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2)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張居正號太岳，把太岳相公與大明天子相提並論，是頗有僭妄嫌疑的，張居正卻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攝也」的心態。

萬曆六年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上擺出「我非相，乃攝也」的顯赫排場。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指揮等官員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而且他所乘坐的轎子是真定知府錢普特意趕製的，被人稱為「如同齋閣」。它的前半部是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卧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祈禱，以表忠心，企求日後獲得這位代帝攝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睞。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繚繞的神壇，長跪不起。然後再把這些表章裝進紅紙封套，罩上紅色錦緞，送進張府，用重金賄賂張府家人，希求讓張居正過目，博其歡心，於是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送給張居正，「爭一啟齒，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這種舉國若狂的舉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罕見的不正常現像，後來明神宗病重時也沒有出現類似排場。

張居正難道沒有考慮到「威權震主，祝萌驂乘」嗎？

他是有所考慮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時，一天之內收到皇帝三道詔書，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師，顯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須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廣地方官以為是鄉梓的無上光榮，，特地為之建造「三詔亭」以資紀念。在隆重的慶賀典禮之後，張居正突然聯想到騎虎難下之勢，他在給湖廣巡按朱璉的信中談起「三詔亭」，寫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長的話：「作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事殊，高台傾，曲詔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過五里鋪上一接官亭耳，烏睹氣謂三詔哉！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處在權勢頂峰的張居正明白一旦形勢變化，他連居所都成問題時，三詔亭對他有何意義呢？於是他憂心忡忡地想到了「威權震主」的霍光與宇文護的悲劇下場。

霍光，受漢武帝遺詔輔佐年幼的漢昭帝，任大司馬大將軍，封博陸侯。漢昭帝死，他迎立呂邑王劉賀為帝，不久又廢劉賀，迎立劉詢為為漢宣帝。他前後攝政達二十年之久，一改漢武帝時代窮兵黷武的弊政，以節約財政開支為準則，不斷減稅，對匈奴的政策由征戰轉變為和平交涉。儘管如此，他還是難逃厄運。漢宣帝把他視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後，由於陰謀告發，妻子及家屬多人被處死，當時盛傳：「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這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第一個顯著的實例。寧文護的情況略有不同。他往西魏時任大將軍、司空，繼寧文泰執掌朝政，擁立宇文覺，建立北周，自任人冢宰，專斷朝政。其後廢寧文覺，另立寧文毓，又殺寧文毓，立寧文邕(周武帝)，最終被寧文邕處死，原因就是「專橫」張居正聯想到霍光和寧文護的下場，不免有點惶恐，還是激流勇退吧!他深感「高痊不；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就在萬曆八年三月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請求。這九年來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氣血早衰，鬚髮變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態：從此以後，昔日的聰明智慮將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辭去，恐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這是他輔政第九個年頭的真實心態；儘管他對權位是熱衷貪戀的，也不得不深長計議，以免中途翻車也就是他自已所說「駑力免於中蹶」。這既是一種政治姿態，也是一種自謀策略，神宗卻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毫不猶豫地下旨挽留。兩天後張居止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中「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了淵谷」的心情，他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只是請假．並非辭職，國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喚，朝聞命而夕就道，神宗有點猶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識到張先生的威權震主，也並非不想早日親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人事更動他作不了主得請示「垂簾聽政」的太后才行；慈聖皇太后的態度很堅決，懇切挽留張先生，對兒子說：「與張先生說，各項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切政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為緊要。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無誤又毫無商量餘地的表態，大大出乎神宗與張居正的預料。這一決定使神宗頗為尷尬，在母后眼裡自己還是一個孩子，沒有裁決政務的能力，不得不打消儘快親政的念頭。所謂「輔爾到三十歲」云云，似乎意味著張先生一日不死親政便一日無望。物極必反，神宗對張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轉變，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埋伏下一旦張居正死去必將有所發泄的潛因。對於張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說：「今後再不必興此念」，豈敢再提「乞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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