》，還是《牛》、《拇指拷》，只要他用這種視角來觀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獨特的，也是叫絕的。

說到底視角其實是哲學，是觀察認識世界的方式方法。竊以為，有些長篇前緊后松、虎頭蛇尾，有的概念、空洞、蒼白，有的人物思想大於形象、符號臉譜化，根是哲學思想不夠紮實所致。

存在決定意識、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鬥爭性與同一性、外因與內因等等這些基本觀點，或許還停留在書本，未能真正成為自己觀察世界和思維的方法。

人物看不出現實、家庭、地位、經濟、環境、地域文化、民風民俗、教育等諸方面對他個性形成的營養成分，人物命運和結構也與事物運動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相背離。

一個作家的哲學觀念尚未確立，便始終無法確定，或者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視角，那麼可以斷定，他的寫作很難創新。

沒有獨特的視角，就不可能有獨特的發現，作品很難具有原創性。主題跟別人大同小異，人物似曾相識，結構司空見慣，故事陳舊老套，語言東施效顰。

現時這樣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還炒得頗響，有的還得這樣那樣的獎。

其實真要是坐下來平心靜氣問上幾句，它寫了個什麼樣的人物?提供了什麼新鮮故事?

語言有什麼魅力?對生活有什麼獨特發現?表現形式有什麼創新?可能有的作品就問成了一攤泥。

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獨特的視角，或許只是有了這種意識和追求。我著力關注普通人生命的價值。

在評論家、作家眼裡，從拙作中發現更多的或許是人物、思想、細節、語言、文化和風情。

但我寫的是普通人的日子。他們所遭受的天災人禍、遇到的命運挫折，碰到的生存困難、人與人之間產生的矛盾是非、他們按照當地的文化習俗為人處事的所作所為，都是生存的客觀賦予他們日子的內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過程，他們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著，生命的價值完全涵容在他們平凡的日子裡。

《兵謠》是士兵和下層軍官的日子，《鄉謠》是鄉村底層農民的日子，《街謠》是都市下層市民的日子。

一個生命，當他從娘肚子里鑽出來呱呱來到人世間，無論上帝給他安排怎樣的命運，官也好，民也罷；高貴也好，卑賤也罷；天才也好，愚蠢也罷；作為人，他活著，都要過日子，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是平等的。

我們的社會、我們社會的掌權人、政府的權力機構、我們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應該給他們以平等，可現實恰恰給人以不公正、不平等。

有的人為了別人過好日子，把艱難和困苦留給自己；有的人則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這種客觀或人為的不公正、不平等，製造了許多人間悲劇或人間喜劇。

我只想為那些被不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價值的、為這種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們呼喊，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尊重人過日子的權利。

古義寶、汪二祥、聞心源、莫望山就是在這種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下，艱難地過著上帝給的苦澀的日子。

既然是訴說他們的日子，三部作品就儘力跟日子本身一樣自然和真實，不製造人為的懸念和曲折。

訴說的功夫，關鍵在說。敘述，說也。一部幾十萬言的書，如果能讓當代人讀完，作者的語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讓讀者讀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語言功夫便修鍊到相當的程度。

我是作者，也是讀者。我以為一部好的小說，它應該讓讀者隨時隨地，隨便翻到哪一章、哪一節、哪一頁，都能讀下去，而且一讀，很快就能把讀者帶進小說營造的氛圍，讓其陶冶其中。

這是小說的一種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在《街謠》最後修改的日子裡，上帝扔給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親患肺癌醫治無效，於臘月二十六(二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點零八分，永遠離開了我，我再也見不到用血和汗養育我們的娘。

儘管在她最後的日子裡，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這是我當兵三十四年中與母親在一起最長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盡了一點兒子應盡的責任，但遺憾仍沒法彌補，我無力讓她活過八十，給她做八十大壽。

天意無法抗拒，這是上帝給我的日子。《街謠》的后三章就是在這悲痛的日子裡改畢，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

母親一直企盼兒女事業有成，我認定這是對母親養育之恩最好的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