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我用寫作了解世界

人物印象

○採訪劉震雲，至少約了三次。

第一次他要到外地出差。

第二次他從外地回來，要我容他歇兩天。

第三次他要改約定的時間時，說的特別讓人無法拒絕，他說你容我解釋一下原因，我朋友的孩子轉到一所不錯的學校，朋友答應校長說劉震雲會去做一次關於寫作的講座，結果兩件事的時間撞上了，我想你可能能理解孩子的事情比大人的事情更重要，所以就抱歉了。

○本來我的一個同事聽說我要採訪劉震雲，堅持要一起去，她說我可以什麼都不說，坐在對面看著他就是了。我們都是學中文的，在《一地雞毛》還沒拍成電視劇之前，老師就已經把它當做新寫實主義的絕好範本來給我們講解了，所以我的寫小說的同事對他的崇拜也在情理之中。結果這一改時間，同事也只好改道外地去看父母了。臨走還說中國的小說家裡，如果有誰能成為真正的大家，劉震雲應該算一個。

開玩笑告訴劉震雲，他失去了一次和崇拜自己的人對面相識的機會。他回答：去看自己的父母肯定比來見我更重要。

○攝影記者建議我在一家比較著名的酒吧完成這次採訪，因為那裡的玻璃天花板比較利於拍照，劉震雲就開著他打理得非常乾淨的銀灰色富康拉著我們前往，他們聊了一路足球，還談到在《甲方乙方》里扮演的一個小角色，劉說那不過是他乾的一件不三不四的事，就是朋友湊在一起覺得好玩兒。

在一個不許掉頭的路口，他打量了兩眼，確信沒有警察，迅速地把車頭掉了過來，接著聊足球。

○他稱我們為老師，管自己叫小劉。每回答完一個問題，都用：「大體就是這樣，王老師。」結束。在同一時間場景下談話，談話的內容不同，他的表情和語態會完全不同。談文學時最為嚴肅，強調最多的是一個職業作家對本民族語言和想象力的責任。

○談家人和朋友就輕鬆得多，太太是他北大時期的校友，都是河南老鄉，假期一起坐火車回家時，給了他表現自己的機會。本來是手上生皮炎，不得不貼膠布。女同學問他原因時，就變成了特不經意但絕對具有殺傷力的一個解釋：「嗨，拉小提琴拉的唄，在部隊里咱當文藝兵。」

直到今天，他太太想起這件事的時候，還會給他一句：「小劉啊，咱什麼時候買把小提琴在家拉一拉呀。」

他笑稱自己在家裡沒什麼地位，她們都閑我邋遢。他的綠色軍挎里裝著的一個很卡通的錢包，就是女兒的淘汰品。

○朋友里他喜歡馮小剛，為把他的小說《溫故1942》拍成電影，他們兩人在山西等地跑了一大圈。他說和馮小剛在一起感受最多的是他的友善，這一點和其他許多人不同。他對馮小剛的評價是：他外在表現出來的東西和他的內心不是特別相像，他其實是一個挺憂傷的人。

○在談到自己最喜歡的外祖母以及她老人家的幸福時光，劉震雲顯示了他絕對的語言天賦。他用極簡短的句式活畫出一個令人尊敬的老人，其間的幽默不動聲色。

○我說這間酒吧最著名的是它的洗手間，據說一個水龍頭的價錢夠買好幾把椅子的，我的採訪對象就充滿好奇的非要在訪談結束後去趟廁所。

○他說寫作是一個極古老的職業，就像釘鞋的、做雜碎湯的職業一樣古老。操作手段特別落後，自蔡老師發明紙以來，我們就一直在用它。誰選擇作家還有私心雜念的話，那就是有病。

但你分明能在這番話外感到他對自己職業的尊重。他說人對世界的認知其實非常有限。每個人都力圖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儘可能多的認識和了解這個世界。有的人藉助金錢、有的人憑藉權利、有的人依靠科學研究，而自己是通過寫作來實現這一目標。現實生活是深刻的，但是作家寫的那一段是不是深刻，這是一個問題。

