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與胡藍黨》(6)

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胡家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胡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為了把罪網羅織得更大，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胡惟庸死後，他的罪狀逐步升級，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黨」於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由此著手製造罪狀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胡惟庸死後罪狀升級為「通倭通虜」，用它來株連開國元勛。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完全是無辜的。胡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殺十年之後，罪狀又升級為「謀反」。朱元璋唆使親信精心策劃，唆使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無中生有地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串通謀反。看得出來，朱元璋要藉此除掉李善長，他冠冕堂皇地說：「(李)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這當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七十七歲的李善長及其一門七十餘人被殺，純屬冤案一樁。一年以後，解縉上疏為其申冤，他起草的《論韓國公冤事狀》，由郎中王國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長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勛臣，假使幫胡惟庸成事，也不過如此，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後，無話可說，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株連蔓延達數年之久。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後世史家對胡惟庸黨案頗持懷疑態度。王世貞就對胡惟庸「謀反」之說表示難以相信：

談遷說得更加明確：「惟庸非叛也」，乃「積疑成獄」，可謂一語道破。

藍王黨案也是如此。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殺敵，所向披靡，堪稱常勝將軍，戰功顯赫。洪武二十年升為大將軍，兩年後進封諒國公。皇恩浩蕩之下，藍玉忘乎所以，驕橫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將權與皇權的衝突。於是除的網羅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說他與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圖趁朱元璋出宮舉行「藉田」儀式時，發動兵變。裝模作樣審訊的結果，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為了顯得名正言順，朱元璋特地下手詔，頒布《逆臣錄》，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從保留下來的《逆臣錄》可以一眼看出，當時羅織罪狀的伎倆實在拙劣得很。陳四益《羅織的證據》一文對此嘲諷道：由於審訊者心思不夠細密，留下了許多破綻。比如，一個名叫蔣富的招承，說是藍玉出征回來，請他吃酒，在酒席間，藍玉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眾頭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聽著，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久后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蔣」是誰呢?

只是藍玉家一個打漁網戶。另有一名叫張仁孫的供道，說是因為出征回家，前去拜見，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各置軍器，聽候接應，如日後事成時都與大官人做。這個張仁孫是誰呢?當初只是鄉里一個染匠。藍玉如果真想謀逆，自然應當十分謹慎，這樣殺頭滅族的事情，哪裡有見人就說的道理?何況還是些無足輕重的打魚網戶和染匠。僅此一點，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懷疑。《逆臣錄》是如此這般炮製出來的，目前已經散佚的《昭示奸黨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開國第一功臣徐達因為一向反對胡惟庸，所以無法牽連進「胡黨」，他死時藍玉黨案還沒有爆發，當然與「藍黨」無關，但是他也沒有倖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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