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閨大案》(3)

「妖書案」遲遲無法偵破，東廠、錦衣衛壓力與日俱增，不得不加緊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東廠緝獲一名可疑男子嗷生彩，據他的供詞，其兄##生光有重大嫌疑。錦衣衛立即逮捕了生光及其兒子其篇，並在他家中查獲羅紋箋寫的手稿等物證。生光是一個秀才，專門以「刊刻打詐」為生，雖然與「妖書」無干，辦案官員卻如獲至寶。接著又把為生光刻書的刻字匠徐承惠抓來作為證人，他招供曾為##生光刻過《岸游稿》十二張及「妖詩」一版。掌管錦衣衛的王之楨武斷認定##生光就是「妖書」的作者。

於是廠衛與政府高官遵旨會審，##生光屈打成招，獲得了以下口供：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懷疑是皇親鄭家(鄭貴妃家屬)指使，意圖報復。在刻了「妖詩」及《岸游稿》以後，再刻《國本有關》，命其子連夜散發，以為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

其實，這是生光的「自誣服」，是逼供信得到的虛假供詞。參加會審的官員卻認為「生光前作妖詩，繼播妖書，眾證甚確，自認無詞」。皇帝也以為此案可以了結，要三法司儘快定罪。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尚書蕭大亨把三法司擬定##生光「論斬」的結論上報皇帝，皇帝以為太輕，要求從重擬罪。蕭大亨心中有數，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論斬」已經過重，不敢法外擅擬，請皇上定奪。萬曆皇帝急於結案二便親自走罪：凌遲處死，再梟首示眾。理由是：「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

就這樣，無辜的生光被糊裡糊塗凌遲處死，然後梟首示眾，他的妻妾、兒子都發配邊疆充軍。光成了「妖書案」的一個替死鬼。就連沈一貫、朱賡對「妖書」出於生光之手也難以置信。他們曾就此案向皇帝表明：有關生光的證據，「空洞繁言，無足推求事實」，「含糊難明」。

然而參與會審的官員卻振振有辭，不過他們的定案有如兒戲。據《先撥志始》記載，參御史余懋衡向眾官員宣布他定罪的依據是：「昨夢觀音大士說：『妖書系生光在場的人聽了莫不匿笑。此話傳到宮中，皇帝聽了也為之絕到。據《罪惟錄》記載，另—個參與會審的御史沈裕為了急於了結此案，曾厲聲對嗷生光說：「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聽了這樣的誘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誣服」，以後也不再翻供。他嘆息道：「我為之，朝廷得我結案已矣，如一移口，諸臣何處乞生?」冤案的真相已經躍然紙上。

生光雖然是一個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卻口還有一點骨氣，始終沒有順從廠衛及三法司官員的意圖，隨意攀誣他人。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在向皇帝彙報時，承認皇上要追究幕後主使人的旨意難以實現，無可奈何地說：「(生光)忍刑輾轉，書內詞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認：「生光證佐已明，忍刑輾轉，未吐同謀主使真情。」刑部尚書蕭大亨想討好皇

上，再三誘使生光扳扯「同謀主使之人」，生光拒不服從，抗言道：「我自為之，誰為主使?」在會審時，蕭大亨把寫好的紙條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紙條上寫著這樣幾個字：

「脫生光而歸，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絕：「獄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生光死後，輿論界普遍認定，「妖書」並非生光所作。當時的野史都提及這件事：

有人說，「妖書」出於武英殿中書舍人趙士楨之手。趙士楨一向慷慨有膽略，「妖書案」發后，杜門不出。據說，暾生光凌遲處死後，趙士楨精神錯亂，屢次夢見暾生光索命，一病不起。

臨死前，他自己透露了這一秘密。又傳聞，趙士楨臨死時，「肉碎落如磔」。所謂「肉碎落如磔」云云，當然是民間關於因果報應的街談巷議，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不過，由此也折射出輿論的導向：暾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靜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斷，一個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寫出這篇涉及「國本」的政論文《續憂危議》!能撰寫此文者，非得熟悉宮廷內幕及官場上層動態不可，區區生光斷然無此能耐。

當然，「妖書」是誰寫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後透露出來的政治動向。顯然，「妖書案」的出現並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對於皇太子地位不穩的一種憂患意識，力圖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輿論的壓力，迫使鄭貴妃不敢貿然廢太子。這恐怕是朝廷大多數官員的願望，包括一部分參與會審的官員在內，都不願在此案中株連無辜的所謂「主使人」，而鑄成大錯。既然抓住了嗷生光，又有刻字匠為人證，案犯又供認不諱，此案便草草了結，是無奈中的上策。對於皇帝來說，真犯究竟是誰並不重要，把「妖書」輿論壓—卜去才是當務之急。因此對於生光的處理，他不同意論斬，偏要凌遲以後再梟首示眾，著意要造成一種威懾氣氛，使後人不敢再在鄭貴妃的問題上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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