對時下流行的行走文學，他好像不大以為然，他說寫作是一件需要坐下來完成的事，走著的多是一些走馬看花的東西。對內心一些東西的挖掘，不是走著能完成的。

○從大學畢業分到《農民日報》到今天，劉震雲一邊當著他的政文中心主任，一邊構築他的一部又一部長篇。他說他喜歡農民日報的那些哥們兒，還舉了一個例子：「我們那兒的校對，是我錯別字的老師、足球的老師、還是生活的老師。他告訴我餓的時候別逛街，吃飽了再逛，不會亂買東西。我試了試。說得真有道理。」

○最近發表在《大家》的《一腔廢話》，據稱是一部關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品，是一個心裡空間的故事。

○劉震雲說中國作家和國外的作家相比，有兩個弱項，一是知識面沒有他們那麼寬，二是對外語的掌握極有限。他現在首都經貿大學學英語，和別人學外語有一點不同，他就用國外翻譯的自己的作品當閱讀材料。因為對自己寫的東西非常熟悉，看起來會比較快，也比較有意思。比如他寫的《塔鋪》，有一段說三個孩子都長大了，孩子的爹給他們張羅媳婦，三個孩子幸災樂禍，其中一個說：「這夠咱爹喝一壺的了」，翻譯成「這夠咱爹下酒館了」。劉震雲說可以想見因為文化的差異，我們在看許多翻譯的外國作品時會遇到多少這樣的問題。

人物自述

-對寫作的認識

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是成功的。這一點可以用體育比賽來解釋。

一般而言，比賽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成功作為結束，比如各種球類比賽，總要決出贏家。另一類是向自己挑戰，比如跳高、跳遠，最後大都是以運動員自己碰桿兒結束。也就是以失敗結束，寫作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選擇寫作為生，是因為我喜歡，它給我帶來很多樂趣。每一個人對世界都是懂得少，不懂得多。每個人都會通過自己的方法，來探索這個世界上不懂的東西。我用這樣的方式摸索的多一些。

寫作和其他的行業不同的地方是，它總是要面對一些說不清楚的東西，包括情感、情緒、往事、夢，這些說不清的東西，對想要了解他們的人而言顯得特別難，文學不是要把他們說清楚，而是把世間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然後留下來。

我剛開始寫作時模仿身邊的事，很愉快，寫著寫著就不滿足了，覺著單純的模仿很低級。人的創造性其實很小，主要還是模仿，但關鍵是你模仿的是哪一部分，現在好多作家的模仿都是停留在對已知世界的描述上。

我的《一地雞毛》也是對已知世界的描述，寫的是物理時間裡發生的故事。但小林心理的想法可能有80%沒有寫。我現在寫東西，寫的就是那80%。一般的人寫書，它只要對自己和自己的往事負責就夠了，但對一個職業作家來說，要對本民族語言的想象力負責。

如果讀者每次見到的都是老朋友，那作家存在的意義在哪兒？如果讀者永遠看到的都是瓊瑤、金庸那樣的作品，我們民族的想象力就會有問題。作家和通俗作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作家要對大家的想象力負責。

作家是自己和自己較量的工作，作家的工作是封閉的。拍電影有很多東西可以藉助。燈光、道具、演員。寫作沒有，所有的東西都得靠自己。它對心態的要求特別高，你第二天的情緒要和第一天的心態接上茬，否則都是廢筆，寫了也白寫。

漢語在秦以前，像莊子在《逍遙遊》里對鯤鵬展翅的描述，非常有想象力，到秦朝統一之後，指令性語言過多，中國作家就要比別國的作家付出更大的代價。

魯迅先生說的那種獨自彷徨的狀態，我現在特別能理解。如果說寫作有什麼愉快，是在這個地方，如果有什麼苦惱也是在這裡。

我寫作時候的狀態和上班一樣正常，早晨慢跑一小時，上午寫三個小時，中午休息一會兒。下午再寫三個小時。晚上基本上不寫。有時也會遇到寫不出來的時候，通常會調整一下自己。我的經驗是如果你覺得自己寫的東西特別重要，就特別麻煩，你就會著急。

今後我會在長篇上下功夫。短篇和中篇的語言是一棵小樹，長篇才是一棵長成熟了的樹。短篇要求語言更明快，人為的成分特別多，我已經不是特別喜歡了。

-影響我的人是外祖母，

我喜歡聽她講她的幸福時光

我的外祖母活了九十五歲。個子不高，不到一米六，但因為地里的農活幹得好，在方圓幾十里特有名。在她打工的那個年代，東家是個財主。財主家的麥趟子特別長，別人可能割麥子割到四分之一的時候，姥姥就已經割完了，每一個工序都十分麻利。她老人家的經驗是：「可不敢直腰，一直腰就再彎不下去了。」這是姥姥給我的最大的遺產，現在寫東西也是這樣，可不敢直腰，累了的時候想想姥姥，有割麥子累嗎。

姥姥的幸福生活都和東家有關。每天幹完活，吃飯的時候，只見財主提著一個香油瓶，來到下房就張羅上了：「嫂子，拌菜了嗎？」「拌了」。「放香油了嗎？」「放了。」「不夠」——咕咚，財主就得給她再來一下子。你想想，我外祖母在其他的長工里得多有面子。我外祖母到誰家幹活，誰家就忙著把兒子叫過來認乾媽。

有一次我母親腿上長一包，姥姥要給母親看病，回到了自己的村裡。一到五更時候，財主家的兒子趕了三頭騾子拉的車就來叫了：「媽，該起了，還給我妹妹看病呢。」我姥姥就覺得特有榮譽感。

1992年左右，有兩個德國人要到我老家看看。我說那就去吧。一個高個子德國人懂漢語，一個矮個子不懂漢語。村裡人一見來了外國人都嘰嘰喳喳的，只有我外祖母很見過世面的樣子，往太師椅上一坐，說話落落大方，就像是過去的東家給她培養出的貴族氣息。

她問兩個德國人：你們從哪兒來？姥姥，德國。你住德國哪兒啊？德國北部，高個子說。那你住哪兒啊？德國南部，小個子回答。你們怎麼認識的？姥姥，趕集。高個子德國人很幽默。姥姥又問：你們多大了？三四十歲了。嗯，趕上「文化大革命」了，你們那裡搞「文化大革命」了嗎？沒有。姥姥噌的一下就從椅子上下來了，**讓搞，你們為什麼不搞？德國人沒聽懂**的話，所以就沒搞。你們那兒劃了多少地呀。八分，高個子德國人沒弄懂分和畝的概念。姥姥圍著他轉了一圈：你吃不飽。德國人又說：八畝。姥姥又圍著他轉了一圈，那你媳婦受苦了。

後來兩個德國人和我講，這老太太實在是太神奇了。其實只不過是她的生活給了她那樣一個狀態。

我當兵的時候十五歲，那時候對當兵的理解一是能吃上白饃，二是能找個好媳婦。就那麼一悶罐車拉出去當兵了，排長問我想家嗎，我說排長我一輩子都不想家，一上車就吃白饃，我還想什麼家。我是當兵時頭一次見火車，我覺得拉汽笛的時候特別莊嚴，世界真好。但在悶罐車裡最難解決的是撒尿的問題，我一到那種移動的物體上就撒不出，排長說，劉震雲，你怎麼搞的，老站在那兒擋著後邊的人，尿不出來就是沒尿，別撒了。我說好那就不撒了，結果一轉身，尿了排長一褲子。他說，劉震雲，我算是認識你了。我一害怕就說：排長，我想家了。這經歷有點像我上大學時候，我上大學長的第一個知識就是關於口香糖的。我不知道女同學嚼的那個是什麼。我實在忍不住問了旁邊一個男同學，他特別鄙夷的看了我一眼，那叫口香糖。前些時候男同學從美國回來，我們還說這件事。當然是我說不好聽的給他聽。

-影響我寫作的是我的戰友，

我聽他的，因為他聰明

我當時的一個戰友，是我見過的朋友里智商特別高的一個人，他一上車就寫詩，老家在河南，新家安在長城端，排長給他改，新家安在嘉峪關，他就說，排長啊，跟著你可真學東西。我們當時看著他就跟現在的學生看明星似的。後來他回家了，帶了很多馬恩列斯毛的書，他說他要把這個世界搞懂。就是他在部隊有一天跟我說寫東西吧。我當時覺得他是一個特別有遠見的人。人聰明，字也寫得好。總之特別信服他，就開始寫東西了，在北大讀書期間也寫，只不過當時沒人給發表。大學畢業了，才有東西發表出來，所以現在的簡歷里，說到寫東西的時間都是從大學畢業開始算的。

《北京青年報》200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